1949年新中国主席选举,毛主席竟没有全票当选,差一票,谁没投?

1949年,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等职务。

参加的代表有576人,毛主席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了革命的胜利,主席的位置也是众望所归。

然而在投票环节结束后的唱票环节,却发现毛主席的票数只有575票,竟然不是满票通过。

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少的那一票是谁的呢?

他又为何放弃票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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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经过唱票小组的查证,才知道没有投票的人是张东荪,他在同一年当选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张东荪1886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张东荪饱读诗书。

那时候正是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时候。

国内在外来侵略者的入侵和压迫下,也认识到了变革的重要性,国内派遣一大批留学生赴国外留学,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张东荪有幸成为了赴日本留学的一员,在东京帝国大学就读。

东京帝国大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张东荪开阔了眼界,学习了很多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传统的儒学思想和先进革命思想的融合,让张东荪更清晰地认清了国内的形势。

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张东荪赶上了辛亥革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人士,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革新进步,就要推翻封建帝制,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

张东荪在1912年加入了南京临时政府,并且成为了大总统府的秘书,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梁启超等先进的革命人士。

两人同样是在日本留学后,回到了国内闹革命,这为两人结下友谊奠定了基础,但是梁启超却是袁世凯的拥护者。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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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梁启超自认为袁世凯和自己是当时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是改写历史的关键,大力鼓吹袁世凯的统治。

辛亥革命过后,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进步的学者,他们的从政理念都不一样,宋教仁就主张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实行议会制度,这个和袁世凯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宋教仁成立了国民党,来宣传自己的革命理念,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的加入,不甘落后的梁启超组建了民主党和宋教仁的国民党抗衡。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梁启超以民主党为基础,吞并了共和党等其他党派,组成先进党,张东荪响应梁启超的号召加入了先进党。

当时先进党和国民党是国内有名的两大党派,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党派之间关于国家未来的走向起了很大的争论和冲突。

梁启超

梁启超的先进党前期是拥护袁世凯无疑的,先进党在这个阶段大肆宣传、拥护袁世凯的统治,梁启超也因此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

后来,梁启超借势成立了内阁,可是袁世凯是主张复辟封建帝制的,这和梁启超的思想相违背,不过梁启超那时候虽然痛恨袁世凯的专制行为,但是从本质上还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

直到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梁启超的内阁倒台,他才真正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才彻底对袁世凯死心。

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封建帝制的步伐,梁启超也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开始带领先进党加入讨伐袁世凯的大军。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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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倒台,梁启超宣布退出政坛,代表着梁启超进步党一方的《时事新报》也成为了研究系的主力军。

张东荪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时事新报》的一员。

《时事新报》的前身是《时事报》,在1907年在上海创办,后来时事报和舆论日报合并,才有了时事新报。

最初,时事新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纸,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时事新报又成为了先进党的宣传工具。

1916年4月,时事新报的主笔张君励北上的时候,把主笔的位置交到了张东荪的手中。

张东荪接手时事新报之后,对报纸进行了改版,报纸的内容也多是评论时政和国内经济等相关的话题,同时它也是张东荪的舆论阵地。

梁启超和张东荪的关系较好,时事新报也是梁启超和先进党的主要阵地,在张东荪的发扬光大下,时事新报当时在上海成为了,消息最全面、最灵通、材料最丰富的报纸,基本上是人手一张,非常受欢迎。

随着时事新报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还增加了副刊《学灯》,听名字就和学习有关,创建学灯的目的,也是在给新青年灌输文化思想,以教育为主旋律展开的讨论。

学灯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当中的影响力,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之一。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张东荪创办学灯的初心是教育,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他致力于宣传新思潮,鼓励青年学生更加认清社会的本质和现实,这个副刊也是张东荪非常重视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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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东荪宣扬的主体思想却和马克思主义相背离,在五四运动期间,张东荪是非常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的,而且以报纸为阵地发表社论,大肆抨击社会主义,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张东荪当时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于英国,他主张国家和社会经济分开治理,国家和公会,也就是社会团体有平等的权利,说白了就是国家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公会代表生产者的利益。

虽然基尔特社会主义源自于英国,但是影响力却远远低于英国费边主义的影响力,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拥护。

在那个年代,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都是能够理解的事情,各种思想百花齐放也是正常现象,只不过真正适合中国的思想和发展路线只有一条。

张东荪在最初的时候,和我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对立面的。

张东荪

其中最明显的是张东荪在1927年,极力鼓吹新康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再过多赘述,既然是和马克思唯物主义相悖的,那新康德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流派之一,事实上也是哲学理论的争论。

一位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后期能成为朋友也是匪夷所思的,从张东荪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了国家的大度和包容。

张东荪和我党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这和他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很大的关系,在1932年,张东荪还参加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一年后成为了社会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像张东荪这样的爱国学者经常遭到日本鬼子的打击,张东荪就曾经被日本鬼子抓起来过,后来被释放以后,就在国民政府工作,担任参政会的参政员。

虽说张东荪在思想上和我党的主张有些偏差,但也是一个爱国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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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国内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者的战略思想。

张东荪在了解过之后,率先做出了回应,随即在国内发表社论,支持国内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者。

在和周恩来等人的会见过程中,张东荪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他当时还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为了抗日战争付出了不少努力和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张东荪曾经想过到大前方参与作战,为抗日战争出力,可是那时候张东荪年事已高,已经折腾不动了,他也放不下家人,他是一个文人,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不过张东荪还力所能及的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把学生们,都送到了安全的解放区,这些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同时他还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购买大量的医药用品,支援抗日战争前线。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张东荪不主张解放战争,他的立场是站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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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和专政独裁他是反对的,但是也不赞同用打仗的方式推翻国民政府的专政独裁,张东荪主张和平共处。

他的想法和主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太天真了,过于相信蒋介石会真的做到和平共处。

重庆谈判就是很好的例子,蒋介石根本无心谈判,更无心和平共处,他只想独裁专政,甚至是独吞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重庆谈判失败,开始解放战争就足以证明张东荪太过于理想化了。

重庆谈判

不过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张东荪也不再对蒋介石抱有任何幻想,及时悬崖勒马,在平津战役开始以后,张东荪主张和平解放北平,多次跟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军官傅作义进行谈判。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张东荪从中周旋功不可没。

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代表大会上,张东荪以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还当选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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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投票环节,张东荪却选择了弃票,并没有投票给毛主席,全场参会的有576人,也只有他没有投票。

唱票人员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不知道不要不要把这件事情上报给毛主席,并且事先请示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和毛主席是多年的战友,对毛主席还是非常了解的,他让工作人员如实相告。

结果也是让所有人都出乎意外,毛主席听到后并没有责怪,只是一笑置之,他告诉身边人,是否投票给他都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他们的权利。

毛主席尊重张东荪的选择,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张东荪却是有事情憋在心里。

那时候张东荪是反对亲苏反美的外交政策的,他甚至还和在美国的老友联系,托朋友帮忙向美国转达,中国的和平意图,不想美国把战火再烧到中国来,试图充当调解者的角色,从中周旋。

只能说张东荪又犯了以往的错误,他的想法没有错,错在太天真了,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人,不代表他在政治军事方面有远见,没有真的看清当时的国际形势。

抗美援朝爆发以后,再次证明张东荪的主张是错误的,他的错误做法坏了大事,也给他带来了灾难。

民盟内部以此事批判张东荪,并且采取了极端手段把他驱逐出了民盟,甚至还要用叛徒的罪名把他逮捕起来。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出来救急,帮张东荪解了围,用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不仅如此,还要把张东荪好好养起来。

张东荪才得以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从那时候起张东荪名义上是北大教授,开始在家浇花养草,过着颐养天年的养老生活。

张东荪是值得人尊敬的文人,他为国家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主席的做法既大度宽容,也体现了对张东荪学者身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