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冠軍瘡疤（下）：黑牢裡的「愛國決賽」

被当作政治工具的「足球传说」，能不能被代代相传、歌颂？图为78年颁奖典礼，军政府首脑魏德拉，向阿根廷主力中场加耶戈（Américo Gallego，6号）双手比赞 图／法新社

▌前篇：〈阿根廷的冠军疮疤（上）：世界杯交换的「肮脏战争」〉

被当作政治工具的「足球传说」，能不能被代代相传、歌颂？

肮脏战争期间，阿根廷军政府的大规模处决与冤狱，很快就被异议人士与「五月广场的母亲们」传出海外。但除了国际特赦组织与少量欧洲NGO，欧美各国对于「肮脏战争的传说」装聋作哑，面对少量「抵制世界杯」的人权质疑，FIFA与参赛国足协都不予回应，亢奋的魏德拉将军更对国内喊出骇人的口号：

谁说阿根廷没『人权』？我们都是『人』，同时极有『权』。

谁说阿根廷没『人权』？我们都是『人』，同时极有『权』。 图／美联社

为阿根廷足球写传的体育作家威尔森（Jonathan Wilson）指出，在世界杯前夕，国际舆论对军政府的人权指控，在阿根廷社会竟形成了一种集体变态、排外的「围城心理」，人们不再愿意相信「有人消失」的故事；「欧洲人怕输，所以千方百计要阻止阿根廷办世界杯」反成了主流指控。

像是通说传奇里，当时的荷兰球王克鲁伊夫，与西德的中场布赖纳特（Paul Breitner），都因反对军政府独裁，而拒绝前往阿根廷参赛；但在多年之后，克鲁伊夫才终于说明当初之所以拒绝征召，真正的原因是家人遭受绑架（但另一说法是他与荷兰队友们不合），而布赖纳特则与西德足协有过节，根本就被高层冷冻——因此，阿根廷世界杯的开幕，并未真正受到世界足坛任何公开抵制。

梅诺蒂日后强调，他自己有感受到独裁压力，也耳闻被消失的故事；但比起两手一挥、逃离国家队，他自己更想「守护美丽足球的认同」，让阿根廷国家队能用「美好的方式」陈述「阿根廷的足球是属于人民、而非国家的！」无论如何，梅诺蒂决定照常带兵、配合军政府的要求，阿根廷世界杯也在1978年6月盛大开幕。

通说传奇里，荷兰球王克鲁伊夫，是因「反对军政府独裁」，而拒绝前往阿根廷参赛；但在多年之后，克鲁伊夫才终于说明当初之所以拒绝征召，真正的原因是家人遭受绑架。图为1974年世界杯，阿根廷被荷兰4-0羞辱。 图／法新社

▌各位国民！世界冠军！

在第一轮分组赛的期间，阿根廷军政府虽然收敛不少、但各地的黑牢却仍继续秘密抓人，而梅诺蒂的带队成果，虽然让阿根廷以2胜1负的战绩成功挺进第二轮，但在次轮小组赛、攸关决赛权的末轮战中，阿根廷却争议地以6-0大胜秘鲁，后来居上力压巴西、如愿晋级在纪念碑球场举行的决赛。

这场比赛争议在哪里？一方面是秘鲁意外性的溃败，巧合地提供了阿根廷足够的进球数，妥妥当当地将地主队「送」进了决赛；另一方面，场边的政治疑云与各种「假球阴谋」，也绘声绘影地在赛后流传。

像是在比赛之前，甫从华府卸任的季辛吉，也应魏德拉将军的邀请，以「私人好友」的身份赶赴阿根廷观战。2名政治大老，甚至在秘阿战开赛之前，携手「突袭了」秘鲁的更衣室，错愕的秘鲁球员只能原地立正、紧张地听着大将军「没头没尾地高谈拉美大团结」的心理战施压；又或者是英国《周日泰晤士报》，在1986年世界杯英格兰大战阿根廷的比赛（马拉度纳神迹展现日）当天，刊出一篇以「不具名公务员的说法」，指控魏德拉，涉嫌以3万5,000吨谷物、5,000万美金信贷额度，外加每名秘鲁队员2万美金，交换秘鲁队的「友情放水」。

但这些说法无人能证明——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决赛里，阿根廷透过延长赛，以3-1的比分击溃荷兰，首度摘下了世界杯的冠军荣耀。

当阿根廷国家队队长「凯萨」帕萨雷拉（Daniel Passarella），从一身西装、喜不自胜的魏德拉总统手中捧过冠军奖杯的瞬间，阿根廷全国都沸腾了起来，据说60%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都冲上了街，喇叭、旗帜、欢呼、歌声，瞬时成为撼动全国的兴奋地鸣。

这些声音，全都灌进了「海军电机学校」（ESMA）的黑狱。

▌世界杯是黑牢里唯一有希望的声音？

当时被囚的李维斯基（Norberto Liwski），在2014年的访问中曾对《ESPN杂志》回忆，无论是狱卒大声的广播、还是球场的欢呼咆啸，都能让牢里的人与比赛同步。

有的狱友会为进球欢欣鼓舞，因为在绝望与酷刑之中，那些想像中的比赛画面与声音，是苟延残喘下的少数美好，也是他们与真实世界的仅存连结；但有狱友却是痛苦愤恨，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队每进一球，军政府的声望与社会被麻醉的生活满意度都将随之暴涨，并毫不理性地将经济的饥饿、社会的痛苦全都冷冻。

但众受难者中，最为残酷的，仍是幸存者葛拉西耶拉．达蕾欧（Graciela Daleo）的证词。

阿根廷比赛期间，牢房里外是听得到战况的...但在受难者之间，该不该为国家队喝采，却分裂成不同的反应。 图／美联社

达蕾欧是在1977年10月18日上午11点，在市中心的地铁站被便衣警察强行掳走的。之后，她几经转折，被送到了ESMA，被控的罪名包括持有毒品、贩毒、谋杀、恐怖攻击、颠覆政府；但证据无、审判无，唯一的嫌疑原因，只因为达蕾欧曾参加过「裴隆青年军」，是政治抗争的街头干部。

在ESMA，审问官们最恶名昭彰的刑求手段，是电击。一开始是膝盖，接着是四肢末段、指尖、敏感部位。最后，受刑者会被吊挂起来，电线通上铁管、或者是驯牛用的狼牙棒，侵入你的直肠、阴部。日复一日，无限循环，就像刑求官对达蕾欧的威吓：「在刑求室里，时间不存在！」

但在6月25号、世界杯决赛的那天，纪念碑球场旁的ESMA却暂停了审讯，狱卒们开始鼓噪起来：「阿根廷赢了！我们赢了！」接着，超现实的荒谬剧开始上演。

在6月25号、世界杯决赛的那天，ESMA却暂停了审讯，接着狱卒们开始鼓噪起来：「阿根廷赢了！我们赢了！」接着，超现实的荒谬剧开始上演。图为ESMA的顶楼，如今这已成为阿根廷的人权纪念馆。 图／法新社

▌加害人与受害者的超现实拥抱

刑求官与被害者开始一起为冠军欢唱，ESMA素来残忍、铁面的指挥官「老虎」阿科斯塔（Jorge Acosta）更踏进大牢，与每一个「被消失」的被害人恭喜、握手、甚至热情拥抱，开心地庆祝「我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阿科斯塔不只前来致敬，他甚至备好了一辆标志敞篷车，特别「恩准」监狱军官，挑了达蕾欧等几名表现良好的囚犯「上街兜风」，要让她们亲眼见证，军人领导的国家有多么团结，因冠军狂喜的人们「是多么地幸福」。

「我在车窗后，看到满街人们笑闹着、欢庆着，不分你我地狂喜着...没人在乎车里的我们，那死白僵硬的表情。没人在乎这个国家，是否正遭受不公义的恐怖统治。」达蕾欧回忆，在押车军官的允许下，她从天窗探出头来，本想高声呼救，但却完全崩溃于这种既远又近的超现实瞬间，

看板上打着「阿根廷！冠军！」的字样。在那个当下，黑牢里所有『被消失』者的存在，全都被狂喜抹灭于时空之间...我们已不存在。 图／FIFA

▌我恨世界杯

「老虎」之所以让达蕾欧出来放风，真正的目的，其实为了配合酷刑与思想改造的「震撼疗法」。在黑狱中，军政府一方面有计划地消灭「社会渣滓」，一方面也会捡选特定个案，以实验评估「是否有教化、洗去污染思想的机会」。因此大多数狱友自此消失，但达蕾欧却接受军政府的实验条件，1979年被「流放」到玻利维亚，狱方报告认为：她虽有改造可能，但不够格留在阿根廷社会。

在经历这些事之后，我至今仍深深地憎恶着世界杯。

达蕾欧表示。在1978的冠军之后，阿根廷进入了一段「国民小高潮」，但经济政策却也开始承担世界杯与军政府贪腐的后果。国内军头彼此争权，最后在无力维持民生需求、也无法再用暴力抑制反对声量的1982年，阿根廷军方这才决定「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福克兰战争——此一失着虽让阿根廷遭遇惨败，但也迫使军政府在1983年崩溃、还政于民。残酷的「肮脏战争」自此终于落幕。

军政府垮台之后，魏德拉将军也多次被逮补、起诉、然后特赦，直到2013年5月，魏德拉在监狱的浴室中滑倒，引发内出血逝世，死时88岁；至于被魏德拉起用、从世界杯中大捞特捞，却又指挥「死亡航班」、ESMA黑牢刑求的拉科斯特，退伍之后仍继续留在南美足坛，在当年FIFA高官好友们的护航下，更当上了南美足联副主席、甚至是FIFA副主席，甚至到还亲自见证了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二度夺冠的「另一次冠军时刻」，一路安稳直到2004年逝世。

直到今天，阿根廷都还未完全解禁肮脏战争的档案，数万被消失者的生死下落也依旧未明，但国民之间对于「转型正义」的追寻过程，却回头影响了阿根廷人，对自家那座78年冠军的态度。

「我至今仍深深地憎恶着世界杯。」达蕾欧（左）如今已返回阿根廷，并在大学任教。 图／法新社

▌不知情的球员？有罪吗？

对许多阿根廷人来说，1978年的世界杯，等同于那『被失踪』的3万人。

78年冠军守门员「鸭子」菲洛尔（Ubaldo Fillol）表示，当年的冠军是78年国家队的最高峰，但肮脏战争的阴影，却如鬼魂般跟着这批球员挥之不去，「作为国家队选手，我们从没凌迟或杀害任何人！难道我们为当时的国家带来快乐，是错的吗？为了捍卫阿根廷的蓝白旗帜，我们不也在场上竭力拼搏吗？对此...我从未感到有愧于心。」

但菲洛尔的困扰，其实是阿根廷解禁之后，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疮疤。以当年从「将军们」手中接过奖杯的队长帕萨雷拉来说，在2013年魏德拉逝世时，帕萨雷拉时任河床队（他们的主场仍是ESMA旁的纪念碑球场）俱乐部主席，还发布了一纸吊诡的悼词，大意指过去的悲剧「都是历史共业」，将军死后大家终于可以把过去画下句点，「从此之后，一起向前。」

在2013年魏德拉逝世时，帕萨雷拉（中）时任河床队俱乐部主席，还发布了一纸吊诡的悼词，大意指过去的悲剧「都是历史共业」，将军死后大家终于可以把过去画下句点，「从此之后，一起向前。」 图／美联社

这听起来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阿根廷《民族报》资深评论员莫雷斯（Ezequiel Fernández Moores）认为，自1983年军政府垮台后，照理来说阿根廷的社会已展开转型正义的国家进程，虽然大家都默认1978年的冠军，确实与军政府的介入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在那个荣耀当下，做为政治工具的阿根廷足球，影响力有多深远？无论体育圈、政治圈或社会学界，都刻意回避自省与辩论，鲜少正面凝视「冠军身后的罪恶阴影」。

莫雷斯指出，在阿根廷的社会记忆里，国家队在1986年世界杯冠军，总是比1978年更受崇拜、尊敬与热爱。但比起78年的行云流水，86年国家队的球风分明是难看、粗鲁暴力、甚至反足球的风格——这一方面固然与86年队长「球王」马拉度纳（Diego Maradona）的传奇特质有关，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1986年的冠军相对踏实、没有「军政府的份」，而马拉度纳反体制的色彩，也才大声放出了阿根廷人心中的「解放共感」。

1986年的冠军相对踏实、没有「军政府的份」，而马拉度纳反体制的色彩，也才大声放出了阿根廷人心中的「解放共感」。 图／法新社

不过这类说法，却让不少「英雄」极为不快。像是与军政府密切合作的梅诺蒂，就不断强调自己的足球，「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国家」，他只能竭尽全力贯彻场内的自由意志；而名列78年冠军阵容，但却没有出场纪录的阿根廷替补后卫帕格纳尼尼（Ruben Pagnanini）不满地抱怨，「批评者总喜欢把我们打成独裁者的同路人，尽管我们从不涉入政治、政治与我们也无关...至今，阿根廷都没有给这支冠军队伍应有的评价，与尊重！」

「只要有人把我们的成就和非关足球的政治问题讲在一起，我就火大！」在决赛中面对荷兰，踢进第三球的阿根廷冠军边锋贝尔托尼（Daniel Bertoni）曾愤慨地表示，「这不公平！我们拼了老命，好不容易熬过苦战、战胜那些强队，凭什么我们就得受到有色眼光对待？我是足球选手，我不是军人、也不是蒙特内罗（当时被镇压的裴隆左翼）。就算那次的世界杯被当成了某些人的宣传工具，但哪一届不是这样？这又不是我的决定！」

「但凝视历史的真相，并不只是单纯判断谁有罪、说谁无辜。」阿根廷资深体育记者博纳德奥（Gonzalo Bonadeo）强调，「比起让谁认错，或称赞谁的表现，阿根廷社会需要更多的自我检视，或许是从过去看见现在，或许又是自问：如果你是哪些球员，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是哪些球员，你会怎么办？ 图／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