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当影子写手

（图／本报系资料照）

大学时代偷偷地投稿党外杂志，当然不敢用真名。退伍后考上中广当编译，每天守着电传打字机送来的外电，师傅会选择重要的新闻让我翻译，经过润饰后送给编辑看是否报导。国际新闻很少受青睐，多数时候是进入垃圾桶。最得意的一次是苏联头子契尔年科死亡，台湾这边是半夜，我没有漏掉新闻。

到美国念书，写博士论文时接留学生刊物的总编辑，担心护照被注销不能回国，就沿用留下来的女生名字。以前没有电子邮件或社群媒体，有时会收到转来的慕名要求交往的信。要是遇到稿源不足，同一期会使用不同的笔名写稿子。同样地，同乡会跟同学会有乡讯，分配到当执编也往往必须左右手轮流写。

回国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写台独联盟的新闻稿，留美理工出身的主席张灿鍙大而化之。等到留日念政治学的黄昭堂接任，遣辞用字相当小心，特别是批判到民进党之际，文字一再修饰。印象最深刻的是许信良担任民进党主席时主张「大胆西进」，我反映海内外盟员的反弹大加挞伐，被耳提面命一番，「又不是要吵架！」

在前总统李登辉下台前，有一天忽然接到新闻局的电话，说要出版一本中英文版的今日台湾，邀请我介绍国际外交，还嘱咐能否找一位学界朋友写内政。没想到收到书以后，赫然发现拙文竟然被抽掉了，友人的稿子稳如泰山。没有任何说明、更不用说歉意，倒是没有要求退回稿费。对了，那位学界朋友是吴钊燮。

一般而言，政党在野时期没有新闻幕僚，演讲稿通常由邀请单位提供，比较容易凸搥。我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曾参与一些法案规画，行政院拍板定案送到立法院前，会顺便帮忙写发言稿，中规中矩。李登辉下台后，幕僚单位举办学术研讨会邀稿，偶而请托草拟发言稿，定稿多半没有变动，顶多口语化一点。

多年来，陆陆续续替报纸写社论，因为不是挂自己的名字，为人作嫁，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反正总主笔是同路人。话说回来，主事者的风格有所不同，背后还有大老板或意见比较强烈的董事。来电通常简单交代大方向，剩下就自由发挥，顶多是稍做意见交换，再不然就是标题加问号冲淡、或副标否定。

年初接到电话，说被检举一稿两投，晴天霹雳，因为我已经许久不主动投稿，另外也是脸皮薄、怕被退稿，更不用说两投。检讨起来，我通常把稿子同步丢脸书，也欢迎无偿转载，完全无关金钱。其实，观点难免有不同之处，本来就有讨论空间；为人师表32年竟然被污蔑检举，情何以堪。

当研究生时，最喜欢罗伊科（Mike Royko）的专栏，他的文章通常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其他报纸也会同步刊载。罗伊科40年写了7500篇专栏，我1年最多胡诌120篇凑数，瞠乎其后，可惜我们没有报业、广播或网路联卖的联系安排。

8月1日退休后，不再误人子弟，就当个自由撰稿人。身为政治学者，除了继续研究写论文，针砭当道四十年如一日，岂是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