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杀死」陈凯歌,张艺谋「废了」张艺谋

国庆档结束了,但余波犹在。

最显眼的两道水纹,来自张艺谋和陈凯歌。

30年前,两人前后脚拍出《霸王别姬》和《活着》,到现在,这两部电影也是华语电影史上无比耀眼的两座丰碑。

30年后的今天,两者同台打擂,只能让观众看个热闹。

张艺谋的《坚若磐石》积压四年,票房过十亿,陈凯歌的《志愿军》稍差,但也有六亿,不出意外,两部片加起来还能再有六七亿的票房。

但与高票房不相称的,是乏善可陈的口碑。

《志愿军》豆瓣评分7.1,《坚如磐石》的评分甚至低到了6.3,一度与《前任4》这种流水线爱情片持平。

谁能想到,田羽生竟然票房碾压陈凯歌,口碑逼停张艺谋?

看了张艺谋和陈凯歌最近几年的片子,我总是会想一个问题——

不知道今时今日的两人,还能不能忆起彼时的自己?

姹紫嫣红开遍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所在的朱辛庄还很偏僻,用北电老教授、《大红灯笼高高挂》编剧倪震的话说,是“一片望不见尽头的饲料地伸延过去,接上了邻近村庄的大田作物”。

陈凯歌形容,他们这批人,是“被朱辛庄春花秋月浸润过的一群顽童,为艺术着迷的一伙痴情人。”

那时,同学们被按照家庭背景划分成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高干子弟,有着许多常人没有的机会;第二世界,是艺术世家子弟,艺术前途一片光明;第三世界,则是平民子弟。

按照这样的标准,张艺谋无疑属于第三世界。

年轻时的张艺谋

而在改革开放之前,张艺谋可能要算是第四世界了,原因只有一个:祖上成分不好。

中学毕业后,张艺谋在陕西乾县插队三年,春种秋耕,夏收冬藏,闲下来还要去做水利,几十个人挤着,住一孔窑。

1971年开始,张艺谋在咸阳的一个棉纺厂当工人,就这,还是革委会议了再议才答应的。

在厂里,张艺谋干的基本都是纯体力活,比如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工人们纺纱、织布。

但他也可以说是最不被看好的那种工人,一到开党员大会、团员大会的时候,他与别人的差距更是明显。

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张艺谋是整个车间干活卖力却没资格参加大会的唯一的人。

工作之余,张艺谋卖血买了一台“海鸥”牌相机,相机套子是没领证的妻子肖华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很好看。

后来,张艺谋成了专业的摄影师,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用过比这台“海鸥”还好的相机,陈凯歌说张艺谋觉得“海鸥”不错。

因为拍照片时,“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1973年,二十出头的张艺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都是他的工友,在他的指导下,摆出各种神态和动作。

这张照片名叫《还我自由》。张艺谋说:“我就是想要自由。”

高考恢复以后,张艺谋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做成了一个影集,给北电的招生导师看,希望得到一个北电摄影系的报名机会。

但26岁的他,超过了22岁的招生标准,屡屡被拒之门外,去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摄影专业,也遭到了同样的拒绝。

几经辗转,张艺谋托亲友找到画家黄永玉和时任北电副院长的黄印咸,将自己的作品集和一封《求学信》递到了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的手里。

“他的作品很有水平,应加紧培养,可以作为特殊问题,叫进修生或其他适当名义,允他入学深造,”黄镇随即作出了如上批示。

继而又说人才难得,“(如果)读四年年龄大了,两年也可以嘛”。

这也是为什么,在陈凯歌的口中,张艺谋是“勉强上了学”。

知道结果后的张艺谋说,成为一名大学生,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

1978年入学前,张艺谋跟肖华领了结婚证。

他不知道自己具体的身份是进修生、旁听生还是正式生,也不敢细问,怕把这事也搅黄了。

果然,入学后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学院存在破格录取的走后门现象,他看到后愈发谨小慎微。

两年期将满时,校领导约张艺谋谈话。

张艺谋后来回忆说,当时觉得继续留校学习是没指望了,想着“只要给我个大专文凭我就走”。

还跟田壮壮等人诉苦说,“哥们儿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但经由文化部同意,校领导给予张艺谋的答案是,允许他像正式的本科生那样,在摄影系再学两年。

与历经曲折的张艺谋截然不同的是,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是北影厂的导演,妥妥的第二世界。

年轻时的陈凯歌

也正是因为陈老爷子的存在,许多人一直谣传《霸王别姬》其实不是陈凯歌拍的。

恢复高考之初,陈凯歌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但到了考场才发现,即使是中文系也不只看文笔还考数理化,于是,他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北电。

但要论家世,他们的同学田壮壮堪称第二世界的顶级,父亲田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母亲于蓝是饰演过江姐的著名演员,后来是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

笔试时,颇有家学渊源的田壮壮仅用半个小时就答完了考卷,监考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再检查检查,他说没什么好检查的。

交完考卷,田壮壮也没走,而是等着他的发小陈凯歌。

最终,几人都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不过田壮壮、陈凯歌在导演系,张艺谋在摄影系。

张艺谋之前对电影无甚了解,入学典礼时看到外国影片,大为震惊,在宿舍拉着同学一起讨论。

不知道他彼时的震惊,与今日已经拍了几十年电影的他,在短视频宣传里的震惊是否相同。

对电影知识的缺失,“走后门”入校的经历,一度让张艺谋有些自卑,同学们组织的舞会上也从来没有他的身影。

好在他踏实、肯学,缺少电影的相关知识就去看书,没书就手抄笔记,一抄就是几十万字。

两年下来,张艺谋的成绩还不错,多少赢得了同学的尊重,还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

与张艺谋的沉默寡言不同,陈凯歌在大学里很是意气风发。

教授倪震说,相比于红色贵族,陈凯歌是被边缘化的,但他的文学修养,尤其是古文素养,使得他很有心气,觉得自己是干大事的人,“凭什么就比你们低”。

在北电,陈凯歌打篮球、参加舞会,还跟北岛、舒婷一道扩散《今天》在文化圈子里的影响力,北岛写的创刊词,就是陈凯歌贴在北电的。

在玉渊潭公园的诗歌朗诵会上,陈凯歌慷慨激昂地朗诵食指的《鱼儿三部曲》。

上台前,北岛跟他说,“你可想明白了啊,好几百人在底下听”。

二十多年后,他的爱好仍然没变,甚至想把诗朗诵给上千万人、上亿人听。

比如选拔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时,他同样慷慨激昂,朗诵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尽管系别不同,但张艺谋和陈凯歌也有交集。

在球场上,两人做过对手;张艺谋的手抄笔记,有二十多本参考书目是陈凯歌列给他的;刚入学时,张艺谋因为看到外国电影激动,陈凯歌路过看到,只淡淡地说了句“刘姥姥进大观园了”。

后来在摄影展上看到过张艺谋四幅一组的作品,陈凯歌心中暗暗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等后来在学校遇见,一番交谈,更觉他“志向极高”。

张艺谋的沉默寡言也好,陈凯歌的意气风发也罢,北岛在《波兰来客》中写下的一句话,都意外地贴切他们当时的状态。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赏心乐事

1982年,张建亚、田壮壮、张艺谋等人,在云南捣鼓出了毕业短片《红象》。

年轻时的张艺谋

后来拍出《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一看就惊了。

那语气,像是看到莫言作品的余华:“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同年,几人毕业。

田壮壮留在了父亲生前担任厂长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陈凯歌去了田壮壮母亲于蓝当厂长的儿童电影制片厂。

田壮壮曾求母亲让张艺谋也留在北京,毕竟儿童电影制片厂是初创,要个北电的摄影系毕业生很合理,但最终,张艺谋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

次年,已是三十出头的张艺谋受广西厂厂长韦必达赏识,终于迎来了第一个掌镜的机会——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

在需要论资排辈的国影厂,这支平均年龄不过27岁的摄制组,是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

开完大会,几人为表决心,剃了光头,去外地拍摄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给抓了进去。

小半年后,运用了不对称构图等技巧的《一个和八个》,正式拍摄、剪辑完成,这部电影,也被誉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但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文艺界大批“人性论”,《一个和八个》成了靶子,被称作是“精神污染”。

同年11月底的会议上,厂长韦必达发布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几个年轻人有事业心,而且敢于创新,应该关心、爱护,“如有错误应由厂领导来负责,由厂长来承担”。

但直到一年后,在社会上很多叫好的声音压力下,它才最终获得通过。

也是在这段开会期间,韦必达听说了陈凯歌,说是导演系的高材生,很有水平,韦必达花四倍工资,把陈凯歌借调到了广西。

见面时,陈凯歌交给了韦必达一个剧本,也就是后来的《孩子王》。

韦必达一看,觉得《孩子王》好是好,但“太过沉重,不宜投产”,毕竟《一个和八个》投了42万,因为没能通过审查,还没收回成本呢。

此时,文学部推荐了两个本子,其中一个便是《黄土地》,几人商讨之后,决定筹拍这部片,陈凯歌当导演,张艺谋当摄影。

韦必达说:“那时候他们并不对物质条件过多地挑剔,而是渴望能够有一个做事情的机会。”

拍《黄土地》,最适合的地方莫过于黄土高原,几人兜兜转转,来到了陕西。

但车子坏了,带的钱也不多,只好去投奔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吴天明。

毕业时张艺谋一心想分配到西影厂,毕竟这是他的老家,但西影厂没接收,只好去了广西厂。

吴天明此时刚刚就任西影厂厂长,大刀阔斧的免职了好几个大龄干部,要让他们给年轻人退位让贤,早听说过张艺谋等年轻人的名号,也算是双向奔赴。

采风结束后,《黄土地》的拍摄一度陷入停滞,直到郭宝昌支招儿,陈凯歌把他们一路上的经历向领导一通演说,据说把整屋子的人都说哭了,才得以继续拍摄。

1984年7月,《黄土地》被送到文化部进行审查,但遭到部分电影局领导的无端指责,韦必达继续冲上一线论证,但结果是不欢而散。

同年底,韦必达没能继续担任广西厂厂长。

次年,《一个和八个》《孩子王》两部影片赢得了文艺界的广泛认可,几个年轻人也一鸣惊人。

多年后,山西的一个小镇青年看到了《黄土地》,刚看十分钟就开始流泪,看完以后直接傻掉了,非常喜欢陈凯歌和张艺谋的他,发誓一定要当导演。

考了三次后,终于考进北电,他的名字,叫贾樟柯。

《黄土地》被炮轰前后,在北电进修过的黄建新,在吴天明的支持下拍出了《黑炮事件》,顾长卫得到了厂里分配的房子,张艺谋、路遥的老婆,被安排进厂里当资料编辑。

得知韦必达调任后,吴天明开始大挖墙角,被广西厂新厂长一通骂,他也无所谓,继续邀请张艺谋参演自己的新片《老井》。

张艺谋并未学过表演,但他当过许多年的农民和工人。

用陈凯歌的话说,他是“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沟线,加上一双深沉的眼睛”,活脱脱一个秦国人。

张艺谋的手已经很粗糙,但与当了几十年农民的手还是有差距,他每天拿着土放在手里来回搓,只为拥有更真实的感觉。

为了演好《老井》里孙旺泉井下被埋时奄奄一息的感觉,张艺谋三天没有吃饭。

1986年,《老井》成了金鸡奖与百花奖的最大赢家,张艺谋还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得了影帝。

一番合作下来,吴天明对张艺谋更是赏识,乃至让他当了导演,去拍他想拍的《红高粱》。

厂里有人不服气,陈凯歌、张军钊他们好歹是北电导演系毕业,张艺谋他一个摄影师,凭什么啊?

但吴天明说:“这样一个拿命拼的人,我有什么不放心?”

还有老员工找到吴天明,一进门就跪下,说厂长,他一辈子都没当过导演,眼看就要退休了,能不能让他拍一部。

吴天明知道他属于烂泥扶不上墙的那种,也给他跪下了,说你一辈子都没拍,也不差这几年,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老员工起身离开了,再也没提拍片的事。

“做一个导演,肩上的责任重大。一部电影的投资,几十万元,可以装备一座中型医院,国家现在还这么穷的时候,这真是很大的一笔钱啊!你拍一次电影,成功还是失败,事关重大!期望各位牢记。”

这是北电78级导演系主任教员汪岁寒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对28位学生的告诫。张艺谋没当堂听过这话,但他做到了。

在高密乡,张艺谋种了一大片高粱地,心中琢磨拍摄时该如何用。

他跟姜文、莫言一起光着膀子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散发着青春的光芒。

从左至右: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来年,《红高粱》在金鸡奖和百花奖都得了最佳故事片,还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擒了金熊奖杯。

1987年,陈凯歌拍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孩子王》,但因为与中影的纷争,在中国电影展展出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它不属于正式参展的影片。

许多外宾强烈要求要看,吴天明让宣传发行处在北影厂租了一个放映室,但贴海报时被人拦住了。吴天明怕跟人起冲突,让处长拿着相机,看谁敢动手就拍照,最终,冲突没有扩大。

《孩子王》卖到了十四个国家,还得到了戛纳金棕榈奖的提名。

陈凯歌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做对不起吴天明的事。”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以一年一部片的速度,推出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多部影片,得过奥斯卡提名,也斩过威尼斯银狮奖。

得奖后,精力旺盛的张艺谋曾拉着芦苇,彻夜讨论影片的缺点,看哪里还能更好。

最终,两人讨论出三十多条缺点。

时间流逝,筹拍过多部影片的张艺谋与陈凯歌,分别迎来了自己的创作最巅峰,《活着》与《霸王别姬》。

而连接这两部影片的,是同一个人——编剧芦苇。

良辰美景

80年代时,芦苇还在西影厂当美工。

周晓文筹拍《最后的疯狂》,芦苇看到剧本,乐了。

就这?这也太烂了,我随便写写都比这强。

芦苇随即写了一稿,西影厂和周晓文也真敢用,随即,《最后的疯狂》成为当年票房冠军,还得了金鸡奖惊险片特别奖。

隔两年,芦苇又跟周晓文合作,写出了《疯狂的代价》,在金鸡奖上得到多项提名,还给《双旗镇刀客》写了剧本大纲,但最后并未署名。

1992年,看过芦苇作品的陈凯歌,主动找到他:“中国电影过去塑造的任务都是概念,可你写的人物却都很生动,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编一个有关京剧的电影?”

芦苇和陈凯歌

其实,陈凯歌本来不想拍这部《霸王别姬》,但《边走边唱》亏大发了,只好接受制片人徐枫的建议,毕竟除了她,没人肯给如此大的投资了。

那年,芦苇45岁,他从小就看听河北梆子、秦腔等各种戏,一听就很是兴奋。

看完李碧华的原著后,两人就着《霸王别姬》聊了起来,芦苇说这是个二流小说。

陈凯歌说:“你评价比我还高,我认为它是三流小说。”

芦苇已经看过《边走边唱》,觉得很闷,太讲求诗意,许多观众看不懂,问陈凯歌敢不敢用情节剧的方式拍《霸王别姬》。

陈凯歌让他去跟父亲陈怀恺聊了聊,陈父觉得芦苇说的很有道理,问陈凯歌的意见,他同意了,对芦苇说“只要你写出好的剧本,我就拍”。

陈凯歌和父亲

芦苇也有要求:“剧本你一个字也不能碰。”

陈凯歌笑着说:“我巴不得啊。”

所以,在《霸王别姬》里,两人的合作方式是芦苇写出剧本,陈凯歌按场次标出上、中、下三等,上等直接拍,下等芦苇继续改。

芦苇一共写了九十九场戏,陈凯歌只拿掉了两场。

这是芦苇所有剧本中唯一一个完全照着剧本拍的。

演员上,陈凯歌本想用尊龙演程蝶衣,但剧组有人觉得张国荣更合适,投票表决之下,果然张国荣胜出。

但他们想用张国荣,对方答不答应还是个事。

陈凯歌跑到香港,在文华酒店咖啡厅跟张国荣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听完后,张国荣起身跟陈凯歌握手:“谢谢你给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拍批斗戏时,张国荣的脸上太干净了,得弄乱些,于是让助理亲亲脸,把妆弄花,助理没敢,满脑子都是戏的陈凯歌,把他抱过来就亲,没一点犹豫。

有香港剧组来《霸王别姬》剧组挖人,给执行导演开出十多倍的高价,请他去当导演。

他把这事告诉了陈凯歌,陈凯歌用满是京味儿的口音答道:“那片子咱们还能拍吗?咱这什么片啊?咱这奔戛纳啊。”

两人对视一眼,哈哈大笑,而后继续投入到了拍摄之中。

拍完后,芦苇把张艺谋叫过来,问他如何看待《霸王别姬》,张艺谋说这是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片子。

在艺术至上的年代,推崇商业的好莱坞无疑是个贬义词,陈凯歌和芦苇都被张艺谋气得够呛。

第46届戛纳电影节上,满心奔着戛纳去的陈凯歌终于心想事成——《霸王别姬》成功将金棕榈奖收入囊中。

用《霸王别姬》里的台词来说,陈凯歌这是成了“人前显贵”的“角儿”了,谁见了不得尊称一句“电影大师”啊?

以后喊导演都不用带名字,直接喊“陈导”,除了陈凯歌,没旁人了。

另一边,张艺谋看中了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找他去买版权。

谈了十多天,一稿基本出来了。

但余华说手上有本小说,写了七万字,觉得写得很好,问张艺谋要不要拍这部,张艺谋接过,读毕,当即决定买下这部还未完成的小说版权,并先拍它。

它叫《活着》。

请演员时,张艺谋属意的男主角是葛优,但对方觉得这是文艺片,片酬肯定特少,没答应。

后来母亲听说了,把葛优骂了一顿,张艺谋也给葛优出了他想要的片酬,双方才开始合作。

芦苇说,第五代有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是不会讲故事,第二个是不太懂表演,像《黄土地》《红高粱》,即使有原著打底,但经由改编后仍然是风格化叙事,不以故事见长,这也是芦苇不让陈凯歌碰剧本的原因。

《活着》也不例外,张艺谋并未参与剧本的实际创作。

至多,和芦苇、巩俐、葛优等人一起聊,一起讨论怎么拍、怎么演更合适。

《活着》是散点结构,没有一个中心故事,在技巧上非常难,但他们一起努力,拍出了最好的《活着》。

在北京看完试映的余华,对电影却不太满意。

他觉得电影里解放后的部分对小说的改动太大,劝张艺谋换个名字,别叫《活着》。

张艺谋死活没同意,仍然延续原名。

而后,《活着》在戛纳获得评委会大奖,葛优还成了华人中的第一位戛纳影帝。

《活着》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大火,有影展请不到张艺谋,就请余华代替他跟影迷见面,余华那时就很幽默,笑着说是因为张艺谋太贵,而自己是个“便宜货”。

看完二十多次后,余华终于喜欢上了《活着》,觉得这是部好电影。

毕竟小说跟电影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张艺谋比他大了十岁,对某些历史的印象,两人一个是近乎成年人的视角,一个是孩子的视角,自然有所不同。

《霸王别姬》和《活着》的录音师陶经说,这个阶段的陈凯歌和张艺谋,都是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即对世界拥有一颗无畏的童心。

在两部影片问世前后,张艺谋与妻子肖华离婚,先跟巩俐谈起了恋爱,后来娶了陈婷;陈凯歌则别了洪晃,娶了崇拜他的陈红。

陈凯歌和芦苇在什刹海时,陈凯歌经常请他喝极其便宜的老北京豆汁儿,而后畅谈天下,两人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得金棕榈奖第二年,芦苇到北京,陈凯歌对他也很好,派戴着白手套的女司机,开着加长版凯迪拉克来接他。

芦苇认为陈凯歌变了,对方说话的那个口气、语境,以大师自居的姿态,一下就把和他人的距离拉开了。

他说:“我很幸运,跟张艺谋、陈凯歌合作的时候,正是他们处于艺术上最纯洁的阶段,那时候我坠入幻境,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竟是我们这一代的终点。”

奈何天

在张艺谋和陈凯歌高歌猛进时,田壮壮却陷入了低谷。

《九月》放完,拍出《边城》《骆驼祥子》的第三代导演凌子风说“我实在看不懂”;《猎场扎撒》放完,文化部某领导问田壮壮“这电影给谁看”;《盗马贼》放完,《北京文化》副主编李陀问田壮壮“你能告诉我这片子是说的什么吗”。

后来,田壮壮说这是给二十一世纪的观众看的。

1993年,田壮壮执导的《蓝风筝》成为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但在参赛前未经批准。

同年,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和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展出,但与中国电影代表团发生冲突。

1994年3月,有关部门发出《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田壮壮、王小帅等人均被处罚,被罚的人共有7位,人称“七君子”。

此时,《活着》已经剪辑完成,但审查时有一些否定意见,张艺谋想继续拍片,不想成为君子的一员,决定不去戛纳参赛。

但制片方没答应张艺谋的请求,把片子送去了戛纳,他们对影片很自信,觉得一定能得奖,还把演员葛优和巩俐请到了现场。

张艺谋觉得自己去不合适,便没去,戛纳给他留了一张椅子,上面写着“导演张艺谋”。

几年后,山西小镇青年贾樟柯毕业,拍出了山西汾阳一个“惯偷”的故事,片名叫《小武》。

他没送审,而是直接去参加了各大电影节,片子在各国的版权收入都不错,年轻的贾樟柯银行卡里多出来五百万。

《小武》赢得了许多奖项,《出租车司机》《好家伙》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尤其喜欢这片。

1999年1月13号,29岁的贾樟柯被电影局领导约去谈话,那时他刚毕业不久,没怎么进过国家机关的门槛,心里直打鼓。

后来,他在《贾想》里详细记录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突然从门里流水般漫出七八个中年人,其中一人脸熟,我立马侧身靠墙定睛观看,原来是某第五代大师。看他和一儒雅官员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一旁众人附和……这让我迷茫,原本想象中神仙般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在官府衙邸竟也如此游刃有余,一如自家门前。”

那位领导,贾樟柯称他为“老赵”,老赵对他很客气,说要出去一会儿,让他在办公室随意点。

贾樟柯发现办公桌前有一个文件,上面似乎有他的名字,于是像盗书的蒋干,把它拿起来翻阅。

上面是《大成报》关于电影《小武》的报道,正文边有几行手写的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打小报告者署名“xx”,正是刚才那位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

不久,老赵进屋,先问了问贾樟柯,是否知道了为何请你来,贾樟柯答过,老赵拿出一文件宣判: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

言罢,又叹了口气。“我们也不想处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辈,人家告你啊。”

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内地院线进行市场化改革,2003年,CEPA协议出台,陈可辛、徐克、周星驰等大批香港导演北上,进入内地拍片。

为了响应大势,打响国产电影的气势,张艺谋和陈凯歌仿照李安的成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古装巨制。

前者的《英雄》,2002年上映,请来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甄子丹,在内地卖了2.5亿,是当年票房的1/4。在全球卖了1.84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是14亿票房。

后者的《无极》,2005年上映,演员阵容横跨中、日、韩三国,有张东健、张柏芝、真田广之、谢霆锋等多位大咖,结果全球票房不到4000万美元。

赚钱也好,失利也罢,迎接他们的都是批评。

贾樟柯肯定《英雄》的商业成就,但在影片质量上,认为《英雄》“透露出的精神实质很落后”。

陈凯歌的《无极》更惨,直接被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过了风头,那段时间,每每提到它,陈凯歌都会明显激动,他直接将视频制作者告上了法庭,说“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中国加入WTO之后,可以进入内地的好莱坞大片变多,基于市场压力等因素,许多事情有了转机。

广电部门给王小帅打电话,说可以聊聊,王小帅、娄烨等知名的禁片导演聚在贾樟柯的办公室里,起草了一个倡议书,希望能解禁他们的电影,并进行电影分级制度。

2003年底,领导们决定既往不咎,解禁了他们之前的部分电影,但认为电影分级的事,还得再等等看,并对这些导演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2006年,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贾樟柯故意将《三峡好人》与其放到了同一天上映。

接受记者采访时,贾樟柯满是愤懑。

“我就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年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最终,《满城尽带黄金甲》票房2.91亿,豆瓣评分5.9,《三峡好人》票房30.8万,豆瓣评分8.4。

与张艺谋合作过多次的制片人张伟平,对贾樟柯的大放厥词很是不屑。“他那片子不就拿一金狮吗?我们又不是没拿过,都是我们拿剩下的。”

张艺谋则认为贾樟柯“还是有怨气”,认为《三峡好人》票房失利与他无关,“他(贾樟柯)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相比于张艺谋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陈凯歌算不上出色,《赵氏孤儿》《荆轲刺亲王》等许多影片毁誉参半,他说:“我想拍的题材都通不过,我不是没试过。《霸王别姬》以后,怎么说呢,是盯着我了……那你说你能够怎么办呢?”

《霸王别姬》和《活着》之后,芦苇的许多作品都没能成。

跟陈可辛合作,改编《哈金》,讲文革期间一个小人物如何被命运捉弄,陈可辛看了剧本,非常满意。

但这片没能立项。

芦苇以自己因跳“贴面舞”被判成流氓的经历,写了个剧本《九夏》,请来葛优、葛存壮、谢园等人出演。

但开拍前得知当年的监狱题材电影全部不能拍。

跨过现实主义,芦苇直奔历史题材。

跟张纪中合作的大型电视剧《李自成》,已经写了二十集。

但“大环境出了问题”,项目只好下马。

后来,他帮吴宇森写过一稿《赤壁》,但吴导一直想要“和平”。

芦苇说这片子的主题绝对不可能是“和平”,于是不欢而散。

2006年,芦苇跟王全安合作的《图雅的婚事》擒了柏林金熊奖,但到了《白鹿原》,写了几年的剧本没被采用。

2012年,王全安将《白鹿原》拍成了《田小娥传》,次年,他在马尔代夫跟田小娥的饰演者张雨绮补办了婚礼。

时间来到2018年,中国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上,主持人让导演系代表上前发言。

李雪健、张国立等演员,张艺谋、田壮壮等导演都站在台上。

张国立下意识喊出了张艺谋的名字,张艺谋摆摆手,言下之意是不该我去。

几乎与此同时,一旁的张建亚跨越几个身位,直接将田壮壮推了出去。

1982年拍毕业短片时,张建亚是跟张艺谋、田壮壮合作的,后来身为导演的他拍出了《贞观之治》和《三毛从军记》,但他还是说:“出了朱辛庄,我他妈只服田壮壮。”

田壮壮被推出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其实我们就是起承转合的一代,但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见到了人,见到了天,见到了地,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责任,什么叫给予,我们后来把这些都放到我们的电影里了,用自己的命来做电影,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态度吧。”

第一排从左至右: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

最近几年,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拍了许多电影。

前者有《影》《满江红》《狙击手》《坚如磐石》等影片,几乎一年一部,类型繁多。

后者则扎根主旋律,《我和我的祖国》之《白昼流星》、《长津湖》系列、国庆档的《志愿军》,未来还有《志愿军2》和《志愿军3》。

《长津湖》成为内地影史上最卖座的影片,《满江红》力压《流浪地球2》,成为今年春节档票房冠军。

但在口碑上,却与两人三十年前所拍的电影相去甚远。

在B站等年轻化的平台上,张艺谋开始变得抽象。

因为多次启用刘浩存这位年轻演员,因为最近的多部影片舞台化,热衷于反转,不落地,因为《满江红》没能完成的“一镜到底”,他的一句“是不是很大胆”成为鬼畜来源,动辄上百万播放量。

陈凯歌在拍电影之余,上综艺当了导师,指导年轻演员演戏,调侃郭敬明的审美,带着儿子陈飞宇一起拍戏,一句“阿瑟请坐”被网友笑了好多年。

在写给广西厂老厂长韦必达的信里,张艺谋曾这样说。

“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记着您无私无畏地支持保护我们,我们记着那些所有的事。”

在《少年凯歌》里,陈凯歌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当人们成年以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是谁,区别越来越小,由于社会,更由于自己。一代人随风而去,难忘的终于是跳下囚车时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荡。真的叛逆,因为真的年轻。”

从两人作品与观众见面的频率来看,有许多事是确信无疑的。

比如他们的创作欲望还很强,记忆力还很好,也很年轻。

但是,他们真的还年轻吗?

张艺谋,陈凯歌,请回答。

参考资料:《十三邀》 腾讯新闻

陈凯歌 「霸王」面壁 人物

陈凯歌:记秦国人——张艺谋

《陈凯歌和他的80年代》 三联生活周刊

《电影编剧的秘密》芦苇 王天兵

编剧芦苇——中国电影界呈现出的现象很矛盾

《贾想1996-2008》贾樟柯

《少年凯歌》陈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