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老总这些年:从"融不完的钱"到"还不完的债"
“现在轻松了很多，血压也正常了，觉也能睡着了。”电话里，程平（化名）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程平原是东部某省A县城投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该县金融办主任。由于政府公职人员不能兼任国企负责人，他今年12月卸任了城投董事长。
去年9月，A县城投董事长被双规后，身为金融办主任的他接任了董事长一职，颇有“救火队长”的意味。而从那时起，A县城投进入偿债高峰期，同时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偿债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出现违约。
此后一年间，上门催债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而他又无法筹集到资金，有的催收甚至通过信访部门、上级转达过来。“压力大、很焦虑。”程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老弟我跟你说，这个位置可能干三月就得抑郁症了。”
“上一任摊子铺太大了，融资太多。”他反复说。这主要发生在2017年5月前。彼时，只要财政出一个承诺函，城投就可以向各类金融机构融资：“项目不愁，资金也不愁，拥有无限开火权。”
2017年5月，财预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印发后，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基建也在压降。相应地，各地城投公司举借的债务进入偿还高峰期——偿债成为这届城投董事长的主要工作。
“以前是干不完的事，融不完的钱，现在是还不完的债。”程平感概称。
程平所在的A县，2018年GDP规模在300亿左右，财政收入大约11亿。考虑到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后，其综合财力在40亿左右。从全国来看，A县财政收入和财力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但一些风险偏好较高的机构也愿意以高息借款给A县城投，毕竟处于东部省份。
在金融办任职时，程平对A县城投的高负债略有耳闻，但是到任后查了账本发现，A县的融资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从总规模看，有息负债五十多亿；从结构上看，非标占比较高，包含了租赁融资、金交所定融、信托等，无债券。
令他惊讶的是，一些租赁融资还是通过A县中医院进行。程平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笔融资的交易结构：A县中医院将某设备卖给租赁公司（同时，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A县中医院再从租赁公司将设备租回，并支付租金。业内将这一模式称为“售后回租”，A县城投为这笔业务担保。
“虽然是中医院融资，但资金是我们用了。”程平说，“这笔租赁融资造假很严重，按合同看作为标的物的该设备有上百台，但中医院可能十台都没有，所以支持借款的基础信息都是假的。”
他还发现，在2018年1月间前任董事长甚至还向当地居民借入上千万的高利贷。其中，月利率高达1.2%，而期限仅有2个月。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这笔借款还引入A县另一家城投做担保。
到任后，他指导公司相关部门摸清家底，制作多张表格，其中一张债务明细表，包括债务人、债务余额、到期时间、拟偿还方式等内容，然后列出下月需要偿还的债务规模。另一张表则是城投公司拥有的资产，罗列资产名称（包括现金）及价值。
但是偿债规模总是高于后者，2018年还能通过再融资滚动，但今年实在难以滚下去。对于某些单笔规模较大的债务，程平会建议分管副县长带队到债权人单位协商，请求展期。
“融资太多、期限又短，但公司没有造血能力。” 他说，“今年来城投公司也准备转型增加现金流，尝试搞搞房地产开发业务。”
逾期
A县城投的主营业务为基础设施项目代建。具体而言，A县城投先进行投资建设，然后由政府按照相关协议进行回购。在此过程中，城投形成对政府方的应收账款，政府方的回款情况将决定城投的现金流入。
在融资趋紧的背景下，A县2018年的财政收入相比上年却下降了2亿。这使得A县城投的资金链更趋紧张，6月份开始陆续出现逾期，上门“催债”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今年光还账就需要10多亿，但财政回款不到1亿。”程平说。
一个地方金交所发函称，（投向A县城投的）定融产品投资者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投资者金融意识强、维权意识强。如果不妥善处理，将不利于A县融资及发展。
其中关切，程平自然清楚，他只是照例将发函转呈县委书记、县长批阅。“县领导也批示要做好处理。”程平说。
程平也确实被组织部门约谈，他估摸着可能是部分债权人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到上级部门，使相关领导产生他化债不力的印象。“据说要免掉我。我不胜任，领导可以免掉我，但是免掉我，账也还不起。”程平说。后来，组织部门调查发现，确实也在努力还债，也就作罢。
在今年的到期债务中，最让他头疼的是：有一半的到期债务是租赁融资，共5.6亿分布在九家租赁公司。他一家家去谈，提出先付一部分、剩余租金展期的方案。部分机构同意了延期的方案，但部分机构比较强硬，表示如果不能三个月内偿还逾期租金，将会把逾期信息计入征信系统或者启动起诉程度。
如果将逾期信息计入征信系统，意味着出现了不良，A县城投未来的再融资将会更加困难。而一家机构则表示将会向媒体曝光。由于无法按期支付逾期租金，A县城投租赁违约的消息今年9月被媒体曝光，程平也接到来自媒体的求证电话。
“要是媒体报道能将我免掉倒好了。”程平调侃称，“但公司确实没钱。”曝光后A县城投还是没有偿付租金，这也让租赁公司意识到A县城投确实资金紧张，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一国有企业，欠钱肯定要还。今年还不上，可以今年还一部分，明年再还，甚至后年再还，都没问题。”除了和对方谈展期方案，这是程平向金融机构说得最多的保证词。
反思
虽然一年半的城投任职已经结束，但这期间被追债的经历并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程平也在反思：何以至此？
程平回忆称，2014年政府债务锁定后，A县又成立了一些国企，通过表内外方式融资进行基建。“2014年后的融资规模，可能远高于当时锁定的政府债务余额。只要是政府平台，不论评级、经营状况，去金融机构融资要多少给多少，而2018年以来陆续进入偿还期，前期摊子铺得太大，后遗症就出现了。”程平说。
程平坦言，这其中有部分项目没有认真进行论证。而城投出现债务偿付问题，固然有政策层面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自身没有做好流动性管理，之前投资了很多收益不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收益回款周期长、规模也不大。
其中，非标融资成本高、期限短，偿债高峰期叠加再融资收紧，违约就在所难免。更头疼的是，大规模的基建形成了大量对下游民企的应付工程款——国务院正在督查清欠，马上年关了，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欠。
一年多来，A县基本没上新项目，在建的项目也基本都停了。程平说，隐性债务的偿付已经影响到地方财政的调度，保工资、保运转都很困难，因此上级拨付的项目资金、专项债资金都挪用偿债了，基本建设投资难以保证。
统计公报显示，A县2015年-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超过15%，2018年增速回落至2%，2019年预计将负增长。“现在办公经费、出差费用这些开支已经全部停掉。”程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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