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招魂到靖國：日本近代史中爭議的靖國神社問題

图为2023年8月15日，有民众扮装成日本兵的模样，到靖国神社参拜。

编按：2024年8月15日，为「终战纪念日」的79周年。关于终战的议题，日本靖国神社一直都是牵动敏感神经的话题；从靖国神社的定位、政治人物参拜与否、到面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观和战争责任问题，不仅是日本国内，包括中国、韩国、乃至于台湾，都会引起争议。本文由京都大学专攻近现代史的博士生陈志刚撰文，针对靖国神社的来龙去脉，从历史、社会、以及法律等不同层面爬梳，在复杂的靖国神社课题中，提供读者研究的入门参考与可信资料。

谈到日本的历史与战争时，靖国神社往往是无可回避的课题。每当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总会引起日本国内乃至周边国家的注意与非议。而华文世界的媒体谈到靖国神社时，则时常呈现两种完全对立的视点：若非认定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设施而全然否定靖国神社的存在，便是称靖国神社符合日本人的宗教观，不需过度批评。

对此，本文意图以近期历史学研究的成果为主，简要地回顾靖国神社从创立到战后的历史，并从「靖国神社究竟祭祀什么神」的问题出发，讨论靖国神社的性质，并指出这在今日的日本社会中引发哪些问题。借此，期待可以一定程度厘清靖国神社在日本历史与社会中的定位。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着重处理靖国神社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不过，借由厘清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的定位，应该仍有助于台湾的读者在思考日本的历史问题、战争责任等问题时，有较为具体的参考基准。

2024年5月31日深夜，一名在日本居住的中国籍男性，在靖国神社入口的石碑上涂鸦，用红漆写上「Toilet」字样，过程拍摄后发到网路上。而后该男子也遭到日本警方以毁坏公物以及对宗教场所不敬的罪逮捕。图为事发后，被损毁的石碑用布遮起，进行修复作业。 图／美联社

▌靖国神社的创立与性质

与日本许多神社拥有着千百年的历史相比，靖国神社是相当年轻的神社。新政府结束与幕府之间的战争（即戊辰战争）后，1868年（明治元年）5月10日，新政府决定设置两座神社以祭祀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培里来到日本以后的殉国者，以及在戊辰战争中牺牲的政府军。前者后来成为位于京都东山的京都灵山护国神社，后者则在1879年由东京招魂社改称为靖国神社。

在这之中，靖国神社被政府指定为「别格官币社」。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日本在明治维新以降创建的「社格」制度。

相较于江户时代的幕府有着自己一套的神社制度，明治政府则是在1871年公布了新版的神社制度。伊势神宫因其做为国家神道顶点的神圣性质而不列于该制度，除此之外全日本所有的神社被区分为「官社」与「诸社」这两个种类。在这之中，官社受到政府较高的重视，稳定接受政府的财政支援。官社之中的「官币社」多以历史上的皇室成员为祭神，此外也有一些祭祀历史上的忠臣或为国牺牲者（即「臣下」）的神社被列为「别格官币社」。

在这些别格官币社之中，靖国神社是唯一以明治维新以降的战殁者为祭神的神社，显示出明治政府对靖国神社的重视。

靖国神社在今日往往成为争议焦点的原因，是由于神社的祭神中包括十余名的「A级战犯」。其实，靖国神社的祭神自始即是为了天皇、为了国家而丧命的人们，一开始以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内战中的政府军牺牲者为主，后来则陆续入祀了在日清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对外战争中的日军牺牲者。1931年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1937年以降的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日军，也是在这个脉络中入祀靖国神社之中。而必须注意的是，这种以「殉国军人」为祭神的标准，也在二战之后成为争论靖国神社性质的核心问题之一。

图为1881（明治14年）的浮世绘作品：〈东京名所之内九段坂靖国神社境内一覧之図〉 图／江戸东京博物馆

东京招魂社的历史照片。1879年东京招魂社改称为靖国神社。 图／维基共享

与此相关的是靖国神社的实质管理者，也是以军队为主。自从1887年以后，靖国神社由陆军省为主要管理者，神职人员（宫司）的任免也是由军队进行。在整个近代日本，靖国神社是唯一由军队进行管理的神社。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说我们今日很自然地把神道视为日本的宗教的一种，但在明治政府的法律体制下，「神道」并不被视为「宗教」的一环，而是被定义为国家的祭祀体系。也就是说，即使在1890年公布的帝国宪法中基本保障了人们的信仰自由，但由于神道并不被视为宗教，因此在法律上，以国家力量要求人民参拜神社的行为并不违反宪法。于是，这使得军队得以在1920、30年代要求基督教学校与佛教团体参拜靖国神社。

不过，想当然的，在许多基督徒与佛教徒的眼中，无论法律的定义如何，「神社」根本上就是宗教，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抵触了他们的信仰。这不仅在日本本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朝鲜，是否参拜神社也成为动摇当地基督教社群，乃至整个社会的问题。只是，在军队的强力要求下，许多对于靖国神社宗教性质的质疑被压下来，参拜神社成为各个宗教与全国人民的义务。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日本日益明显的对外扩张行为。随着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日本军方非常关心如何让国民与靖国神社的关系更为密切。比方说，军方与政府透过军队、学校教育、报纸、广播、歌曲、电影等媒介，向国民宣传「日本人最高的道德行为，就是战死而成为靖国神社的祭神」的价值观。这不仅适用于日本本土，也适用于日本的各个殖民地；而当局也向士兵们宣传「让我们在靖国神社再会吧！」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对于战死者的赞美与「靖国的英灵」的地位提升，在日中战争以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就在靖国神社的地位达到高峰的时候，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以美军为首的占领军进驻日本，靖国神社也面临巨大的改变压力。

「让我们在靖国神社再会吧！」大日本帝国对于战死者的赞美、与「靖国的英灵」的地位提升，在日中战争以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图为2023年8月15日，有民众扮装成日本兵的模样，到靖国神社参拜。 图／美联社

▌盟军占领时期的靖国神社

日本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盟军总部（GHQ）对于靖国神社的态度可说相当严厉，认为靖国神社与其代表的国家神道和日本发动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盟军总部内部，屡屡出现应该解散靖国神社，甚至派兵直接毁坏神社本身的想法。

1945年11月，盟军总部发布「神道指令」，对日本的神道制度做出根本性的变革。神道指令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分别是政教分离、非军国主义化，以及神社宗教化。

具体来说，所谓的政教分离，是在法律与行政上将神社与国家、政府区隔开来，否定了战前神社受到内务省管辖（靖国神社则是由陆军省管辖），而官社得以受到政府财政支援的状况。非军国主义化，则是意图去除过往借由神社的教义与仪式推广军国主义的状况。而神社宗教化，就是在政教分离的制度制约与非军国主义化的内容制约下，允许神社作为一种宗教继续存在于日本社会中。

不过在此必须注意的是，相较于政教分离日后被写入《日本国宪法》与《宗教法人法》而法制化，但是在思想上的去军国主义化政策则并未法制化，这与战后德国在法律上完全禁止纳粹不同。这也导致日后的靖国神社在面对政教关系时，主要是以宪法、法律的基准来讨论，但在面对军国主义与历史问题时，则不是以法律为基准，而是被视为政治问题。这可以说是日本与德国案例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面对盟军总部提出的「神道指令」，靖国神社最初的态度是相当反感且带有怨气的。不过，为了在盟军占领下生存，靖国神社也不得不接受了神道指令的规定，逐渐不再把自己当成彰显「军神」的神社，而是把自己定位为「慰灵」的神社。这可以说是战后初期靖国神社转向「和平主义」的契机之一。

与此同时，神道指令的非军事化目标也影响了靖国神社的空间。举例来说，盟军总部一度讨论该移除位于鸟居之后、被认为是日本陆军创建者的大村益次郎铜像，而神社灯笼上描绘日俄战争著名场面的浮雕也被水泥盖住。这种神社空间的非军事化现象，用台湾熟悉的话语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空间上的转型正义。不过，神社空间的非军事化并未彻底进行，上述用水泥盖住的日俄战争浮雕也在1952年日本从盟军占领下独立后迅速恢复原状。

盟军总部（GHQ）对于靖国神社的态度可说相当严厉，认为靖国神社与其代表的国家神道和日本发动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图为1934年昭和天皇亲赴靖国神社参拜。 图／维基共享

▌战后初期靖国神社的「和平」意向

如前所述，在盟军总部的「神道指令」的压力下，靖国神社开始寻求不同于战前彰显殉国者的路线，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抚慰战殁者灵魂的神社。这体现在1947年夏天新创立的新祭典「みたままつり」上。该祭典旨于抚慰战殁者的灵魂，被靖国神社定位为「平和的文化的祭祀」。而根据靖国神社的观察，前来参加该祭典的民众人数，远多于春秋两季的例大祭。

这意味着，即使靖国神社最初极为反感神道指令的内容，但为了在新时代生存，靖国神社一定程度上将慰灵与和平作为了神社的重要价值。

1950年代初期，对于日本政府在美国允许下展开再军事化，靖国神社内部其实存在着批判的声音。而与此同时，靖国神社内部也有意见认为神社不应该与保守派政治家有所牵连。在当时，靖国神社的立场与其说与亲美保守的自由民主党相同，不如说与左派的社会党、工会（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更为接近。

在1951年，靖国神社境内曾经举办由左派反战团体举行的集会，人们在靖国神社内举着红旗、唱着劳动歌，这可以说是今天难以想像的风景。也就是说，在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前后，靖国神社其实曾经存在着反战与和平主义的声音。这种靖国神社的和平意向，一直存续到1960年代左右。

图为1955年，战争遗族前往参拜靖国神社。在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前后，靖国神社其实曾经存在着反战与和平主义的声音。这种靖国神社的和平意向，一直存续到1960年代左右。 图／维基共享

▌回归战前的动向

在整个1950年代，日本知识界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今日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奠基于在战争中殉国者的牺牲上的」的想法。不过，大概从1960年前后，「殉国」与「平和」这两种概念彼此共存的状况逐渐解消，并逐渐分裂为「仅歌颂殉国但不提及和平的国家主义派」与「否定对于殉国的赞美而追究国家的战争责任的反战派」。在这个脉络下，靖国神社开始大幅偏向前者。

在1960年以后，靖国神社也日渐出现赞美「殉国」，声称「大东亚战争」为正确的「自卫战争」，应该废除「占领宪法」（盟军占领下制定的宪法）并恢复「大日本帝国宪法」，并应实现「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这种观点被刊载在靖国神社发行的刊物上，是1950年代未见的。

靖国神社之所以出现态度的转变，很大的原因与其支持组织「日本遗族会」的态度有关。

1953年，也就是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后的隔年，日本政府恢复了对于战殁军人的遗族的经济支援，也就是「军人恩给」。在日本遗族会的要求之下，政府大幅调高了对于战殁军人遗族的支援金额，这似乎使遗族们感到家人的死亡是受到国家肯定的。除了实际的经济收入外，遗族会也开始要求应当以国家的高度来「护持」靖国神社，以彰显「殉国」的「英灵」。

由于在战争结束之后，靖国神社失去了国家、军队在财政上的援助，而新成立的遗族会、战友会则成为了靖国神社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在这个基础上，这种来自日本遗族会的压力，也导致了靖国神社在1960年代以后逐渐远离了一度出现的「和平」意向，而越来越有回归战前模样的趋势。

1980年代以降，随着东亚各国愈趋关注日本对战争时期的态度，靖国神社的立场也愈趋强硬。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表明：「那场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对此，靖国神社严厉批判首相的发言，指出其历史观有问题，对于殉国的先人是莫大的侮辱。

对于靖国神社的反应，日本的历史学者赤泽史朗指出，这可以说是把战前日本的国家与战争跟在战争中过世的人们视为同样的存在，无视了其间可能存在的各种隔阂或龃龉。同时，这种想法完全不承认国家与战争存在的加害性，并把所有意图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的立场视为「反日」而加以否定，这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和平」的思想。

图为2024年8月15日，仍可见到民众以日本兵的装扮，在靖国神社参拜。 图／路透社

编辑／林齐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