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被两个孙辈捆在北京7年，她决定不辞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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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形看，景芳实在是个太过普通的老太太：个子不高，身材中等，看上去60来岁，穿着机绣红花绿叶的老年妈妈服。她烫着一头长短不过脖子的小羊毛卷发，一个卷紧挨着另一个卷，相互支撑，密密实实挺立在头上，不需要梳子、发胶，更不需要Tony老师每周一次的定期护理。发帘下的眉目平常，鼻子也毫无特色，倒是嘴角两边法令纹很深，连带着脸上的纹路一起朝下，带出几分不好惹的气势来。一张嘴，普通话带着重重的河北涞源口音，但把意思表达清楚，问题不大。
这样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每个小区、每条街道、每个超市、每座街心公园都能遇上。她们或手推婴儿车，或拎着盛满超市特价菜的帆布包，或手脚缓慢地跳广场舞。人们从她们身旁路过时不会注意，回身时不曾多想，照面了打个招呼也丝毫不突兀，仿佛她们原本就长在这大都市里。可要细究户口本上的住址、籍贯，她们又都是异乡人，是北京这个城市高效率、快节奏、大叙事笼罩下的阴翳，是主流之外的一种补充。
景芳自己倒不关心这些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她只认准一样，北京是儿子徐满的地方，自己来是带着任务的——带孙子和孙女，等他们上了小学，自己就打道回府。她来北京好几年了，每年行动轨迹几乎一致：平日里儿子儿媳上班，她在家做家务、带孩子，每年国庆和春节回老家两次，每次半个月，这就是她的“法定假期”。
这两个“法定假期”从来没被打破过，直到2020年年底，景芳发现“回老家过年”这个屁大点的事儿，成了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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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腊八节，景芳就开始掰着指头过日子，算还有几天可以回老家过年。
尽管电视里主持人天天字正腔圆地播报“中央提倡就地过年”，可景芳还是坚持要回涞源老家。她年纪大了，不会在手机上预约核酸检测，就让儿子徐满给约一个，去医院也好，上门来测也好，无论如何她要在腊月廿三小年之前回家。
徐满不乐意：“妈你走了轩轩和蕊蕊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把孩子带到公司去呐！”他要求老娘坚持到到腊月廿九，等他和妻子放假了再走，或者干脆就在北京过年。
儿子的言语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景芳听完立马原地爆炸，“咣当”一声把保温水壶摔在茶几上，黑色的玻璃面板被砸出一个不小的坑。要在平时，景芳肯定会心疼物件，但现在她顾不上这些，语气高亢而急促：“旧社会长工给人扛活，到了小年也能回家躺平、该吃吃该喝喝呢。你妈我快70了，一年奴隶似地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带着小的还要顾着大的脸色，到年底了不该歇歇吗？”
“这不是有疫情嘛？幼儿园不开门，轩轩和蕊蕊没地儿去没人看啊。咱家离北京就200公里，廿九我放假了连夜开车送你回去。再说了，你在我家也一样该吃吃该喝喝，累了就歇着啊，谁敢给你脸色看啊。”徐满连加了3天班，又得到消息今年的晋升名额取消了，正心烦得要命，和老娘说话也失了耐心。
徐满也打心底里讨厌2020年，疫情遇上本命年，什么都不顺，自己果真随了属相，成了一只在风箱里四面受气的老鼠，稍微躲得慢些，就被来回推拉的木把手抽到身上。
“歇着？我这几年从正月到腊月，中间除了国庆节回老家的10来天，哪天不是洗衣做饭、擦锅抹地？小满啊，你要讲良心啊，我来北京给你看娃娃几年了？你爸70了，一辈子没进过几回灶房，老了老了倒要学着做家务，自己拾掇家里、伺候奶奶，你奶奶今年94了，哪样都离不得人啊。”说着说着，景芳的盛气没了，看着这个笼子的一样小两居，悲从中来——屋子里到处满满当当、挤挤挨挨，自己在客厅一角的床铺也堆满了小孩衣服、毛绒玩具、积木块、识字卡——这里终究是儿子的家。
徐满倒是没想那么多，事急从权，疫情通报天天来，老娘在北京过一次年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他看来，北京的生活条件比老家好太多了，房子是小了点，但暖气烧得好，在家里穿单衣尽够了，下楼过了马路就是永辉超市和物美大卖场，买菜买肉新鲜又方便，边上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文化广场，都是遛娃散步的好去处。老家倒是地方大，前几年建了两层青砖大瓦房，白瓷砖贴了墙，铝合金的大窗户透亮透亮的，外表看是个样子，但房顶太高不聚暖，冬天在屋里也要穿着棉袄，平时老爹得骑着电三轮去镇上，买回来一堆萝卜白菜洋芋堆在窖里，逢年过节加点牛羊肉，汆点丸子冻起来，翻着花样做，也就那几样。
所以，让老娘在北京过一次年，在徐满看来也没啥大问题，只是不能守着老爹、奶奶过年，是有些遗憾。但看到老娘怒目圆睁的样子，这些话他没说出口，只模糊其辞，等到年跟前再说，回家前肯定让老娘做上核酸检测：“你放心，小可毕竟在医院，他们那儿不能测核酸，但她有同学专门管做这个，腊月二十七八我肯定让她给你安排好了。”
景芳本来已经平静，一听到儿媳妇的名字，怒气又腾地窜起来，大声回：“不麻烦她，我信不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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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芳要是打定决心做一件事，是不怕麻烦的。
她想起小区里一同带孩子的老太太中，住在8楼827的硕硕姥姥是个伶俐人儿，吃穿新潮，手机也耍得好，且待人和善热情没有架子。平常在小广场遛娃晒太阳，硕硕姥姥常把孩子往推车里一放，拿着手机看抖音，时不时哈哈笑，不一会儿身后就“孔雀开了屏”，好几个老太太围着看；硕硕姥姥还和她们分享过如何在盒马生鲜、叮当买菜、每日优选上“薅羊毛”——9毛9一盒10枚装的有机蛋、1块钱的大白菜还送两头大蒜，8块9毛9的丹东奶油大草莓，还免费送到家——一群老太太听完无不称赞：“到底是当老师的，脑子就是灵。”
景芳心里琢磨，请硕硕姥姥在手机上帮忙预约一个“核酸”约莫能行。可惜她没有加过硕硕姥姥的微信，最近几天在小广场也没碰见她。
趁中午俩孩子睡午觉的空档，景芳从5楼爬到8楼，按响了827的门铃。伴随着细碎的脚步声，开门的却是一个年轻的妇人，和硕硕姥姥长相有几分相似，脸上有几分茫然。
“你妈妈在家么？”景芳尽量让自己的涞源方言向普通话靠拢。
“我妈回太原了，上礼拜走的。阿姨您是？要不进来说。”妇人把门让出一道缝来，请景芳进去。
景芳摆摆手，妇人又问：“那您找我妈有什么事儿？我转告她。”
“木啥事儿——我是住5楼505的蕊蕊奶奶，平常我们都一道带娃娃的，我说这几天都没见你妈妈，上来看看。”景芳说。
妇人眼含疑惑，她似乎没听自己的亲妈说过和5楼老太太有什么特别的交情，但还是简单交代了下：“我妈来北京帮我带孩子，我爸自己在老家呢，她总归是放不下家里，先前说好了一进腊月就回太原，过完正月十五再来，到时候您就能见着她了。”
“现在出北京能行吗？看电视里说，让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你妈妈走了，谁带硕硕呢？”景芳忙说。
“能走呢，阿姨，有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行，您在‘北京健康宝’上预约一个，100多块钱，很快就出结果了——硕硕，这也别的没办法了，我和他爸爸轮着请假带。”
景芳正想张口问“你能不能帮我预约一个核酸”，屋里传来小孩哭声，妇人赶紧说了句“阿姨再见”，就合上了门。对着紧闭的门，景芳叹了口气，心里更羡慕硕硕姥姥了。
平常老太太们遛娃时，总聚在一块闲聊，大家常说都是过来帮忙带孩子，但“姥姥”多半比“奶奶”好过。姥姥来带孩子，一则是情分，姑爷大都心怀感激，当宾客待，四季衣帽、吃喝用度都是齐全的；二则是在自己姑娘家，虽两代人在带娃的理念上难免有冲突，但娘俩能互相体谅，有空都想让对方多歇会儿，喘口气的时间总归多些。
硕硕姥姥和景芳提过，说周末两天她是绝对不带孩子的，天气好时她就背上面包矿泉水上公园、博物馆溜达；天气太热或太冷，她就找个商场买东西或找老同学喝咖啡吃美食。“带孩子真是劳神费心，总得偷空让自己好过点吧。”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奶奶来带孙子孙女就不一样了——这是应尽的义务，是不能推卸的责任。景芳的儿媳小可也明里暗里“点”婆婆，轩轩和蕊蕊姓徐，照顾自己家的苗，奶奶自然义不容辞。
景芳倒也认可这个说法，她没读过多少书，是传统的农村妇女。那年轩轩还没出生时，她自己估摸着儿媳的预产期，早早收拾好行李，打包好了自家出的野鸡蛋和小米。一接到徐满的信儿，她就麻利地上鸡窝抓了两只老母鸡，搭了同村小伙子的便车就来了北京。只是没想到，这一来就是7年，她带完老大带老二，见天念叨回老家，心里却丢不开俩孩子。
“有时候，这日子把人捆着，望不到头一样。”
3
景芳原先不太会耍手机。
在老家，能用到手机的地方着实不多。每天正事不外乎下地干活，上山放羊，回家起锅造饭，都不需要呼朋引伴，和着天光跟着自己心情走。闲事也不过两三宗：同村人相互串门、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和初一十五镇上赶集。除非赶集，不然她经常会忘记还有手机这么个物件。
初到北京，她没有随身带手机的习惯。手里那个老旧的二手联想，还是徐满上学时留下来的，直板小屏幕，只能接打电话，充电接口不太灵光，时常没电，儿子儿媳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
小可担心婆婆带着小孩走丢了，就把自己用了两年的小米给她，自己换了个iPhone。景芳用上了智能手机，徐满给她注册了微信，一开始景芳心里抗拒，徐满便劝：“用微信发信息不花钱，还能发语音、打电话，和老家的亲戚视频。”
儿子手把手教了好一阵子，景芳才学会使微信。在她的微信通讯录里，算上儿子儿媳，满打满算不过20来个好友，可这也成了一个情绪缓震带。在带娃、干活的间隙，景芳没事也爱刷刷朋友圈，时不时给别人的照片点个赞，转一转健康养生的文章。
10月底的一天中午，孩子正睡午觉，景芳看到二姐绍芳分享到朋友圈的一则新闻，大受触动。新闻里讲，郑州有一位56岁的阿姨，前半生一直照顾家庭，给丈夫做饭，帮女儿照看双胞胎外孙。等外孙都上了幼儿园之后，阿姨买了一辆二手小车，带着锅碗瓢盆、帐篷睡袋，开启了单人自驾之旅。她从郑州一路南下，3个月里去了西安、成都、西双版纳、大理。白天在野外生火做饭，晚上睡帐篷，驾驶历程已超过5000公里。
绍芳配的转发文字是“佩服佩服，敢想敢做”，景芳也把这篇文章转到自己的朋友圈，就配了4个字：“万分羡慕”。
景芳羡慕的点，不是她能开车去那些旅游胜地——在景芳眼里，这些地方还比不上老家的白石山、十瀑峡呢。她真正羡慕的是，人家可以在外孙上幼儿园之后全权放手，随心规划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旅行。
“熬出来，忍到头，过自己的生活。”这是景芳心底渴望却摸不到的日子。
2013年7月来北京带孙子时，景芳心里做好了“6年抗战”的打算，等孙子上完幼儿园她就回老家，和村里的老伙伴一起过田间地头、广场舞的老年生活。可计划赶不上变化，2017年孙子才上幼儿园中班，孙女又出生了。儿媳休完120天产假急忙忙回去上班，留下景芳一人看顾两个孩子。
于是，景芳的一天变成了这样：一早起来把轩轩送到幼儿园，路上给儿子儿媳买早饭，赶回来给蕊蕊冲奶做辅食；等儿子儿媳出门，她对付着吃一口，推着婴儿车去东门小广场晒太阳，1小时后起身推车买菜，回家做午饭，伺候蕊蕊吃饭睡午觉，自己吃饭，4点半推着蕊蕊去幼儿园接轩轩，回家后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晚饭。
日复一日，景芳就这样生活在北京，却又不像在北京。北京那些盛名在外的一切，故宫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四合院老胡同、烤鸭涮羊肉……似乎都和她关系不大。
同村的几个伙伴，偶尔在微信上打趣她，“又去天安门溜达了？”景芳回想，上次去天安门还是五六年前二姐绍芳一家来北京旅游，她陪着逛了一天，当时她在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四个方向都拍了照片，现在只记得广场上人来人往闹哄哄的，三步一岗亭五步一检查，并没有什么可看的。
景芳所能感知到的“北京”，是以儿子徐满家所在小区为中心，方圆1公里的范围为半径。她最熟悉的地方是小区里的“10号楼”、孙子去的幼儿园、小区东大门的文化广场、永辉超市二楼生鲜区和小区北门小学旁边的废品回收站。
她清楚，小区有10栋楼，每栋楼有3个单元，围绕小区主干道走一圈大约850步，推着婴儿车需要12分钟走完；幼儿园的门口有2棵桐树、3棵野海棠和5棵不知名字的矮松，每天7点30分会播放《谢谢你》、《青蛙最伟大》，欢迎小朋友入园；来东门文化广场遛弯的人多半是和她一样专职带娃的奶奶、姥姥或保姆，西墙根的3个扭腰健身盘最受老头欢迎，常常满员，老太太们则更喜欢自行车健身器，可以坐着蹬腿；永辉超市夏天7点开门，冬天7点30分开门，早上的叶菜最新鲜，晚上的鱼虾更划算；物美大卖场每月“会员日”买够68元的东西，可以加3元换购12个生态鸡蛋，得早上去，下午换不到；废品回收站只收纸壳箱子、矿泉水瓶子，别的一概不收，纸箱回收价格时高时低，8毛一斤有过，1块5一斤也赶上过。
这样日子过着显慢——倒不说多难，只是让人没劲头。
景芳推着蕊蕊晒太阳时，常常想起大夏天自己戴着草帽扛着锄头在玉米地除草、春光正好时搭着蓝布手巾给杏花授粉、手掌宽的扁担满挑着两桶水灌南瓜秧苗、赶着十几只羊跑半个后山……累是真累，但天高地阔、劲头十足。回家灌一大壶凉开水，热馍馍抹辣椒酱，就上小葱炒蛋，吃完上炕沉睡一觉，下午又是精神满满。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种自在劲儿的珍贵——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家、做什么活儿不做什么，全听自己安排；怎么吃饭怎么喝水，啥时睡觉啥时串门，都随自己心意。可到了城里，全变了，干什么都有讲究有规定：买菜要看时间、讲新鲜，带孩子晒太阳要看天气、讲时长，做饭要讲营养、少油少盐，连卖纸壳箱子都要讲时机——“双十一”垃圾箱里纸箱多，她捡的也多，但当时卖不上价，隔月卖才更划算。有时看着小区里密密麻麻的玻璃窗户，阳台上一盆盆精心呵护的绿植，院子里被修建的整整齐齐的树木，景芳就在心里感叹：一棵长在山田里的野杏树，根扎在土里，枝迎着日头，风云雷电全盘接下，才长得带劲；人把这树迁到这楼房之间，配上漂亮的大花盆，再是有土有水有日头，都蔫蔫巴巴、麻麻赖赖，到底是水土不服。
2020年疫情从年头闹到年尾，4个大人2个小孩都圈在小小的屋子里，不敢妄动。隔着玻璃看外面，景芳觉得自己要被“捆死”了，“把人绑在一个地方，坐牢一样，熬着难受，看不到头”。心里的别扭、屈就、无望，加上本就不柔和的脾气，眉梢眼角带出来的信息就不甚好看。
前些天趁徐满出差，小可在饭桌上发难：“妈您一天拉着个脸给谁看？消极的情绪对小孩成长非常不好，您注意一下吧。”
景芳毫不示弱，直接怼了儿媳：“你脸好看，你自己在家带俩孩子吧，我明儿就买票回老家。”
狠话撂完，景芳终究没走。她虽然脾气大，但做事向来有准儿，来北京有头有尾，该走的时候她自然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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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早就注意到，每年一进腊月，婆婆就开始糊弄着过日子——离小年越近越糊弄。最直观的表现是晚饭，饭菜能简尽简，常常是一盘白菜炒豆腐、一盆土豆熬豆角了事。今年更过分，动不动就是煮一盆挂面，在凉开水里投一遍，淋点香油放上酱油醋，5双筷子5个碗就是晚饭了——当然，她会给轩轩和蕊蕊再各煎一个鸡蛋。
小可连吃两顿，忍无可忍，敞着卧室门大声训徐满：“一天到晚累的要死，在单位凑合吃大锅饭，回家能不能吃点好的？年货节我买了多少菜、囤了多少肉，宁愿冻着占冰箱也不给人吃？毛病！轩轩还不如在幼儿园吃的好，蕊蕊的蛋白质、膳食纤维摄入都不够，到时发育跟不上有你后悔的！”
屋子不大，声音透过门窗满地打滚。这种指桑骂槐的话景芳不是第一次听，她也不搭茬，收拾饭桌的手开始发狠，摔盆摔碗摔筷，动静极大，爬行毯上玩磁力片的蕊蕊被吓着了，哇哇大哭，小可快步冲出来抱起孩子进屋，“咣”的一声关了主卧门。
作为在北京生北京长的独生子女，小可不愿意让婆婆来家带孩子。准确地说，她从来没想要过要和婆婆在一个屋檐下过活。
小可第一次看见景芳时，就知道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农村女人不好惹。那是徐满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提前电话通知过，火车换了大巴，又走了一里地，到村口也没看到有人来接。小可拎着一盒“稻香村”进了徐家棕红色的大铁门时，景芳正在院里用鸡毛掸子扑打衣裳上的灰，看着像刚下地回来，鬓边还沾着几粒苍耳。
徐满招呼：“妈，我回来了。这是我对象，小可。”
“哦，快，快进屋里坐。”景芳的语气是热情的，嘴角也翘着，但小可忘不了眼光交汇的一刹那，景芳的眼神是冷的、暗的。
当时，小可并没想太多，相对于一年见一次的“未来的婆婆”，她更遵从自己内心对徐满的执着。以时下流行的类型划分，徐满逃不掉“凤凰男”和“小镇做题家”的标签：他从山村小学考到镇上初中再考到县一中，苦学3年考上一所理工科大学最好的通讯工程专业，大学4年奖学金拿全，再以高绩点保送到本校读公费研究生，硕士3年准点毕业，校招经历层层选拔顺利进了一家国字头的央企总部研究院。进院没过半年，踏实肯干的他便入了院工会分管文体工作的李主任的“法眼”。
在李主任看来，徐满除了出身苦了点，没别的毛病：这孩子戴副无框眼镜，肩宽腿长、文质彬彬，穿着打扮干净得体，待人接物温敏谦和，没有一些寒门子弟缩手缩脚或清高厌世的习气。而且。他学校学历也过硬，工作负责肯钻研，办公室风评不错。
李主任在工会搞了多年青年男女联谊活动，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动机，便想把徐满介绍给外甥女小可。小可是李主任已过世大姐的独女，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托关系上了北京南城一所护校，毕业后应聘到区妇幼院做护士，工作比那些综合大医院轻松许多。赚的钱不多，但也够自己开销。由于医院阴盛阳衰，小可一直未碰上合适的男生，李主任作为姨妈，自然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立马安排时间让两个年轻人会面。
小可和徐满在前门附近的咖啡店见了面，面对面喝了半小时，徐满说话没超过10句，剩下的话都让小可说了，账也被小可抢着结了。徐满回去的路上就想，这女孩不适合自己。他中意的女孩属于那种文静秀气、安静少言的类型，而小可正好相反，她长相明艳，性格张扬，自来熟，说笑起来没完没了。
他正犹豫着怎么回复李主任，李主任却喜气洋洋地打来电话，邀请他周末来自己家吃饭。徐满没有拒绝，他张不开口。他知道，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一般朋友、同事之间的聚会都选在公共场所，大家聚在一起，问不到来处，看不清归途，远近适宜。而家是私密领地，是不轻易露白的里子，除非已知根知底、亲密熟络至极，人们轻易不请朋友来家里。李主任既开了口，就说明她已经把徐满视为“自己人”了，倘若拒绝，那可就不是“我们俩不合适”那么简单，是踩着凳子打李主任的脸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小可强大的攻势下，徐满当初“不合适”和“没有感觉”的结论是武断的。小可倒追徐满半年，除了上班就一门心思琢磨如何对徐满好、更好。她一天24小时在线，心甜嘴甜撒娇卖乖；徐满加班，她就拎着爱心餐送到他单位，碰上自己晚班，也安排外卖到位；知道了徐满的衣服鞋子尺码后，北面冲锋衣、“踢不烂”大黄靴通通安排上；徐满出差，小可换班调休也要制造“他乡偶遇”，还要装作“缘分使然”；知道徐满平时爱玩游戏，当下就刷卡买了一台PS4送给了他。
小可对闺蜜陈静感叹，说对自己老爹都没这么上心过，“我脑子虽然读书不灵光，但在这门叫徐满的功课中，我要尽全力拿到90分”。
陈静问小可喜欢徐满哪儿，小可说起来没够，“哪哪儿都喜欢啊，他个子高人也白净，脾气又好，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怎么说他都不爱生气；好学校研究生毕业，又在大央企，追到他算我赚到了，以后要个孩子还能贡献一半聪明智慧的基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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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直男徐满到底被小可打动了，两人开始以结婚为目标处对象。当景芳得知儿子处了一个北京姑娘，开始是极高兴的，“儿子在北京有靠山了”，但仔细了解后，又生出许多不满来。
在景芳看来，儿子从小到大成绩优秀，工作体面，长得也有排场，是附近村镇有名的“出息孩子”。可这个小可，一没上过大学二没个体面的工作，家里老娘还早早去世了，除了家是北京的，在南三环有一套70平米的小房子之外，实在配不上她儿子。
可徐满不听劝，老伴这次也站儿子，翻来覆去地强调：“咱自己没能力给儿子在北京安家，现在他自己找了个自带房子的，还挑拣啥？”
所以，景芳从第一次见小可，心里就不大痛快，可又不能太拂儿子的面子，到底还是按照习俗张罗了饭菜，给了“千里挑一”的红包，加了一对老式的银镯子——也只是“全了”见亲认亲的过场而已，旁人家儿子带着城里儿媳妇回来的那种声势浩大、热情洋溢的高规格接待，统统没有。
媳妇、老娘相看两厌，徐满心里不是不清楚。他想过，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远”，隔着山隔着水，远远地问候着，总归能过得去。
可形势比人强，结婚第3年，小可怀上了轩轩，孕期倒没太大反应，产检就在自家医院。问题是，生完之后谁来带孩子？这真愁坏了小两口。
小可的父亲年老鳏身，为了给小两口腾房子，自己搬去燕郊租房住。老爷子生活自理能力实在差，又在香河找了一个老伴搭伙过日子，腾不出手看孩子。请个育儿嫂吧，不放心不说，钱也不够——两口子都是靠工资过日子，挣得不多不少，小可本就是“月月光”的消费习惯，多了个孩子后，奶粉纸尿裤、玩具小衣服……样样都是钱，实在没有余钱请人。
徐满想来想去，提出让自己老娘来北京带孩子。小可不大乐意，想着要不要辞职。她把这想法和小姨一说，李主任坚决反对：“傻闺女，带孩子可比工作累多了，而且不工作时间久了，肯定和社会脱节，不值当啊。你现在虽然工资不高，但多少都是自己挣的，花钱腰杆硬。你试试朝别人开口要钱过日子，难着呢。”
就这样，李主任替外甥女拍了板：出了月子，让婆婆来带孩子——至于月子里的事儿，李主任大方地出了12800，在医院官网上预订了个金牌月嫂。
“你头回当妈没经验，小姨做主给你找了个月嫂，月子里照顾你和孩子，徐满也跟着好好学学。等回头你婆婆来了，再教教她科学育儿，保准没问题。”李主任信心满满。
那年6月，轩轩在复兴医院出生，7斤2两的健康小子，顺产，小可没遭太大的罪。金牌月嫂入户照顾、教学，小可慢慢习惯了有小孩的日子。待轩轩满月，月嫂离家，景芳便住进了家里的次卧，一张1米2的单人床，旁边放着孙子的婴儿床。
小可母乳不丰，月子里就开始混合喂养，出了月子，索性停了母乳，纯奶粉喂养。景芳看不惯，天天叨叨，吃母乳健康，让孩子多吸一吸就有了，又是清水黄豆炖猪蹄鲫鱼汤，又是下奶偏方羊油卧鸡蛋，腥的、苦的、没味的，折腾了1个月，小可还是没母乳，便不再听景芳的。
景芳看着一个月1000多的奶粉钱，心疼不已，时不时提起，村里的这个媳妇那个妇女，“生了孩子3个月才下奶”，又讲“我们小满，从小没吃过一口奶粉，8个月断奶，黑面馍馍小米粥，照样养出个大个子，身体壮壮的从来不生病”。
小可不接下茬儿，只冷着一张脸，教婆婆怎么冲配方奶，怎么用消毒锅、温奶器，怎么给孩子换尿不湿。大多数情况下，景芳配合度很差。比如，小可让她一天3次用消毒锅给奶瓶、奶嘴和牙胶消毒，她觉得用凉水洗干净，再用热水烫烫，啥菌都死了，“翻来覆去地消毒，简直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又比如，当她知道一片纸尿裤合下来要两三块钱，立马就在家里找旧衣服改缝尿布。等她东裁西缝整出十几块尿布，小可却不让用：“尿布又麻烦又不卫生，消毒不彻底，容易‘红屁股’，用尿不湿多省心。”
景芳说：“你是省心了，一天光尿片就要花20几块，你算算一个月多少钱？”小可硬邦邦顶回去：“这钱不要您出，放心吧。”
这些话像天生长在景芳嘴边，时时说，处处讲，让小可逃无可逃，倍感厌烦。时间长了，小可觉得自己装聋作哑的本事提升了不少。作为一个职业护士，小可最受不了的是婆婆的卫生意识。她不止一次看见：婆婆从卫生间出来，不洗手就过来抱孩子或者拿玩具给孩子玩；干完活不洗手直接抓起馒头就咬；自己刷牙总是糊弄，想起来才刷一次，还是总是嘴对嘴亲孩子；出门不带纸巾或垫子，经常席地而坐，进门不换衣服，就直往床上躺。小可不止一遍地纠正过她，也找徐满说过，发过脾气，但婆婆依然不改。
小可把闺蜜陈静约出来大倒苦水，陈静也没啥好办法，只一个劲儿劝：“能有人帮你带孩子已经很好了，老人嘛，又是农村来的，生活习惯肯定有差别，你就忍一忍，亲奶奶带，不会出大问题的。”
产假休完，小可逃一样地去上班了。她多次和徐满抱怨：“我再和你妈多待一周都会疯掉。”
徐满也觉得老娘需要适应新的育儿方法，但一般，这话他只要起个头，都会被老娘拦下。景芳不信这套东西，照她的想法，小孩子不用太金贵，怎么着都会长大，太精心的养育反而会让小孩娇弱多病。
轩轩过了半岁，景芳提出要把孙子带回河北老家，和老伴一起带，徐满两口子可以每个月回来看一趟。她列出好几条理由：北京空气太差，春天沙尘暴冬天雾霾，对小孩呼吸发育不好；把小孩放农村养，离泥土近更好养活；老伴不会做饭，地里的活儿干不完。可无论景芳怎么说，小可都坚决不同意，说急了，就放狠话：“让我儿子做留守儿童，不如杀了我！”
景芳也没办法，出去和小区里的老太太们学舌：“我儿媳妇人家是北京人，臭讲究，看不起我们乡下人，不让孙子跟我回村。”
似乎嘴上占了便宜，心里就能自在一些，再回屋去给轩轩做辅食，便充满干劲：磨蔬菜泥、榨果汁、炖蛋羹。榨汁机、破壁机、豆浆机、空气炸锅，厨房里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插上插头，各有各的能耐。景芳心里也感叹：这些东西除了清洗麻烦，用起来真不赖，要真把孙子带回村里，做各种蔬菜泥果泥果汁，还麻烦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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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再磕磕绊绊，也不知不觉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7年。景芳逐渐习惯了在北京带孩子的生活，轩轩渐渐能离手了，又来了蕊蕊。
蕊蕊从落生第一天开始就跟着景芳，从一个皱皱巴巴的小皮猴，到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坐起；从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到后来天天搂着景芳的脖子说“奶奶我好喜欢你”“奶奶你真棒啊”，让景芳打心眼里疼爱这个小孙女。
蕊蕊过完3岁生日，受疫情影响，还没上幼儿园，却能清楚表达自己想法了。有天，她看完两集小猪佩奇，提出要和哥哥睡上下铺。徐满和小可都没太在意，转天景芳就向儿子提出，把她的单人床移到客厅角上，给两个孩子买个上下铺的实木床，又嘱咐一定要买原木的，不含甲醛的。
“老娘你现在真行了，还知道甲醛了。”徐满调侃。
“我又不瞎不傻，你们电梯里广告天天演，甲醛容易给小孩熏出病来，白血病啥的，多吓人，宁愿多花几个钱买个安心吧。”景芳说。
这话小可在洗手间听的清清楚楚，晚上临睡前，拉着徐满抱怨：“你妈说的倒轻松，一个实木的上下床少说也要四五千，这会儿倒是不心疼钱了，她怎么不说自己出钱给孙子孙女买一个？”
“想想小姨说的，出人、出钱占一头就行，我妈也不容易，那么大岁数背井离乡地给咱看孩子，再说，她哪有钱啊。”徐满夹在老娘和媳妇中间许多年，也练就了一身左右互搏、平衡内外的“柔术”。
“钱”这个话题，在家庭生活中就像藏在海面下的冰山，远看只是露一点尖尖，撞上了才知道疼。小可的心有不甘，是从零到有、渐次累计的。
恋爱时，小可心里眼里只有一个徐满，看着他睡觉、穿衣、吃饭，送他上班等他下班，普通小事都觉得甜度100分；要结婚了，徐满家搜空“六个钱包”也凑不出10万元（这情况她事先知道），当老父亲提出把房子让给他俩当婚房、自己去河北租房子时，她才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于婚姻的选择是否有些草率；结婚3年，徐满在单位里还是那个“小徐”，上交的工资没有明显变多，小家的开支却因孩子的到来大幅增加。
小可心里的不甘开始发芽，然后这小小的芽在自己的社交圈中，被无数闲言碎事催肥——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同事小刘，找了个鄂尔多斯的富二代，生完孩子婆婆给了20万现金奖励，又从老家发来一个育儿嫂、一个保姆，分别负责孩子和家务；同学小美嫁了发小，婆家娘家争着看孩子，婆婆不仅包了整个家里的日常开销，每月还补贴2000块钱给孙子孙女买奶粉玩具……她再回看自己的婆婆，这不甘就像饥饿的毛毛虫，一点点咬掉自己对徐满带着光环的爱。
那个曾经大大咧咧、说笑不停的活泼女孩子变成了眉目模糊、言辞犀利的中年妇人。每天9个小时要分给工作，回家还要直面不和槽又离不开的婆婆，照顾两个上蹿下跳精力过剩的孩子。小可连追剧的力气都没了，仅存的解压方式就是网购。家里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快递，碰上“双十一”，一天10来个包裹。小孩吃的用的、玩具书籍，大人的衣帽鞋包，女士的护肤品与彩妆香水，家里的日常用品、肉菜水果，零零总总，没有不买的。
景芳看着儿媳大手大脚地花钱，心疼得不得了，好几次开口劝：“小可啊，你们小两口也不富裕，为轩轩和蕊蕊考虑，也稍微存一点钱啊，少买一些东西，省省就有了。”
小可一般装没听见，听烦了，就压不住内心的躁气：“妈，我们不管怎么紧张，每月给您700块，哪月也没少您的，您也从来没说过不要。家里的吃穿用度从来没让您花过一分钱，妈您就知足吧。”
景芳被说急了：“我知足？我知足啥？按你们城里的规矩，你去问问，雇一个白天黑夜给你接大看小的保姆要多少钱？四五千怕也不够吧？徐满是我十月怀胎养到这么大，供着上了大学，就是不看孩子，每月他都应该给我养老钱！真要我知足，就送我回涞源，我睡自己的大炕、做自己的美梦，谁也别找我看孩子！”
“没钱”，或者说“自己不挣钱”，是景芳从前未曾察觉的痛点。
她生在1950年代末期，小时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从未思考过经济自主权这个问题。以前别人总说她做姑娘时念书挺灵，但被家里成分拖累，初中毕业就回村里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包产到户了，景芳经人说合嫁给了徐满他爹，徐家是老公爹当家，徐满的爷爷给全家派活，每人的收入全部上缴，个人用钱的再来支取。景芳安安分分听分配，干活，有要钱的地方，就找公公要，公公去世后，管家的权力移给了丈夫，她出去赶个集、回娘家看个亲戚，只管张口要钱，丈夫也从未磕巴过。这么多年，家里也就是收支将平，到徐满去北京上大学的第一年，还欠了些外债，好在那两年肉羊价格不错，靠着家里养的30只羊，债务便很快还清了。
在来北京之前，家里没钱并没有影响到景芳的生活。她本身对日子要求不高，吃喝都倾向于自给自足，当季地里产什么就吃什么，没肉吃鸡蛋也挺好。到北京后她才知道，处处都要用钱。早市买次菜要几十，买几个大饼就要十几块，带孙女去坐个摇摇车、旋转木马也要几十，孙子要吃虾，趁晚市买点打折的，还要30多。
自己没钱，最初200、300地跟儿子要，后来发现要的太勤，张不开口。她隐约感到，找儿子要钱和找自己男人要钱不太一样，找老伴要钱，她要得理直气壮——鉴于她的勤快，家里的钱本来就有她的一半——但找儿子要钱，总得事先想好用处才能开口。
后来徐满也觉得烦，和小可商量每月1号给景芳1000元作零用。小可觉得有点多，“家用的东西我一般都买齐全了，妈也没太多用钱的地方，500差不多够了”。
小两口最终折中了一下，每月给景芳700块，逢“五月节（端午）”、“八月节（中秋）”再多给500块，作为过节礼钱。
本来也是不大的事、不多的钱，谁也没想到，这却成了儿媳的一个话把儿。自此，凡婆媳俩有争吵，涉及到花钱，最终都落在这700块钱上。徐满不止一次和小可说：“这钱是从我工资里出，数量也不大，给了妈，妈也没存着或花在别处，都花在俩孩子身上了，你怎么就过不去呢？”
小可就是觉得，子女在北京生活得这么捉襟见肘，老人不补贴也就罢了，还月月找儿子拿钱，心里不平。
7
景芳也是在带娃老太太们中间混迹久了才发现，同样是来北京帮子女看孩子的“老漂”，有退休工资的，腰杆就直得多。就拿硕硕姥姥来说，人家退休前是太原市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据说还是特级教师，一个月退休金七八千块。硕硕姥姥总说，这钱也不存着，总归就一个姑娘，除了自己花，都贴补到姑娘、外孙子身上。
景芳便会偶尔想，自己要是有退休金可领，不用说七八千，哪怕两三千，在儿子家过得也能自在一些。景芳不喜欢逛街买衣服，也不贪嘴，可她这几年还是迫切地希望有自己可以随心支配的钱——这钱不是儿子给的，不是家里老头兜里的，而是自己挣的。
孙女出生后，景芳在一次遛弯时听见两个老太太在唠嗑。坦坦奶奶抱怨说，隔壁的老太太总把捡回来的纸箱子、空瓶子堆在楼道里，夏天招虫子蚊子，“钱都让她挣了，环境污糟的后果我们承担，真是的”。另一个脸生的老太太说：“你可别小看这活儿，是没本的买卖，积少成多不少挣，听说2号楼的孙奶奶光捡纸壳箱子，一个月就能有两千块钱。”
于是，小区里又多了一个推着婴儿车、时不时在垃圾桶堆放点停留的奶奶。
景芳花10块钱买了一件厚塑料的格子围裙，放在蕊蕊的童车下面。转悠到垃圾桶跟前时，要是看见有纸箱或塑料瓶子就停下来，把童车放在远点的花砖道上，自己戴上围裙就开始收拾。纸箱撕掉胶带，压平叠好，平平整整地摞起来，塑料瓶晃一晃，有水的话要倒掉，空瓶收进一个黑色的大垃圾袋里。
她一般重点收拾5号楼后角和3号楼边上的垃圾桶，这两处离自己住的10号楼最远，儿子儿媳不容易发现，附近还有个人迹稀少的地下防空洞，她可以把收拾好的箱子瓶子堆在防空洞楼梯拐角，四五天去卖一次。她还在微信上跟老伴感慨：北京人素质真高，收集的箱子瓶子堆在那儿，从来没被人偷过。
每次去收购站卖废品，平常能有百儿八十，运气好了能得200来块，景芳很满意。慢慢地，她也能和废品收购站的小吴站长聊上两句。小吴年纪不大，但做生意很有一套，价格上一点不留余地，不容讲价，但公平秤从来不作假，又愿意多给几块零钱，景芳心想，这是个好小伙。
景芳慢慢尝到了甜头，这无本的买卖虽不像老太太们说的那么挣钱，但一个月也能攒下六七百块。一叠有零有整的现金，被景芳用报纸包着，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
疫情来了之后，地下防空洞门被物业封住了，景芳捡来的纸箱子和空瓶子没地儿搁了，放楼道里又怕给徐满惹事儿，只好拿到家里。
这下戳破了小可对于“卫生”的底线。她下班进门，看见一捆纸箱子躺在她精心挑选的墨绿色布艺沙发的旁边，上面还沾着棕色、黑色的痕迹，还以为是婆婆整理好没扔掉的垃圾，趁着没换衣服，就要拿下楼去扔掉，却被景芳大声喊住：“你干啥去？这我收起来的，等过两天拿去卖。”
小可当场就急了，先把箱子扔到门外，把门带上和婆婆嚷：“说了多少遍，不要从垃圾桶捡东西，这里面不知道多少来头不明的细菌。您之前随捡随卖，我也忍了，就当您闲来没事消遣一下，现在拿到家里又是怎么回事？您不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啊，不说那种小飞虫，新冠病毒能在25度以下物体表面存活，之前也和您说过，怎么就不记呢？家里有两个小孩呢，您差不多得了！”
“我就知道我干啥你都看不惯！你放心，这纸板子我都拿酒精喷过了，用绳子一捆，后天我一起卖掉。”
小可寸步不让，让婆婆立刻就拿去扔掉或卖掉，并且放话：再把垃圾捡回家，就和徐满离婚！景芳无奈，到厨房找出去超市购物的小推车，把捆好的纸壳子拉到回收站。小吴站长正闲着：“阿姨您今天带来的不多哈，我给您过过秤，您看，一共给您10块钱，下回您攒多点来再来。”
“攒不了了，儿媳妇不让往家捡。”景芳说着，眼圈就红了，泪珠顺着脸上的沟沟壑壑流下来。小吴转身去屋里拿面巾纸，再出来，老太太已经走了。
景芳自己也清楚，在小吴跟前哭不合适，最合适的是，把儿子拉出来，连哭带说发泄一顿。可关键时刻徐满总是缺席，这两天他又到沈阳出差了。
一项入账就这么没了，景芳有些蔫蔫的，好似生活失去了鲜活颜色。唯一的念想，就是期盼着赶紧回老家松快松快。
8
不管徐满怎么说，景芳都打定主意了，要在腊月廿二之前回到老家，和留守在家的老伴、婆婆一起祭灶神、过小年。
眼看没几天了，她从床底下拉出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一些不常穿的衣物，一些她平常攒起来的东西：一个棕色的帆布包，上面有个浅金色的“C”，这是有次她在垃圾桶旁拆纸箱时，一个长发姑娘扔下的一个大箱子里装的。那里面还有好多毛绒娃娃，几条发皱的裙子，别的东西景芳都没兴趣，单觉得这个包还挺新，颜色暗沉、款式普通适合老年人，就捡回了自己的柜子里；几件小玩具，五六本小布书，一双12号的毛毛虫鞋子，都是蕊蕊用过的，想拿回去给邻居家的小孙女；一双号码小一号的新鞋，小可难得送的节日礼物，她却穿不了，想着拿回去给四妹秀芳；还有几颗像蒜头一样的根球，用报纸层层包裹着，是前天6号楼一位“姥姥”送她的，说是少见的“垂笑君子兰”，花开出来像好多口小钟，特别美，“你会侍弄庄稼就能种好花，往院里种几颗，过几年就到花期了”。
零零碎碎收拾了一拉杆箱，竖起来放在床头，蕊蕊听见动静，过来盯着行李箱的轮子，想推着玩。景芳抱起孙女，孩子自然地用双手环住她的脖子。景芳想，要不是因为这孩子，她现在已经在老家赶大集买年货了。
事实是，景芳也多待不了几天了，已经腊月十七了，下面四五天的时间，她要自己弄好核酸检测和火车票，再和徐满两口子说走的事儿。火车票还好说，自己可以去趁周末去趟北京南站，没票也能去六里桥坐大巴回去——让景芳头疼的，是“做核酸”。
恰巧这天中午从外面遛娃回来，在电梯里碰见住对门的女孩，同在一个楼里好几年，景芳虽不知道女孩姓啥叫啥，但是也是熟脸，赶紧让孙女叫人：“问阿姨好啊。”蕊蕊乖巧地问了好，女孩摸了摸蕊蕊的头，犹豫着问道：“阿姨您现在有事儿么，我看您之前在楼道里收纸箱子，我刚拼了两台电脑主机还有显示器，家里好多箱子，您过来拿一下不？”
景芳心生感激，跟着女孩进了屋，安置孙女在沙发上坐下，麻利地用美工刀划破胶带，压平，堆叠，码齐，女孩又递了一根丝带过来：“阿姨我这儿没绳子，您看这个绑蛋糕盒的带子行吗？”景芳连忙道谢，“北京热心人真多”，将一叠纸箱结结实实地捆起来，带着蕊蕊出了女孩家。
想到小可说的，纸箱子再不能带进门，她一手牵着蕊蕊，一手托着纸箱子，在呼啸的寒风中往小学那边走。到了收购站，小吴正蜷在小屋里玩手机，看见景芳赶紧招呼：“好久没见您了阿姨，来，给我。”
小吴熟练地过秤算账，一边拿钱，一边寒暄：“阿姨今年回家过年吗？”
景芳说：“要回，肯定要回的。就是还没做核酸，不知道能不能走成。”
“核酸好弄，你从咱这往前，过两个路口，右手边有一家体检中心，那儿就可以做。”
“用预约吗？我不会使手机，不会预约。”
小吴说，我帮你约一个，不难。
景芳眼看着小吴拿走了自己手机，划开屏幕，打开微信，一步一步操作，一切似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困扰自己许久的一个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弄好了，您大后天下午过去就行，24小时就出结果，您到时点这个公众号就行，最上面的。”说着，小吴帮景芳把“XX体检”的公众号置顶，把手机还给了她。
回去的路上，景芳拉着孙女的手，唱着“阿门阿前一颗葡萄树”，心情十分愉快。自己以为遇到的是天大的深沟，没想到一个陌生人托住她，轻轻一跃，就到了对面。
核酸报告有着落了，景芳想来想去，还是开不了口。想着想着，景芳对儿子便有些失望。她有时候看着徐满——1米8的大个儿，逐渐开始发福的身材，说话中偶尔带出的一点北京口音——很难把这个男人和在自己怀里长大的小男孩重合起来。
徐满自小白净乖巧，不闹人，两三岁时，景芳在灶房做饭，给他一把木铲子，他自己就能在院里的土堆上玩半天；稍大一点认字了，拿着一本西游记连环画就能大半天不动窝；等他上学了，也从不操心他的功课和成绩，拿了奖状也第一个给妈妈看。在景芳的心里，儿子一直是懂事的、体贴的。但被她忽略的是，儿子成年后，来北京读大学、读研究生、毕业找工作、职场新人期、恋爱期，她从来没有深度参与过。这将近10年的空档，让与儿子再次共同生活后的景芳，感到陌生与失落。某些时候，景芳甚至觉得，儿子还没有小吴待她亲和。
在之前的争吵中，徐满已经表明了态度，她早走不行。可是，在北京过年或者到腊月廿九再回老家，这是景芳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一整晚没合眼，翻来覆去想东想西，天亮后决定不告而别。
时间选在腊月廿一，那天小可调休，全天在家。
这之前，她需要提前把行李箱送出去，一事不烦二主，还是找小吴。她提前一天偷了个空儿，把行李箱存在了小吴那里，反正箱子里也没什么贵重东西，拉上拉链，锁上密码锁，很放心。
腊月廿一中午，景芳认真做了一顿午饭，红烧排骨、五花肉焖豆角、西红柿炒荷包蛋，还做了个海带虾仁蛋花汤，热腾腾端上来，招呼轩轩蕊蕊都上了桌。小可开锅盛饭的工夫，景芳拿着钥匙，背起平时背的帆布包，说了声“我出去会儿”，也没等儿媳回应，便拧开了门。
小可当时也没太在意——婆婆经常做好饭后去逛市场，等大家吃完了再回来“打扫战场”。吃完饭，她带着两个孩子午睡，娘仨午睡醒来，带着跳绳、羽毛球和水杯，照常去东大门文化广场运动放风。快到晚饭时回家，发现家里没人，小可还嘀咕，老太太这是去哪里了，怎么不做晚饭？发了两条微信，也没收到回复。
此时，景芳已经上了北京去涞源的大巴。车上吵吵嚷嚷，满满当当，架子上塞满了背包，一颠簸瞅着就要掉下来。她带着口罩，有些呼吸不过来，迷迷糊糊睡了一觉，睁眼时车已过了易县。翻出手机看，已经快下午5点了，犹豫了几分钟，还是给徐满去了条微信：
“小满，我回家了。从六里桥搭了汽车，一路安全，已经快到涞源了。后天是小年，我总要在老家送灶王爷的。你俩想办法看好两个娃。过完十五我再来。”
发完，便把手机放到包的夹层里，背靠座椅闭目养神。
景芳完全可以想象出儿子的吃惊和无奈，以及儿媳随之而来的惊讶、愤怒，还有数落儿子。事实的确也如此，等徐满带回景芳已回了老家的消息，小可几乎快崩溃，她没想到婆婆能干出这样没谱儿的事儿：
“你妈真行啊，就这么丢下一摊子事走人了？要走，为什么不提前说？”
“肯定是有预谋的！车票谁买的，核酸怎么约的？不要告诉我你之前一点都不知道！”
“明天怎么办？俩孩子，你自己休年假在家带吧！”小可的连珠炮，让徐满根本插不进去话。
“说过啊，我没同意，没想到她能自己走的了。”徐满无力地说。他在收到景芳微信的一瞬间，也大脑空白，有些难以置信——老娘虽然性格刚强，但做事向来有谱，怎么就出其不意离家出走了呢？
晚高峰的10号线里人挤人，他不管不顾，给老娘拨了个语音电话，不接，再打，还不接，连打3个，都不接。徐满又担心又无奈，一想到明天起单位还要到西山宾馆“封闭开发”，一个头两个大。
不过，这些景芳已经管不着了。她坐在晃悠悠的大巴里，心里滋味复杂，有点内疚，有点担心，但更多是轻松和痛快，似乎做了一件畅快的事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鹿今
编辑：许智博
题图：《我亲爱的朋友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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