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大败局

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署的消息传来，紫禁城内一片沉寂，道光皇帝面色铁青。

他愤懑于自己的平庸无能，致使大清朝遭遇了入关以来近200年未有之大败。而战败的后果，就是要割地赔款，让列国大肆耻笑天朝。

在道光看来，造成这种后果，全因他三年前听信了林则徐的“谗言”，委派后者到两广地区禁烟销烟。

林则徐虎门销烟，一定程度上震慑了洋人的狂妄，但随之而来，也触碰到了洋人所谓的“自由贸易”底线——贩卖鸦片获取暴利。

由于清朝长期闭关锁国，军备、经济、思想等方面已与19世纪的世界脱节。英国人派遣几条装备了新式火炮的帆船，直接将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八旗精锐打得血肉模糊。

领土的丧失，巨额的赔款，战败的耻辱，令道光帝十分羞愧。

他跑去太庙跪了一天一夜，并留下口谕：“朕去世之后，陵前不准立神功显德碑，之后子孙若有丢失领土的都不许立！”

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喊破了喉咙，后面居然没有一个皇帝听他的。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根据《南京条约》约定，道光应在条约实行后，立即批准向洋人开放广州、宁波、厦门、福州、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携所属家眷，寄居以上港口。

这种条款，本应引起清朝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相应地予以谴责。可包括道光在内，所有接受条约实行的清朝人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毕竟，用中文释义去抠字眼，“港口”并不一定代指城市。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所有大清官员死守信条，洋人就没辙。

但是，条约签署始终是大事。

就像法官裁决后，失败者必须给予胜利者赔偿。否则，胜利者有权以合法的手段，申请强制执行，以获取属于他们的权利。条约的签署，军事实力就是那个“法官”。按照事先开列的条件，大清国还须向胜利方赔款2100万银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2100万银元的算法，源自西班牙货币，约合当时大清白银1470万两。鸦片战争前，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基本维持在4000万两上下。这笔钱也就相当于清朝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南京条约》签署前的1841年，清朝国库岁入仍有4125万余两，刨除当年国库总支出，1842年的期初盈余仍过千万两。英国人也没有“狮子大开口”，他们要求清政府分四年付清。

▲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场景。图源：网络

每年才赔个几百万两，道光原本并未放在心上。然而，很快一件大案的出现，就让他变得极为撕裂和焦虑。

事情得从一个叫张亨智的人说起。

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京城里开钱庄的张亨智打算给儿子买个官当当。“捐纳”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本来也没什么好说的。但事情坏就坏在，张亨智有个弟弟张诚保在户部银库当库丁。

库丁，就是银库保安员。在清朝，这个职位不用竞聘上岗，通常靠世袭获得。

听闻哥哥有意花钱让侄子做官，张诚保蛮开心的。可转念一想，清朝捐官价格都挺高的，张家虽然开了个小型私人银行，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于是，为了帮哥哥省钱，张诚保在验收银两时，故意报错数。户部管库官员也没有清点，直接就归了库。如此，张氏捐官足足少给了朝廷4000两。

那个年头，国库收入和支出已基本持平，库丁们少了许多吃回扣的机会。眼见张诚保私自昧下了大笔银子，又没照例分赃，几人心里不爽，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捅到了上面。

国家库银在这个时候突然被举报，道光一脸震惊，随即，令刑部尚书惟勤等官员，严查此事。

一番调查后，惟勤启奏，户部账册记载存银1218万余两，实际库银仅剩293万两，也就是说国库银子“蒸发”了925万余两。

在报告中，惟勤等调查官员还指出，这些银两的丢失并不是由张诚保一人贪污了。很多库银早在乾嘉年间便已丢失，先帝们均未对库银流向有过察觉，现在查起来难度太大了。

道光看完奏折，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

以往每年，他都会派亲信循例查库，以确保国库资金安全，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可是，所有的官员都告诉他，我大清富有四海，国泰民安。如今却爆出这么个猛料，国库竟然捉襟见肘！这让道光一时难以接受。

为了查清这起史无前例的盗库大案，道光令宗室载铨、亲信军机大臣穆彰阿等领衔，彻查自嘉庆五年（1800）起担任过管库司员、查库御史的官员，开列名单，从严治罪。

▲道光朝军机大臣穆彰阿。图源：剧照

当然，作为一个已经有二十多年理政经验的皇帝，道光也明白，彻查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阶段怎么把钱补上。

道光想到了一个令人叫绝的办法，那就是尽罚主官。

他认为，库银被盗发展成群体性作案，各级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下令：“自嘉庆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历任管库司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赔银一千二百两，已故者照数减半。”

严令已下，道光的亲信大臣穆彰阿率先捐了11万两。随后，负责此案的载铨等又分批给道光交了钱。

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官员们终于退还给国库150余万两，算是暂时解了道光帝发下的难题。

不过，道光心里明白，国库里区区三百余万两，别说给洋人赔款了，就是遇上个什么灾荒，想要周转赈灾，也是困难重重。

他的想法似乎与上天通了灵。

库银之事还未着落，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黄河就爆发了“千年一遇”的大洪水。

洪水的威力有多大？

直到今天，河南陕州一带依旧流传着“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清朝官方记载也称，这次洪水“计一日十时之间，长水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历考成案，未有长水如此猛骤”。

洪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运河为依托的漕运受到严重冲击。更加不幸的是，洪水爆发之际，正值河南乡试。洪水忽然到来，直接将省城开封府冲得七零八落，乡试也不得不延期举行。

科举考试与朝廷人才录用直接挂钩。国家内忧外患，人才的选拔，正是道光目下除赔款外，最重视的大事。

消息传来，道光震怒，将负责黄河防务的东河总督慧成革职留任。

然而，慧成的撤职，并未让洪水撤退。

暴涨的洪水，迅速将开封变成一片泽国，又迅速在中牟九堡处冲决了黄河右岸，致使其他二十八州县陷入水灾的苦难中。

道光不明白，为什么洪水肆虐了一遍又一遍，慧成却始终无动于衷。他怒不可遏，又派人将慧成押到黄河边，枷号示众。

做完这些，心力交瘁的道光病了。

▲道光皇帝。图源：剧照

在病中，他反复忆起自己即位之初的誓言。

当初，他选择改元“道光”，正是希望日后的执政能革除先帝嘉庆留下的种种弊政。可如今，洋人肆虐、国库被盗、黄河大水，无论怎样，他似乎都无法带领大清奔向“大道光明”的未来。

处境艰难到让一个皇帝开始怀疑人生。

很快，他连发两道上谕，要求全国所有在建或未建的大小工程全部暂停，款项全部归公。清军官兵各项需用，一概从俭，甚至俭而再俭。同时承诺，兵丁军饷如不能按数发给，将来一定照数补发。

牙膏挤一挤，总还是有的。

通过开源节流，道光二十四年（1844）底，黄河水患的善后工作终于完成。

户部给皇帝算了笔账，仅堵黄河缺口与修缮中牟大工一项，国库共支银1259万余两。其中大部分，来自临时征收的地丁银子收入。

清朝的地丁银子，源自雍正时代定下的“摊丁入亩”政策。

雍正当初这么做，只是为了免征人头税，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但随着时间推移，摊丁入亩意味着土地需要大量开垦，才能维持地丁银子的持续征收。

众所周知，帝制时代土地的开发与人口直接挂钩。但土地不是人，不可再生。当耕力达到极限时，粮食产量就会持续下降。吃不饱饭，起义频发，头疼的还是皇帝自己。

当然，这个道理，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道光不会懂。

为了解决战争赔款的问题，生性抠搜的他，又想到了个好法子。

启发他的，是那个被英军打得满地找牙的宗室奕山。鸦片战争开打后，为了挽回天朝的些许面子，奕山等人曾谎称，英军在见到八旗劲旅后，即“向城作礼，乞还商欠”。

“商欠”，就是广州行商欠外商的债务。尽管鸦片战争的结果，说明奕山纯粹是忽悠和意淫，但“商欠”的提法着实帮了皇帝不小的忙——有困难，找行商呀！

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开放的口岸有且仅有广州一个。广州十三行依靠得天独厚的优势，产生了19世纪的“世界首富”伍秉鉴等行商巨富。据说，伍秉鉴的超级财富大部分来源于鸦片贸易。羊毛出在羊身上，吸干百姓血的伍秉鉴，交点钱出来替皇帝排忧解难，也算满足了道光“劫富济贫”的理念。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图源：网络

于是，在朝廷的催逼下，时任两广总督的伊里布强行摊派了100多万银元的债务给伍秉鉴。另外几名行商，也逐一被摊派了缴纳数目。

交了这笔钱后不久，伍秉鉴死了。但《南京条约》的赔款，还差一部分。

道光心里一点也不慌了，他知道老祖宗还留下不少生财之道，其中就包括前文提过的“捐纳”。道光和他的先帝们卖的官，基本都是虚衔。有学者统计，道光在位30年，仅捐监一项，就收入白银3388万两。

这笔钱，足够付清条约的所有欠款了。

1846年，赔款终于还清了。信守承诺的英国人，将舟山群岛还给了大清国，道光大喜过望。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随着大清五口通商政策的实施，大量外国商品倾销国内，清朝的财政收入愈发困难。换句话说，国库没钱了，经济要完蛋了。

这个结果，户部的官员们，一早就知道了。但一直抱有维护天朝面子共识的他们，宁愿看着道光在龙袍上打补丁，却始终不说实话。

大臣们报喜不报忧，道光自然错误地认为自己英明神武，甚至还一度幻想自己能步康、雍、乾三朝荣光，再造盛世。

很快，远在浩罕国的“七和卓”给了道光重振大清声威的机会。

七和卓是当年被乾隆帝打败的“大小和卓”的后人。借助沙俄的势力，这伙人不时从侧面挑衅一下清朝。趁着清朝疲于应付洋人，七和卓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发兵侵袭南疆，占领了喀什和阿克苏等地。

清军一贯的做法就是兴兵围剿，这次也不例外。道光任命“败军之将”、宗室奕山去新疆戴罪立功。

奕山VS英军，战果如何，朝野有目共睹，但说到底他还是皇帝的侄儿。打断骨头连着筋，朕不能不信他。于是，一反常态，道光亲自下旨鼓励奕山：“奕山系弃瑕录用之人，此次如能殚竭血诚，早告成功，不仅稍赎前愆，尚可恩施格外。”

为了帮助奕山立功，道光不仅将关外八旗的指挥大权给了他，还特地告诉他，追击七和卓不要过分猛烈，因为国库没什么钱。只需点到为止，“断不可以必得逆裔为功，穷追力索也”。

故而，这场仗只打了三个月便收工。

奕山等将帅领着几万八旗精锐在新疆围剿七和卓残余势力，却还是让他们裹挟了近四万人逃回浩罕国。

▲19世纪中叶的浩罕国宫殿。图源：网络

新疆局势暂缓，清朝国库没钱却是不能再拖。

担心国家可能再度陷入困境，道光权衡利弊后，决定完全开放新疆边境贸易。

浩罕国是中亚版图中靠陆路贸易发展兴盛的政权，道光的政策，无疑是向这伙强盗妥协。但另一方面，新疆边境贸易的开放，又为清朝国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贸易收入。更为有利的是，中亚、西亚的贸易货物，似乎又可以对冲洋人的舶来品。

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边境贸易，道光朝的国库短暂转危为安。

道光朝末年，除了国库没钱，皇帝最担心的便是大清江山的未来了。

道光一生共有9个皇子，在数量上仅次于康、雍、乾三帝，属于生育能力较强的皇帝。不过，道光“爆发”较晚，直到27岁才喜获自己的长子奕纬。

作为嘉庆帝的第一个皇孙，奕纬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奠定了他在皇室家庭中“长房长子长孙”的地位。从康熙到道光的100多年间，有此地位者，除了他，就仅有废太子胤礽之子弘晳。然而，他的命运却比弘晳悲惨得多。

奕纬的生母和妃，原来只是道光为皇子时宫中的官女子。在清代后妃等级中，官女子的地位跟普通宫女差不多。和妃生性好强，自是不甘只做一名丫鬟。利用偶然被临幸的机会，她产下了奕纬。母凭子贵，她便成了智亲王（即后来的道光帝）侧福晋。

长孙奕纬的降生，对嘉庆帝来说，那绝对是天大的皇家喜事。可是，对于道光而言，奕纬的出现，却打破了他平时循规蹈矩、光明正大的形象，还给自己留下了一屁股的“感情债”。因此，道光对这个长子越看越不顺眼，甚至某次其八叔、仪亲王永璇入宫探望奕纬，因为没有事先给他打报告，他大发雷霆。

由于道光多年来对奕纬的忽视，宫中诸人对奕纬也多是瞧不起的态度。恶劣的生活环境，令其自小就长成举止轻佻、放荡不羁的性格。

在一些宫闱秘闻中，奕纬最后因吸食鸦片，而被道光一脚踹死。这些事情的可信度有多高，不得而知。但是，奕纬至死都只有爷爷嘉庆帝封给他的“多罗贝勒”爵位，也确实从侧面证明了其父子关系不佳。

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膝下无子。按照清朝惯例，若成年皇子早逝，皇帝总会从皇室子弟中挑选合适人选继承其家业，以避免其成为“绝户”。但道光并没有这么做。直到咸丰帝登基，他才给这位从未谋面的哥哥进爵郡王，挑选宗室子弟继承爵位。

除了奕纬，道光的皇次子、皇三子也都幼年早夭。如此，便造成了直到暮年，道光膝下皇子基本都未成年的局面。

道光二十六年（1846），深感自己身体大不如前，道光决定秘密立储。

此时，其膝下最年长的皇子，当属时年15岁的奕詝、奕誴和14岁的奕訢。

值得一提的是，皇五子奕誴仅比皇四子奕詝小六天。不过，道光同样不喜欢皇五子。据说，奕誴从小调皮捣蛋，上课老爱捉弄太傅，“屡以失礼获谴”。所以，当年刚过完年，道光便将他过继给自己的弟弟、已故的惇亲王绵恺为嗣。这样，皇位继承的道路上，皇四子奕詝与皇六子奕訢就成了道光最先考虑的“第一梯队”人选。

到底谁更堪托付大清江山？其实，道光自己也没有答案。

奕詝的亡母是道光最宠爱的孝全成皇后，典型的嫡子，而他的养母正是奕訢的生母静皇贵妃。虽然这当中的关系比较复杂，但奕詝、奕訢从小关系要好，不仅一起读书习武，还共同研发枪势刀法，给了备受打击的道光帝晚年一定的欣慰。

▲年幼的奕詝和他的生母。图源：网络

可惜，在帝位的竞争上，两人虽没有康熙时“九子夺嫡”的惨烈，却也绞尽脑汁，各施诡计。

有一年春天，道光一时兴起，打算到南苑校猎，顺带检验一下皇子们的骑射功课。出发前，奕詝和奕訢两人都请教了自己的师傅。

奕訢的师傅卓秉恬“持身清正”，他认为皇帝一向提倡“骑射乃满洲根本”。作为皇子，要是不能做到弓马娴熟，以后怎么能让老皇帝放心将江山托付给他。

同样的问题，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他认为，只要是个皇帝，他就更需要得到臣下的尊重。如果皇子比皇帝厉害，道光心里能不膈应？关键是，除了骑射外，为政以德也是皇帝必修的课程。

所以，在狩猎场上，奕訢满载而归，道光脸上没有笑容。反倒是，奕詝两手空空，对曰：“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却十分嘉许：“此真帝者之言！”

道光二十九年（1849），或许是被当下的政务折磨得不成样子，京城居然传出了道光帝驾崩的消息。

尽管这则消息后来被证实为谣言，但那时已年近古稀的道光，确实力不从心了。

大年初一刚过，道光下令择期拜谒祖陵。

由于一些历史因素，清朝皇帝拜谒祖陵，并不像普通百姓备三牲口、四时以祭那么简单。举乾隆皇帝为例，拜谒祖陵也称“东巡”。一般沿海岸线向河北方向出发，经山海关抵达关外北镇、盛京等地，祭祀期通常长达几十天。有时也会联络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王公会盟，商讨国家大事。

但这一次，道光却没有这么“折磨”自己。

在钦天监确定黄道吉日后，他当即作出除部分大臣留守禁中外，其余大臣随扈拜谒清东陵的决定。

道光的抠门是出了名的，如此大规模的出行，似乎也从侧面说明这位老皇帝时日无多了。

在道光谒陵期间，英军打算强行拿下广州城。事情的起因，仍是五口通商留下的坑。

前面提到，英国人将《南京条约》的“港口”翻译成城市，为自己入城驻扎找到了借口。从1842年开始，英国人就无时无刻不想趁机进入广州城，实现殖民理想。经过广州人民的持续抵抗，英国人不得不短暂退缩一下。

由于道光这些年被《南京条约》的赔偿搞得焦头烂额，因此，凡是广东来的、跟英军有关的事情，均本能性地回避解决和答复。这便给了地方官足够的自主权。

1847年，两广总督耆英经不住英国军舰的恫吓，与英军约定，两年后，即1849年，英军可进入广州城。

耆英的荒唐，源于他清楚自己的总督任期即将届满。

耆英回京复命后，两广总督一职由徐广缙担任。面对前任留下的“烫手山芋”，徐广缙诸多为难。赴任前，他专程拜访了林则徐，请教如何安抚广东民众以及“驭夷”之法。

林则徐就给了他四个字：民心可用！

“民心”之说，向来是站在君主的角度而言的。徐广缙明白，要利用民心，还得先打报告。

于是，一份奏折发往北京，呈请道光裁决。

道光也很担心与英方再发生冲突，可要是再让英军入广州城耀武扬威，只怕自己百年后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终于“硬气”了一回。

▲道光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在给徐广缙的密折中，道光强调：“中国抚驱外洋，总以信义相待。彼国既重提进城之说，该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经此入城一游，不得习以为常。”

好吧，朕还是胆小。不过，先礼后兵是朕最后的态度，不容再退。

对于皇帝的态度，徐广缙很明白，驱逐洋人是最终目的，至于过程并不重要。要是处置不当，给了洋人借口，“必至立起兵端”，到时候场面就不好收拾了。

徐广缙于是一边筹募群众武装，一边限制国人与洋人做生意，以此断绝洋人自由贸易获利，迫使他国商人向英方施压。最终，英军不得不放弃驻扎广州城的要求，请求恢复通商关系。

消息传来，道光精神大振。

但他不知道，这不过是他驾崩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最后的时刻到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一日，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病逝。她的去世，对道光帝打击甚大。尽管这位太后，并不是道光的生母，但在道光面临继承大统危机时，她曾以皇室长辈的身份主持公道，保道光登基。因此，道光对她极重孝道。

可能是晓得道光会为其风光大葬，她临终前专门给道光留了遗嘱，要求“儿子”以国事为重，切勿铺张浪费，也不必过度悲伤。

但道光没有听从。

为了表达对太后的哀悼，他亲笔写了一篇祭文，重申自己对太后的敬爱之心。古人既有守孝三年的传统，今朕身为皇帝也理应“守孝百日，穿素服二十七月，稍伸哀悃”。同时，他打破常规，花重金请班禅给太后念经超度，风光大葬，请灵入宗庙，供后世子孙瞻仰。

孝和睿皇后去世时，正值道光三十年新年前夕。道光沉痛至无法自拔之际，钦天监报告，说春节当天将有“天狗食日”，请皇帝早作定夺。

古人认为出现日食，就是妖孽侵犯皇帝统治的凶兆，轻则奸党当道，重则国亡君死。

道光立即命令钦天监将道光三十年的春节往后推几天，以避开这天大的“不幸”。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还是驾崩了。

弥留之际，道光终于公布了他的继承人答案：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恭亲王奕訢（1833-1898）。图源：网络

对于这项决定，在场的重臣与两名皇位候选人均表示诧然。没有人知道，道光的决定，到底是对是错。

听闻自己即将荣登帝位，奕詝磕头大哭，群臣也纷纷下跪表态拥护新君。

道光终于放心地走了，可是，他留下的江山却前途未卜。

几天后，新登基的咸丰帝颁布《道光遗诏》，以先帝的口吻，对道光三十年执政进行了一番自我总结。遗诏中不乏道光对自己崇尚节俭、勤政爱民的肯定，但对于鸦片战争，则选择了回避态度。

或许，道光的遗诏也深刻影响了咸丰帝。因为，所有大臣都惊见，即位后的咸丰虽勤政治国，但他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在高压且绝望的时代，咸丰潜意识中认定，大清无药可救，自己必是一代亡国之君。

吊诡的是，十年后，咸丰虽死，大清还活着。在剩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帝国越发沉沦，直至寿终正寝。那时候，以及今天的人们，复盘大清之亡，追根溯源总会提起像鸵鸟一样的道光皇帝，和他始终不愿直面的鸦片战争。

参考文献：

[清]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余新忠：《道光皇帝》，故宫出版社，2016年

郭士立著，赵秀兰译：《帝国夕阳：道光时代的清帝国》，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

陈支平：《清道光二十九年财政岁入岁出数字厘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范春梅：《清初“摊丁入亩”政策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闫娜轲：《清代河南灾荒及其社会应对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