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西降：近代日本对中国茶叶的绝地反超

公元19-20世纪之交，中日双方几乎平行踏上洋务改革的强国之路。彼此间既有惺惺相惜的合作意愿，又经常会为利益瓜葛而相互倾轧。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后者竟用更短时间取得阶段性反超，甚至在看似完全弱势的茶叶贸易领域实现逆袭。

陆羽的《茶经》出现在唐末并非偶然

早在隋唐时期，茶树种植由四川和云贵高原走向外界，渐渐在南方各省扎稳脚跟。许多达官贵人纷纷食用茶叶制品，催出生陆羽的《茶经》，并为日后的茶饮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随后，不断发展的国内外贸易逐步将茶叶推向世界。譬如以乳制品和肉类为主食的游牧族群，就热衷于将茶叶用于维生素补充。这一影响在当时尚不显著，容易埋没在丝绸、葡萄酒、唐三彩、乌兹钢和毛皮等琳琅满目商品内。这既是因为唐朝的茶叶种植刚刚起步，远不具备后世那种巨大产能优势。其次则是受众较为有限，除国内的高级士大夫外，也不过是少数邻国贵胄在疯狂追捧。加之茶树并不适于很多北方省份种植，也就容易被胡风盛行的边地世家们所忽略。

早期的茶叶出口 主要是为向游牧族群换取马匹

直至北宋王朝完成局部统一，茶叶出口才成为极其重要的创汇和外交手段。首先就是因为五代时期，南方多国纷纷尝试对外推销，进而发展出早期市场。例如四川的前蜀/后蜀政权，非常乐于将相关产出送往青海、大理等地，东南的吴越则走海路将茶叶送往辽国。即便是被完全隔绝在内的马楚、南唐等实力，亦有定期向中原王朝纳贡习惯，从而确保茶饮供应不被中断。于是，最初的茶马古道便在北宋时期成型。不少商贩在朝廷组织下，将茶叶运到边区交换马匹支援军需。到南宋与金国对峙阶段，该贸易线路的重要性继续水涨船高，几乎成为南方骑兵唯一的坐骑引进渠道。直至明朝时期的官方强势介入，茶马古道才险些因不合理定价而濒临倒闭。

与此同时，茶叶种植也在东面的日本迅速壮大。公元8世纪，一批光荣返乡的遣唐使将相关文化带回东瀛。其后，还有传道佛法的僧侣，以及其他外交人员，都陆续将不同茶种带回列岛播种。而且和西北商道另一头的牧区不同，早期日本的茶叶种植几乎能做到与中土同步。当蛮族首领热衷于收集发酵后的普洱茶砖，远方的天皇、将军和御家人们都已直接饮用新鲜绿茶。

返乡的遣唐使将茶叶与茶树种子带回日本

当然，造成该区别的重要因素，主要是运输保存难题。由于茶叶很容易受潮、发霉，经常会在漫长的商路中变质。故而通过发酵、晒干、紧压和烘制等步骤，制成今人都很熟悉、甚至闹出过金融暴雷事件的砖茶。日本却受惠于气候优势，几乎从一开始就走上自我培植道路。所以没必要接纳口味完全不同的砖茶，乃至长期断绝同中原联系也不必担心断供。公元12世纪，日本人荣西氏写成《吃茶养生记》一书，算是彻底奠定茶叶在日本的文化地位。

另一方面，早就接纳砖茶口感的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上疯狂扩张。仅仅几代人时间，他们便将饮茶习惯由远东带至中亚的阿富汗、波斯等地，进而影响到土耳其、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由于嫌依赖进口太贵，上述地区的贵族集团曾多次尝试引进茶树栽种。奈何其地气候与中国南方差异明显，根本不能像日本那样从容复制。即便有小块种植园实验成功，依然要继续输入茶砖满足消费所需。

蒙古人主要传递的砖茶文化

荷兰东印度公司 对茶叶西传起着关键作用

公元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让大批西方人得以顺利抵达东方。由于从未有过饮茶习惯，他们几乎将前期的大部分经历用于捣鼓香料、丝绸和贵金属等硬通货。直至荷兰人成立东印度公司，才在1610年尝试将第一次茶叶运欧洲。由于对这种神秘的植物缺乏了解，一度将其视为某种名贵药材出售，后来才尝试其他加工手段。甚至还闹出过伪科学流言，认为直接泡水是有害健康的服毒药行为。

即便如此，数量稀少的茶叶还是在欧洲竖立起昂贵标签。在东印度公司同时接触中日的1684年，享有关税全免政策的茶叶售价仍旧高达每磅80荷兰盾。通常是由广州、长崎两口岸商船，再运抵南洋群岛上的万丹，继而沿着马六甲、锡兰和好望角航线返回欧陆。受其影响，法国人在1638年引进了茶叶，英国人到1645年也开始喝茶，而德国人则要再等5年才逐步了解。当然，他们都没有将这种昂贵的东方植物，同俄罗斯人的砖茶联系起来。

荷兰人的商业化运作 让茶叶进入欧洲上流社会

到了1694年，茶叶终于在东印度公司的努力运作下，进化为风靡欧洲的紧俏商品。首先是一篇著名的《茶、咖啡和巧克力》的学术论文，大力鼓吹饮茶有延年益寿、提神醒脑等好处，彻底打消各国对茶叶的最后一丝顾虑。接着，茶叶迅速在贵族扎堆的上流社会流行起来，催生出不少宅院府邸内的饮茶室。最后，作为金融和商业中心的阿姆斯特丹适时跟进，开设专门的拍卖市场搞期货投资。这番操作不仅能让原产国惊掉下巴，更是引来其他竞争者的疯狂挤压。

此时，投资开办东印度公司的欧洲大国，还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和丹麦等一众新老势力。他们或是拥有直通中国的进货渠道，或是有相当发达的欧陆倾销网络，因而很乐意从荷兰奸商手中分一杯羹。比如葡萄牙人就期望通过澳门租借地收购茶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则屡屡造访厦门进货。至于丹麦人则索性与荷兰合作，充当他们在帮个欧洲市场的分销伙伴。唯有英法两国比较吃亏，必须在多方挤压下出更高价竞拍，以至于到本国的内部市场都缺乏竞争力。最后，大家都争相祭出反倾销法律或进口禁令，才勉勉强强获得少许抵抗成绩。

正在运输茶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

讽刺的是，作为茶叶最大生产国的清朝，对这场由茶叶引起的商业战争是毫无察觉。由于王朝本根位于北方，他们对南方沿海地区的外贸总是自带怀疑视角。同时，又允许山西等地的内陆商贩到茶叶产区低价采购，再制成茶砖销往俄罗斯、中亚等地。至于沿海口岸的供应量偏少问题，则完全被不断攀升的收入掩盖。比如在18世纪，崛起的英国人每年要花费80.6万两白银买茶。这个数字到19世纪前期又飙高到每年561.7万两！他们虽能将荷兰宿敌击败，却无力应付成本难题。因为只要不大量扫货，那么多出来的部分就会迅速被其他欧洲商人消化。

对此，清朝方面始终后知后觉，根本不准备提高部分产量来满足市场。仅仅是基于物以稀为贵的原始嗅觉，以及自古以来朝南坐的本能，看着一种洋夷在自己面前你争我夺。反正东西基本在自己手里，你们不买外面还有的是人来买！

清朝中前期 茶叶基本都由广州出口

《南京条约》签订 促成清朝茶叶外贸迅速增涨

公元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随《南京条约》签订而落下帷幕。满清的天朝上国形象出现严重裂痕，却意外受惠于五口通商的贸易增涨而脱贫致富。但对于获得更多贸易机会的西洋商人而言，他们的采购环境并未获得多少实质改善。

当时，仅英国每年向清朝购买茶叶的费用就有白银3000万两。其次，则是美国、法国、俄罗斯等西方饮茶大国的进货款项，交易场所也由广州一地扩散至厦门等南方港口。结果，本土茶商的产量难以跟进，逼的各国东印度公司纷纷搞错位竞争。例如红茶主要由财大气粗的英国拍走，其他国家只能向他们二次到手，或是老老实实的去买绿茶、岩茶充数。后来连英国都嫌货源太少，开始引进茶树到印度阿萨姆邦栽培。

黑船事件 将日本纳入国际市场

在此背景下，稍晚开放的日本开始引起欧美各界的广泛关注。公元1853年，已然是绿茶消费大户的美国派出佩里准将巡航亚洲，用杀气腾腾的黑船逼幕府放弃锁国体制。随后，英法俄三强迅速跟进，并迅速意识到这片世外桃源的可塑性。由于历史原因，当地有许多类似中国的物产，包括生丝、瓷器，以及最为关键的茶叶。虽然有排外冲突、倒幕风波和西南战争影响，但持续都比较短，很快就由明治维新走上正轨。

相比之下，清朝在欧美买家眼里的问题就愈发严重。先是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几乎把南方各富庶区域都破坏殆尽。其次，还有非常恶劣的营商环境与商业文化。由于意识到茶叶的巨大价值，朝廷不断对其课重税，进而逼的本土商贩靠坑蒙拐骗、内卷竞争等手法降低成本。因而经常被人发现有以次充好、偷斤少两问题，且根本不觉得有任何改良必要。

由于缺乏品控和诚信观念 清朝茶叶的口碑每况愈下

到19世纪后期，印度阿萨姆的茶树移植实验成功，并依托资本注入、科学管理、工业化生产分销等手段迅速膨胀。不久，气候更为宜人的斯里兰卡也依葫芦画瓢得手，成为与阿萨姆驰名的世界级红茶产区。至此，英国人便不再执着于从广州大量扫货，甚至是直接将清朝竞品赶出欧美市场。不少奸商察觉出氛围变化，只能把清朝产茶叶贴上印度外包装销售，从而加速了中国茶叶的口碑崩塌。

另一方面，明治时代的日本正积极投身于绿茶种植业，意图将清朝竞品赶出美国市场。不仅对茶叶质量做严格控制，还效仿英国搞新兴工业化生产线，确保产量、产效可以跟上与日俱增的市场需要。甚至多次派考察图赶赴西方调查，以便了解什么口味的茶叶更容易受当地人青睐。一来二去之下，那些原本要到广州、厦门买绿茶的欧美国家，也纷纷将订单转移至东瀛。

日本茶道在明治时代完成了逆袭式反超

最终，日本绿茶霸占体量硕大的美国市场，直至1941年底才被太平洋战争叫停。清朝茶叶则被日本绿茶和英国红朝联手压制，从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宝座上跌落。

由此产生的巨大损失，不但体现于甲午战争和庚子国难，还被直接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某些深层次要素甚至留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