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驾修法的疑义
酒驾致死的事件频传，各界要求加重刑罚的呼声一直不断，而立法院终在本会期的最后一天，完成对酒驾加重刑罚的修正，以符合各界的要求与期待。只是此次修法，却仍有诸多问题存在。
1999年，我国刑法增订《刑法》第185条之3，将单纯酒醉驾车入罪化，期能有效防止酒驾肇事的发生。惜因此条文的法定刑，即便从刚开始的一年改成现今的两年以下，但刑罚毕竟不重，致案件多以缓起诉或缓刑为终。更成争议的是，根据此条文，酒驾尚须达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才得以处以刑罚，若未达此标准，则仅能以行政罚处之。而因不能安全驾驶的基准，目前法条并无明文，惟参酌美、德、日等国的标准及从实证资料得出，若酒精浓度超过千分之○．五五毫克者，肇事率为一般人的十倍，此即成为检警判断不能安全驾驶的界限。惟如此的标准，毕竟非属法律规定，法官自不受其拘束，相类似案件即可能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而难有一致性，不仅有失公平，也使得此罪的吓阻效果变得极其有限。
所以，在此次修法中，特别将不能安全驾驶的标准，直接以酒精浓度为明文，确实可避免司法对待的歧异性。只是每个人的生理状况不一，如此的硬性规定，法官即无于具体个案为判断的空间，尤其是将酒精浓度基准订为千分之○．二五毫克的低门槛，不仅使司法负担更为沉重，亦造成刑罚的无限扩张，致与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相违背。更何况，《刑法》第185条之3第1项之罪，并非只针对酒驾，也包括服用毒品、麻醉药物等情况，但面对此种无法以浓度标准为界定者，仍不免得由法官视具体个案为不能安全驾驶的判断，致造成同一法条，却有不同认定标准的歧异现象。又同属危险情状的身心疲劳、超高速驾驶等，若未同时列入不能安全驾驶的范畴，亦有违相同事务应为相同处理的平等原则。
此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4条第2款，酒精浓度若超过千分之○．二五毫克的酒驾者，警察即可依《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为罚锾、扣车与吊销驾照等之行政罚。则在刑法的酒醉驾车，关于不能安全驾驶已明确化为千分之○．二五毫克，致与行政罚的标准相同下，若不尽速修改交通法规，必造成法规范的相互碰撞，致使警察无所适从。
而关于刑度部分，此次修法特别将酒驾致人于死者，由原来的一到七年提升至三到十年；致重伤者，则从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提升至一到七年。如此的加重刑罚，其目的当然在压缩法院判处缓刑的空间，却也因无轻判之后路，致使行为人全力为抗辩，不仅难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亦使审判时间拉长，重罚的吓阻效果必将因此递减。又在车祸肇事，于现行刑法体系仍属过失犯下，将酒驾致死的法定刑提升到十年，已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下限相等同，不仅紊乱了故意与过失区别的体系，亦违反罪刑相当原则，而有违宪之虞。
刑罚即便加的再重，惟若取缔不够彻底与确实，仍难免于侥幸心理的产生。也因此，警察的严厉执法，才是防制酒驾的最佳对策。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