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原爆下的「另一個廣島」：從朝鮮半島出身的「被爆者」見證殖民史縮影

广岛在明治维新后逐渐发展为现代军事重镇，军需工业伴随庞大人力需求，因此二战期间也有众多朝鲜半岛殖民地出身者在此生活、工作，在1945年8月6日美军投下「小男孩」原子弹时，这些朝鲜半岛出身者也无一幸免成为「被爆者」。图为广岛原爆后的市容照，圆顶建筑被保存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中。 图／美联社

现在大家熟悉的广岛，早在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兵制改革时，便在1871年获选为军队驻守的地点（镇台），随后逐渐发展成现代军事重镇，而有了「军都」之称。甚至，广岛在198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时，就已经是日本陆军的重要基地，即可看出广岛的重要性。

广岛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军需工业，势必需要大量人力，所以在二战结束之前，广岛便有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出身者在此生活。这群在广岛奋斗的殖民地出身者，在美军投下原子弹的1945年8月6日那天，也无一幸免，成为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

本身就是在日朝鲜・韩国人第二代的朴寿南，长期关注在日朝鲜．韩国人夹在日本与韩国之间、何处是吾乡的处境，靠着日韩双声道、可以和长辈沟通无障碍的优势，再加上较早开始拍摄纪录片，让朴寿南的作品，得以保存下青壮年时期带着家人来到日本打拚的第一代在日朝鲜．韩国人的身影。即将在第31届台湾国际女性影展上映的《另一种广岛： 韩裔原爆幸存者实录》，正是朴寿南早期的作品之一。

在这部记录片当中，「韩国人原爆牺牲者慰灵碑」还在「河的对岸」，三菱重工的核武受害者，也还没有拿到赔偿。从朴寿南拍摄这部纪录片的1986年到2024年的现在，中间过了38年的岁月，旧殖民地出身者的「被爆者」权利救济运动，也有很大的变化。

广岛「韩裔被爆者」慰灵碑。 图／美联社

▌来自朝鲜半岛的苦力

朴寿南在片中花了不少篇幅讲述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的历史事件，就是希望让阅听众能更加了解，为什么广岛会出现为数可观的韩裔「被爆者」，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对于殖民地出身者的影响。

来自朝鲜半岛的苦力，出现在日本内地的历史，比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还要早。早在日本正式统治朝鲜半岛之前，煤矿业等特定产业的业者，只要获得日本行政单位批准，就可以前往朝鲜半岛招募工人。在日本正式殖民统治朝鲜半岛之后，殖民政府在朝鲜半岛实施的产米增殖计划，导致朝鲜半岛的农民更加困苦——人民有离开朝鲜半岛的推力，再加上明治维新后加速发展重工业的日本急需人力，以及人力业者的仲介，让不少来自朝鲜半岛的民众，早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前期，便陆续前往日本内地的工厂、矿场或营建业从事底层苦力活。

狭义上，日韩「征用工」一词专指，日本在1944年扩大《国民征用令》的适用范围，利用战时国家总动员的方式，大量征用朝鲜（韩国）人前往日本内地，补充军需产业不足的劳动力。

不过长期研究在日朝鲜・韩国人历史的东京大学外村大教授认为，纵使朝鲜劳工最初是以「募集」的方式招募到日本内地做工，按照《军需会社法》也可以在日后转成「征用」，所以不该以最初来到日本做工的招募方式作为判断依据。

不论是日本殖民政府在1939年放宽让特定企业可以到朝鲜半岛「募集」朝鲜工人，或是朝鲜总督府在1942年开放地方行政组织展开「官斡旋」，最终在1944年走到扩大《国民征用令》适用范围这一步，都是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内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制度性、组织地大量招募朝鲜工人赴日做工的手段，所以广义上也可视为「征用工」。

近年，不时能在新闻版面上看到的日韩「征用工」问题，其实也和广岛息息相关。因为其中一例日韩「征用工」诉讼，受害者们当时都在三菱重工的广岛工厂工作。

左为《另一种广岛： 韩裔原爆幸存者实录》导演朴寿南，右为《另一种广岛： 韩裔原爆幸存者实录》宣传图。 图／2024台湾国际女性影展

▌三菱重工征用工・在韩被爆者诉讼

三菱重工是其中一家，在二战前获得政府许可、可以到朝鲜半岛招募劳工的企业。当时他们招募了不少朝鲜民众到广岛工厂，成为广义的「征用工」。美军在1945年8月6日投下原子弹的那一天，就有不少朝鲜半岛出身的工人们，因此成为核武受害者。

1995年，46名当时受雇于三菱重工的韩籍征用工们，在日本向日本中央政府及三菱重工求偿。地方法院虽然在1999年一审宣判时，驳回了原告的所有请求，但高等法院在2005年做出日本政府需要赔偿46名原告每人120万日圆的判决结果，成了日本战后赔偿诉讼当中，第一次有高等法院认定日本政府须赔偿原告。最后诉讼一路打到三审，最高法院在2007年宣判时也支持二审判决结果。

这场在日本打的诉讼，能够出现和当年其他战后赔偿诉讼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关键在于这群原告，既是征用工，也是「被爆者」。

「三菱重工征用工・在韩被爆者诉讼」一审到二审诉讼期间，正好废除了深深影响在外「被爆者」权益的《402号通达》。《402号通达》失效后，就代表「被爆者」们只要能够取得相当于「被爆者」证明文件的被爆者健康手册，就算当事人日后不住在日本境内，也能获得完整的权益保障。

日本在《402号通达》施行期间，国家以错误的法律解释，不提供这群居住在海外的「被爆者」们津贴或就医保障，已经符合国赔的规定。所以广岛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才会认定日本政府须赔偿三菱重工的原告们。

战后回到韩国生活的「在韩被爆者」孙振斗，战后苦于核爆后遗症，不惜偷渡前往日本接受治疗。孙振斗为了取得被爆者健康手册，向日本政府提告的诉讼，促使日本政府颁布《402号通达》，影响日后「在外被爆者」权益近30年。图为韩国首尔的殖民地历史博物馆（식민지역사박물관）展场一角。 摄影／张郁婕，摄于2024/9/7

▌孙振斗与《402号通达》

日本在1974年颁布《402号通达》，规定「被爆者」们就算在日本境内取得健康手册，只要当事人离开日本、前往海外生活，健康手册就会自动失效。健康手册一旦失效，也就不再享有就医保障，或是各式津贴。

《402号通达》的内容，并没有特别针对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就算是具有日本国籍的「被爆者」也一并适用。长崎和广岛在战前就有庞大的朝鲜籍劳动力，就人数或是规模来说，经常往返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境内的朝鲜・韩裔「被爆者」们，就是最容易受到《402号通达》影响的群体。甚至退一步来说，日本政府会特别颁布《402号通达》，就和战后回到大韩民国居住的「在韩被爆者」有关。

战后回到韩国生活的孙振斗（손진두／ソン・ジンドゥ），苦于核爆后遗症，但韩国很少懂得治疗核爆后遗症的医师，所以他在1972年偷渡前往日本，跑到福冈想申请健康手册，遭到拒绝。背后原因是，日本和韩国在1965年签署《日韩基本条约》后，日本认为核武受害者的权利救济问题，已经在条约中一并获得解决，所以不希望战后回到韩国生活的受害者们，可以向日本求偿，或是利用被爆者健康手册等其他管道，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背负照顾前殖民地受害者的责任。

然而，孙振斗就算偷渡也想要到日本就医，《日韩基本条约》当然拦不了他。孙振斗申请健康手册遭拒之后，决定向法院提诉，因为日本在1957年制定《原爆医疗法》或是1968年制定的《原爆特别措置法》（两部法律已在1995年整合成《被爆者援护法》），都没有国籍要件，不论战后是否具有日本国籍，只要是「被爆者」都应该能获得同等保障。

最终，孙振斗打赢诉讼，顺利在1978年取得健康手册，但孙振斗的出现也让日本政府担心，今后会有更多和孙振斗一样的旧殖民地「被爆者」跑来日本提告，因此取得被爆者健康手册。所以日本政府率先在宣判前的1974年，颁布了《402号通达》，做出「被爆者」们就算在日本境内取得健康手册，只要当事人离开日本国境、前往海外生活，健康手册就会自动失效的解释。

而这项限制「被爆者」权益的《402号通达》，要一直等到韩国原爆被害者协会名誉会长郭贵勲（​곽귀훈／​カク・キフン）在1998年大阪地方法院提诉，并且在一审（2001）和二审（2002）接连胜诉后，日本厚生劳动省才终于选在2003年废除了《402号通达》，让「被爆者」们就算日后移居海外，权益也不会受到影响。

被爆者的权益与补偿，二战后长年在日本及韩国，乃至全球范围都持续受到关注讨论。由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原爆的幸存者组成的日本全国性组织「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简称「日本被团协」），于2024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团协数十年来不断向全世界呼吁废除核武。 图／法新社

▌在韩被爆者的渡日治疗

孙振斗和郭贵勲，一个促成、一个终结了《402号通达》，但他们2人为「在韩被爆者」带来的影响，不仅如此。

1965年日韩建交之际，日本境内开始出现关于「在韩被爆者」的报导。在韩国的「被爆者」们随后在1967年成立韩国原爆被害者协会，提升议题曝光度，郭贵勲就是韩国原爆被害者协会创始成员，也是韩国媒体上的「在韩被爆者」代表人物。

随后孙振斗诉讼案的出现，进一步提高「在韩被爆者」的曝光度，也促使日本和韩国政府展开合作。日本颁布了《402号通达》，不希望有更多「在韩被爆者」跑到日本领取健康手册，但双边政府也决定从人道角度出发，在1979年做出「在韩被爆者医疗援护3项目」（在韩被爆者の医疗援护に関する３项目），同意派遣韩国医师到日本学习核爆后遗症医疗、日本医师到韩国协助治疗「被爆者」，以及让「在韩被爆者」可以渡日接受治疗。

不过这项计划，最终只有让「在韩被爆者」到日本接受治疗，而且计划只维持了5年（1980–1986），也只有349名「在韩被爆者」成功赴日接受治疗。相较于当时在韩被爆者人数约有2万人，等于不到2%的人获选，能够获选的人又是病情相对较轻，有望在2–6个月治疗期间内痊愈的患者，所以也有声音质疑渡日治疗的实际成效。

朴寿南在纪录片《另一个广岛》中，讨论到的「在韩被爆者」就医问题，讲述的正是在这之后的故事。

朴寿南的作品《打破沉默的慰安妇》（The Silence／沈黙：立ち上がる慰安妇）2019年在大阪第七剧场重新上映时，朴寿南（中）和她的女儿朴麻衣（左）连袂出席映后座谈会。 摄影／张郁婕，摄于2019/6/22

▌殖民地出身者的另一个广岛

不论是为了工作，还是因为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而来到日本内地生活，在日朝鲜・韩国人数越来越多，与之相应的是日本在1936年在各地成立的「协和会」，日后更发展成全国性质的官方组织，由隶属警政机关的协和会发行「协和会手帐」，来管理在日本内地的朝鲜・韩国人的住所、职业与「忠诚度」。这本手帐不只是警政机关临检时必须出示的身份证明文件，没有它更无法自由往返日本与朝鲜半岛。

协和会不只是管控在日朝鲜・韩国人户籍的组织，高举「内鲜一体」大旗，负责在日朝鲜・韩国人同化政策的机构。

二战结束后，协和会消失了，但却出现了外国人登录证（现已改为在留卡）制度，继续作为管控日本境内「外国人」的手段。而这些「外国人」当中，还有很大一群人是早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日本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殖民地出身者。这群居住在日本「内地」的殖民地出身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解放」，却也因此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

纪录片《另一个广岛》虽然讲述的是朝鲜・韩裔「被爆者」们的故事，但导演其实是透过一段段朝鲜・韩裔「被爆者」的口述访谈，让当事人讲出自己当时来到日本广岛的契机，以及当时的日常生活，穿插对应年份的历史事件，带出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以及在广岛经历过1945年8月6日这一天的朝鲜・韩裔「被爆者」的历史，是日本殖民史的一页缩影。

广岛和长崎在二战期间都是军需工业重镇，需要大量劳动力支撑产业发展，因此有大量朝鲜半岛出身者在这两地居住、工作；这一点，也能从「被爆者」的人口比例看出。相对于当时，日本内地的朝鲜出身者只占日本居民总数3%，朝鲜半岛出身的「被爆者」人数却占了广岛（42万人）和长崎（27万1,500人）整体「被爆者」的1成。 制图／《转角国际》编辑赖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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