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Rappler」撤照風波：杜特蒂殺向記者的復仇印記？

「一出门采访，就可能死亡。」6月29日，菲律宾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以当地独立媒体《Rappler》有外资介入、违反宪法的理由，向该媒体发出撤销执照的公函。图为2019年《Rappler》创办人Maria Ressa向媒体比出带有「祝福」、「幸运」的crossed fingers手势。 图／美联社

编按：6月29日——即总统杜特蒂卸任前、小马可仕宣誓成为总统前夕——菲律宾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以当地独立媒体《Rappler》有外资介入、违反宪法的理由，向该媒体发出撤销执照的公函。在杜特蒂六年任期内，《Rappler》因揭露其反毒战争而不断被对付，如今的撤照风波更像是杜特蒂下任前的挑衅宣示。本文作者将从该撤照风波一事，梳理菲律宾的新闻业历史，尤其杜特蒂如何使用「红色标签」全面镇压新闻自由——这当中，《Rappler》仅是显著个案，更多揭露真相的地方记者持续受到骚扰与生命威胁。而这在独裁者之子小马可仕上任后，又是否能有任何改变？答案不见得乐观。

「新闻自由」对亚洲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或许是种「奢侈」。至少，菲律宾的媒体工作者与新闻研究者，在评论自身所处环境时，从不讳言其危险性，甚至直言：就记者这行来说，菲律宾是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与新闻自由度几乎成正相关。至少，新闻学告诉我们，拥有健全的媒体监督机制，政府就不会偏离民主轨迹。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像在战火肆虐或独裁统治的国家，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一位阿富汗记者曾试着以云淡风轻的语气，描述在该国工作的处境：「一出门采访，就可能死亡。」

这是2010年国际记者联盟（IFJ）亚太地区大会的一个讨论现场，我点点头表示可以理解他的挣扎，但心里又不免感觉这话说得有点夸张，不料，其他亚洲国家记者此起彼落附和，争相分享魂断采访现场的故事。但这一年，除了中东战地，没有那个国家案例能超越菲律宾──因为，马京达瑙省大屠杀（Maguindanao Massacre）才发生半年，在这个惨案中有58人死亡，其中32人是记者。他们并非奔赴枪林弹雨之地，仅仅是出门采访一场竞选活动，生命就此终结。

在菲律宾，媒体的兴盛与政治始终密不可分。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的创始人之一的希拉·科罗内尔（Sheila S. Coronel）便曾指出，

图为《Rappler》办公室。 图／欧新社

5月25日，示威者在马尼拉焚烧小马可仕和萨拉的肖像，抗议他们当选菲律宾新一任正副总统。 图／路透社

这个概念或许也可与台湾新闻业发展来理解──殖民时期知识份子办报争取人民自主，到白色恐怖时期记者的夹缝发声──菲律宾媒体的进程亦与台湾类似：殖民时期，黎刹等革命家们透过办报来发动独立运动，战后虽是媒体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在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独裁压制，并施行全国戒严的情况下，首先受到侵害的即是新闻自由：媒体报导受到严密审查与管控，许多新闻记者或被监控、或被逮捕刑求，受到军事审判，甚至死亡。

直至1986人民革命后，大众媒体显得多样化，但其功能未必称得上健全，有些媒体成为政权的看门狗，有些则注重娱乐。而「真正的记者」，则时常处于高度风险之中。马京达瑙省大屠杀发生时，距离菲律宾人民革命已近25年，意味着这个国家摆脱戒严、实施民主制度达四分之一世纪，但仍无法保证新闻工作者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

依据记者保护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的资料库数据：自1992年开始统计至今，菲律宾共有152位记者遇害，若从杜特蒂执政的2016年算起，可查知的记者死亡数字为20人，确认死因为遭谋杀者，多达11人。而这些记者，若非是在日间的大街上 直接被枪杀，便是凶手直接在电台外或闯进私人住家开枪射杀；遭谋杀的原因多与他们正进行的报导有关，除了地方贪污弊案外，也有记者因反毒战争相关报导而遇难。

但这些刑案，几乎没有得到公平的调查，凶手不明，遑论接受法律制裁。CPJ甚至直言，以新闻工作的风险而言，菲律宾的危险度，长期以来都是最高，而在杜特蒂治下，对于媒体的攻击更为升级──可不要忘了，杜特蒂在2016年当选后，就公开表示：

菲律宾媒体管理制度，在前总统马可仕于1972年宣布戒严之后有了变化。图左、右分别为菲律宾戒严的导火线「一季风暴 」（First Quarter Storm）反政府抗争，图右则为1972年菲律宾报纸报导，马可仕宣布戒严。 图／FQS Library、维基共享

因此，当小马可仕（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在今年总统大选，以压倒性票数获胜前后，众多评论者争相讨论「威权的幽灵是否会随独裁者之子回归」时，总让我感觉不太对劲，毕竟这个讨论方向，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在小马可仕当选前，菲律宾确实是个民主国家，拥有可以被监督、纠正、问责的政治运作体制，这个国家的公民的基本权益，应能受宪法保障，媒体也能够发挥第四权的功能，拥有自由监督政府的空间。但真的是如此吗？

答案恐怕为否。若菲律宾真是个民主自由之地，2021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就不会以「言论自由为民主制度与永久和平的先决要件」为由，把和平奖颁给为菲律宾独立媒体Rappler的共同创办人瑞萨（Maria Ressa）。

而瑞萨之所以得奖，最重要的原因，来自其所属的Rappler一直以来致力于杜特蒂执行的「反毒战争」与「法外处决」的报导，其对杜特蒂政权的监督与批评，也毫不手软，故屡屡被杜特蒂公开羞辱，视为敌人，甚至透过司法与行政手段对付瑞萨与Rappler。

如同纪录片《菲律宾的杀人执照》中所揭示的，面对独立媒体Rappler记者提问，杜特蒂的态度极为恶劣，即便主持人试图打断他，转移话题，仍没有停止放砲：「你们惹到我了，写这种报导就是朝政府丢粪。我都跟我的敌人说，出现在我面前，就等着被我呼巴掌。要不然就是吃我子弹，臭婊子。」

图为独立新闻摄影师 Daniel Berehulak 镜头下，菲律宾「扫毒战争」以来，人如蝼蚁般被暴力扫除，其一系列照片也让Berehulak拿下了2017年普立兹奖的肯定。但除了人权问题，镜头外折射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媒体针对反毒战争的批评，却也牵扯了杜特蒂政府对于言论与新闻自由打压的质疑。 图／普立兹基金会，2017年得奖摄影记者Daniel Berehulak

对于杜特蒂的「狂言」，别说被当面羞辱的记者脸色难看，其他媒体记者或也感到不可置信，纷纷向杜特蒂确认：这个讯息是否也是针对其他媒体，若他们批评政府，也会有一样的遭遇吗？杜特蒂喝叱：「听着，干嘛说我批评媒体，你们还不是也批评我？我不能接受你们这些猪头，混蛋。」「我可以让你们这些混蛋倒闭。」

从他卸任前，菲律宾媒体状态的「动乱」看来，杜特蒂确实算是「贯彻始终」、「言出必行」的领导者。2022年6月，他执政的最后一个月，有28个媒体网站──或许就列在他那名为「混蛋」或「猪头」或「敌人」的笔记清单里──在菲律宾电信管理局要求下，遭到封锁。理由是：与左翼反叛团体互通、宣扬不实讯息。

而6月29日，即小马可仕正式宣誓成为菲律宾第17任总统前夕，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Rappler有外资介入、违反宪法的理由，向该媒体发出撤销执照的公函。这无疑是杜特蒂走出马拉坎南宫前最强烈的动作宣示──至少在我看来，这个时刻这个动作，充满了挑衅意味──西方世界竟为他的敌人戴上正义的桂冠，这让他必须善用自己在马拉坎南宫的最后一天，以及最后的执政权力。

Rappler被撤照一事，不仅激起国内民间团体与进步派政治人物的愤怒，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及参议员艾德·马基（Edward Markey）等政治人物都表达不安抗议。而菲律宾前参议员亦是前司法部长的莱拉·德利马（Leila de Lima）言词更为犀利，宣称杜特蒂政权此举是计划好的，实为其「复仇印记」（vengeful imprint），而这是他朝新闻自由发射的最后一颗「杀、杀、杀」的子弹。

菲律宾前司法部长的莱拉·德利马宣称杜特蒂政权撤销Rappler执照是计划好的，实为其「复仇印记」，而这是他朝新闻自由发射的最后一颗「杀、杀、杀」的子弹。 图／美联社

Rappler一直以来致力于杜特蒂执行的「反毒战争」与「法外处决」的报导，其对杜特蒂政权的监督与批评，也毫不手软，故屡屡被杜特蒂公开羞辱，视为敌人，甚至透过司法与行政手段对付瑞萨与Rappler。 图／美联社

尽管菲律宾的新闻工作者承受高度风险，但杜特蒂执政这六年，新闻自由的排行与侵害纪录更是难看。尽管各地区记者遭到暗杀的案例并不能都算在他头上，但他的态度仍说明了一切──更不用说，其控制新闻媒体的手段明显。

CPJ东南亚资深代表尚恩‧克里斯宾（Shawn Crispin）于今年5月针对菲律宾新闻媒体处境的分析中，依据该国媒体工作者与倡议者的意见，指出杜特蒂政权以三管齐下的方式来威吓媒体：言语辱骂、攻击社群媒体，及以撤照或商业利益的影响作为威胁。这些手段将使得他们在报导反毒战争或法外处决等敏感性议题时，进行自我审查。

而菲律宾全国记者联盟（下称：NUJP）秘书长强纳森‧德桑多斯（Jonathan de Santos）则进一步强调「红色标签」（Red-tagging）是杜特蒂政权对付倡议者与媒体工作者的手段。2019年，与政府勾连的小报，也曾对NUJP贴上红色标签，称他们与新人民军等共产组织有关系。即便前总统艾若育也曾对NUJP与诸多新闻记者贴上红色标签，不过，杜特蒂执政时期因社群网站发展活跃，此举更显得明显与泛滥。

红色标签，又被称为红色诱饵（red-baiting），长期以来就被菲律宾执政当局作为对抗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NPA）的工具。其作法是公开指控社运工作者、记者、政治人物其他人，是叛军或恐怖主义者的一员。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亦发现，多年来，菲律宾军方甚至透过法外处决或问刑的方式，解决那些涉嫌参与左翼活动者。

「红色标签」长期以来就被菲律宾执政当局作为对抗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NPA）的工具。其作法是公开指控社运工作者、记者、政治人物其他人，是叛军或恐怖主义者的一员。 图／路透社

5月25日，在一场抗议小马可仕和萨拉成为正副总统的集会里，警方驱逐示威者。 图／美联社

而当局又是如何进行「红色标签」？杜特蒂的作法是：成立「终结地方共党武装冲突国家任务小组」（NTF-ELCAC)，国会给予该任务小组每年 170 亿比索（325,000 美元）的预算，以支持执政当局的「红色标签」政策。而这个任务小组的主要领导者为军事将领，他们负责的工作即是在社群媒体或官方声明中，进行「红色标签」。

从NUJP的角度可知：「红色标签」对新闻自由的侵害，在于执政当局借由将他们划为「共产主义」、「恐怖主义」那方，暗示其报导与说法是「危险的」，这将意味着有影响力的观点或议题会被排除，不被编辑台所采纳，不会被播报或刊载──因为这些报导会被诠释为「共产主义阵线」的行动。除此之外，这些记者将会遭到线上或线下的骚扰或攻击，就算不是如此，他们报导的信度跟效度也会受到影响。

尤有甚者，被贴上红色标签的记者，还有可能被逮捕或遭到起诉。位在雷泰伊岛的地方记者Frenchie Mae Cumpio，因为特别关注人权侵害与社会议题，在饱受到国安情治人员的监控骚扰后，终在2020年2月遭警察以「持有非法枪械」为由逮捕──与她一起被逮捕的还有四名当地的倡议者。被捕时才21岁的她，被认定为共产主义反叛军的一员，至今非但未被释放，还遭以「资助恐怖主义」的罪名起诉。若这罪名成立，Cumpio将可能被判40年的有期徒刑。

杜特蒂执政六年来，时常利用「红色标签」来威胁、骚扰媒体工作者，或是像对付Cumpio一样，透过拘囚记者，使其「消音」。Rappler自也是「红色标签」的受害者，总统通信和运营办公室（PCOO）的副部长巴多伊（Lorraine Badoy）──本身即是「终结地方共党武装冲突国家任务小组」的一员──时常在社群媒体上指控Rappler是新人民军与菲共的盟友与「喉舌」，并称瑞萨为「国家的敌人」。而瑞萨并不打算容忍这种指控，积极反击，像是向菲律宾监察系统（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提出陈情，认为巴多伊的行为违反公务人员守则，要求政府能对其做出惩戒。

杜特蒂执政六年来，时常利用「红色标签」来威胁、骚扰媒体工作者，或是透过拘囚记者，使其「消音」。 图／路透社

相较于菲律宾执政当局惯常使用的「红色标签」，杜特蒂任内通过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法 》（The Anti-Terrorism Act of 2020）对新闻自由将造成何等造成侵害，则是下一阶段观察重点。

菲律宾大学大众传播学院新闻系的副教授玛丽亚‧拉比斯特（Maria Diosa Labiste）曾针对杜特蒂执政期间，如何透过关闭ABS-CBN、骇客攻击与红色标签等手段控制媒体写下分析，并对《反恐怖主义法》的通过感到忧心：在此法的脉络之下，执政者将可以依据自己对内容的喜好，去推定媒体是否「带红」，而预先对这些媒体做出限制。

对言论自由造成直接影响的，为该法第9条。依此条文规定，凡透过演讲、公告、著作、标志、招牌或同一目的之其他表现形式煽动以实施恐怖主义者，即会被认定为刑事犯罪。

该法对于恐怖主义以及「煽动」的定义不明，军警恐怕会透过这种模糊的构成要件，去压制新闻与言论自由，故NUJP 便提出批评，表示该法第 9 条违反 1987年宪法第3条与第 4 条规定：「不得以订定法律来剥夺言论、意见表达或新闻自由，或人民和平集会和请愿的权利。」

《反恐怖主义法》条文过于严苛，又给予当权者相当大的恣意空间，菲律宾最高法院收到质疑该法的合宪性的请愿书高达37份，似乎成为菲律宾历史上最受争议、最被挑战的法案。尽管反对声浪强烈，最高法院仍于2021年12月裁定：除两个部分违宪外，其余部分皆属合宪。今年4月，最高法院又驳回了推翻其裁决的上诉（MRs），此即为最终决定。

换句话说，尽管这部法案在杜特蒂任内通过，但能实际施行的，是新任的执政者，亦即1957年发布全国戒严令、扼住新闻自由咽喉的独裁者马可仕之子──小马可仕。

在这个情况下，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威权的幽灵是否有可能重返了。

《反恐怖主义法》在杜特蒂任内通过，但能实际施行的，是新任的执政者，亦即1957年发布全国戒严令、扼住新闻自由咽喉的独裁者马可仕之子──小马可仕。图为6月30日，正式宣誓成为总统的小马可仕与家人。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