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借壳「民主联合政府」

（时报出版提供）

毛泽东已预期到最后胜利，于九月底在北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表面上看来这一会议服膺其所宣布的「民主之联合政府」原则，但实际上却由中国共产党一手主导，而该会议所包含的其余十四个党派代表，大都隶属于一些小型政党。

愤懑的台湾人民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掀起反政府的骚动，国民政府的军队向人群开火，枪杀许多示威者。随后数周，透过一连串残酷行动，陈仪下令逮捕、处决数千名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地方领袖，企图瓦解台湾人的精神，此举令人发指的程度让人想起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的清党策略。

拒绝投降八点条件

在台湾人的反抗运动爆发后，蒋介石召回陈仪，改派另一批作风稳健的文官，就在魏道明这位新任省主席主政之下，渐渐把台湾建设成未来可容纳大批外省籍人士的基地。就在北京沦陷的数月前，几千箱清朝档案文件连同前清宫典藏之艺术珍品运往台湾，为国民政府以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人自居，作了一次有力宣传。一支忠于蒋介石的三十万部队，在二十六艘砲舰与飞机的掩护下，于一九四九年初登陆台湾。此情此景正式宣告蒋介石应已作了撤守台湾的抉择。

一九四九年春天是中国休养生息的阶段，当时共产党人正在重新整编、安顿长江北岸的部队，组织华北各省人民政府。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正式下野之后，即由广西军阀李宗仁继任总统。自从李宗仁在南京就职以来，便试图劝服毛泽东对共产党所提之国民党投降八点条件做出让步，但是徒劳而无功。毛泽东坚持下列八项和平条件不容妥协：一、惩办所有战犯；二、废除不合法的一九四七年宪法；三、废除国民党的法统；四、改编国民政府部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租佃制度；七、废止所有卖国条约；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李宗仁还在考虑这些条件时，共军严正声明他们不能容忍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介入中国内战。而共产党为了表达立场，做出和日本人相似的反应，日本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因美国砲舰「班乃岛号」（Panay）试图撤出南京危城内美国使馆人员，而以重砲、机枪将之击沉。一九四九年四月，英国派遣驱逐舰「紫水晶号」（Amethyst）航行至南京提供使馆人员补给品，同时准备视情势需要撤出英国公民。当「紫水晶号」溯长江而行时，遭到北岸共军排砲的猛烈轰击，英军十七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前往援救的英国海军船舰亦遭击退。虽然英国最后还是把船救了出来，但英军实在无力对抗这种异常激烈的反帝国主义行动。

历经了冗长的讨价还价，共产党人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向李宗仁代总统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在五天内接受投降八点条件。在李宗仁拒绝后，共产党重启战端。四月二十三日，南京不战而下，嗣后杭州、武汉旋踵相继陷落。上海在仅作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亦于五月底被共军克复。随后数月间， 共军以惊人的速度巩固战果， 其表现只有一六四五、一六四六年满人与其汉人附庸问鼎中原可堪匹敌。彭德怀的部队西行占领西安，后虽遭到一位来自甘肃的回人将军顽强抵抗，最后还是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将兰州纳入共产党版图内。是月，林彪的军队占领长沙，并在彭部朝西北进入新疆之际，飞驰南下广州。九月，国民政府位于新疆的军队随同绥远、宁夏的军队向共产党乞降。而一度受阻于东南沿海的林彪部队，于十月中旬进占广州，以及厦门──这是护卫台湾的最后一道门户，因此设有重兵固守。共产党其他军队转向西南，十一月中拿下贵州；月底则克复蒋介石的抗战根据地重庆。

毛泽东已预期到最后胜利，于九月底在北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表面上看来这一会议服膺其所宣布的「民主之联合政府」原则，但实际上却由中国共产党一手主导，而该会议所包含的其余十四个党派代表，大都隶属于一些小型政党。他们选出中央政府的成员（毛泽东膺选为主席，朱德则为副主席）；选定北京取代南京市为中国国都；新国旗则是红底，上饰一颗五角金星，辅以四颗小金星；并改以西方通用的格里高里历法（Gregorian Calendar）纪年。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上，伫立在曾经是明、清皇宫大门的天安门之上俯瞰着欢声雷动的人群，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效忠者自裁明志

即使国民党的垮台并未重演明朝覆亡时种种牺牲小我的英雄事迹，但其意象还是类似的。的确，国共之间数度战况惨烈，蒋介石的几位幕僚和效忠者选择自裁明志。不过极少人能媲美十七世纪的儒士，以死证道，以生命在各地传续烈火。只有在阎锡山这位长寿军阀治下的山西曾出现怪异的高尚牺牲行径。此人并非国民党的正规军人，而是阎锡山所属「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领袖人物梁化之。梁化之如同阎锡山的其他部将，经年累月与山西共产党人奋战，最后受困于防御工事坚实的太原城。太原一役战况惨烈，因数千名日军受阎锡山之邀，组成先遣部队抵抗共军，因而一度取得优势（阎锡山虽立下决一死战的誓言，但最后还是遗弃了部属）。当共军最后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攻入太原，梁化之纵火焚烧囚禁共产党人的监狱，并在熊熊火光直入云霄时自裁身亡。

但这类行动毕竟只是少数，全国上下此刻戒慎恐惧者多，以死明志者少。这是一场持久、血迹斑斑、乐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内战；洋溢着英雄主义，也充斥着残酷无情；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暗藏恶习弊端。我们可以透过西方伟大的摄影家之一、一九四九年底身处中国的卡地亚-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作品去揣想当年的时代氛围。布列松所拍摄的黑白照片，精准捕捉到中国人心中的徬徨无依。街头的乞妇、饥饿的孩童、痀偻的苦力、肩上披挂着口粮、疲惫不堪的解放军战士，同样疲倦的国民党官员在码头看护着行李、流离失所的农民群众、蜂拥至银行兑换遽然贬值的纸币的市井小民、仓促间竖立布告牌以迎接新征服者的学生，这些人早已成为革命洪潮中的一部分，如今更必须思考如何迈向崭新但不确定的未来。（中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