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骥谦卑俯身 用关怀捕捉人生

一九六○年代的台北馆前路街角一景，富裕与贫穷仅一墙之隔，和当时西方的柏林围墙，以及东方韩国三十八度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围墙内外，1965年，黄伯骥摄／台北市立文献馆提供）

台北早年的电影街。一九六八年落成的新声戏院，前身为新生戏院，当时是最豪华的电影院，每逢周末假日，周边总是水泄不通。（电影街的印象，1977年，黄伯骥摄／台北市立文献馆提供）

拾光‧捕手（台北市立文献馆）

白天，黄伯骥是深受信赖的小儿科医师，夜晚，卸下医师袍的他成了摄影师，即使日日在浴室冲洗照片到半夜两三点，都不觉得累。黄伯骥会过着这种生活完全是意外。一九六三年，他委托人从日本带相机回来，原本只是要记录家庭生活，结果被带回来的是造价高昂的专业相机。有了专业相机，也顺应朋友之邀进入「台湾省摄影学会」，更以新手之姿得到摄影学会的奖项，从此一头栽进摄影的世界。

黄伯骥总是弯着身子替病人看病，他在摄影时也是如此，弯着身子才能贴近底层的视角。他拍台北市郊的回收厂、拍桥下说书人、拍台湾大学旁的育幼院。在育幼院里，有孤儿、有小儿麻痹的幼童，他拍他们吃饭、排路队、玩耍。彼时经济起飞的繁华，是大众的台北；镜头下孩童的天真及迷惘，是黄伯骥的台北。

黄伯骥的得意作品是窑场女工与孩子的系列照片。年轻的女工们，后面背一个，手边拉一个，把小朋友都带进窑场，窑场瞬间变成孩子们的乐园。捕捉到女工哺乳的瞬间，他了悟了，「很震撼的母爱，那就是法国摄影大师卡提耶．布列松所说的决定性的瞬间。」

全职医师的工作让黄伯骥格外珍惜拍照的时机，每年的家族旅行他都拍到浑然忘我，似乎和旅游相比，拍照更为重要，「我常拍到脱队，让太太气到跳脚。」淘气的他还笑得开怀。

照片从黑白变彩色，相机也从底片换数位，但在黄伯骥心里，拍出好照片的秘诀始终如一，「心中有关怀，才能真正贴近、理解他们，才能拍出好照片。」而这，也是一个好医师的心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