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人北伐东征记——陈炯明变节背叛（二）

18日段派许世英、叶恭绰来津欢迎，并将所拟定之善后会议条例，征求同意。谈话之顷，又悉段氏已接受外交团，尊重不平等条约之通牒，总理盛怒而言曰「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呢。」同时对善后会议条例表示反对。

国民会议未见实现

盖本党所主张之预备会议代表，为国民代表，而执政政府所主张者，乃军阀实力派代表之故。不意段氏竟公然于本月30日通电召集善后会议，总理于31日扶病入京，作最后奋斗，总理抵北京，欢迎者殆2万余人，寓北京饭店，14年1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2日本党通电全国各公团曰：「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决议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又恐执政以善后会议之：号召，欺罔民众，故又于10日通电说明善后会议之组织，为军阀官僚所构成，不能代表国民，更不能为国民谋利益。本党主张国民应自制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代表民意之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然执政府终于2月13日举行善后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4月1日闭幕。其结果仅议定几种条例，而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召开，则始终未见实现。

叛逆陈炯明闻孙总理北上，以为有机可乘，集合部众，号称十万之众，连络土匪，图犯广州。黄埔军校实力有限，且缺少战斗经验而能毅然随联军以东征，且以主力自任，其原因特简述之如下：

总理孙中山先生北上后，黄埔校军之环境，已发生莫大之危险，滇、桂军诸假革命军，均积极协谋以妨碍黄埔校军之发展。彼等心目中，以为黄埔校军乃真革命军队，将来扩大，对于假革命极有不利。其嫉视黄埔，较东江陈炯明逆军尤为重大，故自军校扣留商团军械，及编练教导团以来，众目睽睽，均集中于黄埔校军，面黄埔校军日露头角，彼等之仇视亦日益严重。故黄埔校军，与其坐以待毙，自不如随同联军出发东征，以求战场上之胜利，打破恶劣环境寻求生存之路，此为黄埔军校必须参加原因之一。

其次黄埔军校为本党改组后总理首创之基本党军，对于革命进行肃清本党之叛逆陈炯明，乃党军之天职，就大义言，虽备尝艰难险阻，亦属义不容辞。黄埔校军既定参加东征作战，担任右翼，以校军为主力，随同作战者有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张我东团，总计兵力不过万人左右，合组为校军。因蒋校长原为粤军参谋长，故右翼军皆由蒋校长统率之。

民国14年1月，黄埔校军编组就绪后，即开始东征之役。2月1日，蒋公率领校军出发，舰运虎门集中，并令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由广九铁路向石龙进发。

东征军、校军自白芒花和敌人稍有接触之后，敌人洪兆麟部，一退再退，望风而逃，我军24日进驻白云市，每日行军60里，途遇大雨，行军艰苦万状。25日进驻平政圩，26日到达赤石圩，28日到达海丰县城，一路沿途老百姓，男女老幼，都到道路两旁放爆竹，茶水欢迎革命军，用两根竹棒，横悬红布，表示庆祝胜利。

校军3月2日，进驻新田，3日到达黄塘，4日进至曲期，5日集中棉湖，6日进驻揭阳县城，次日友军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先后攻克潮州汕头。行军半月，未遇敌人，官兵苦闷之余，也都感到军情紧急，孤军深入的危险。等到3月11日之后，校军指挥部才得到情报，陈逆炯明之主力林虎所部，业已从容集中，迂回抄袭我军后路，阴谋一战消灭我军于揭阳、汕头之间，林虎为敌军之猛将，过去有飞将军之号称，这时率领逆军第二军刘志陆、第一师黄任寰、独立第三旅王定华等部约二万余人，分成数路，准备有如暴风雨一样，向我军进攻。

蒋中正下作战命令

我军自作战以来，为时已过一月，迭克名城，声威远播，军民合作，到处受到民众欢迎，士气旺盛，精神振奋，因人人都想作次激烈会战，徒以春雨连锦，苦战月余，将士疲乏，补给困难，尤以兵力单薄，此际能实际参加会战的，已不足3千人，敌人林虎所部比数多过我军8倍。这次会战的险恶，在战前官兵都有相同的感觉。

3月13日午夜过后，蒋校长下达作战命令，粤军第七旅向敌左侧包围攻击，教导第二团攻击右翼鲤湖之敌，并掩护第一团之左侧，第一团何应钦攻击正面和顺之敌人，各军于拂晓前出发到达攻击位置，迅速出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