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滞外黑名单人士 安排返台

口述历史第17期：战后台湾政治史专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团结专案是王升提出来的，不然谁敢提？虽然团结专案只有象征性意义，但是它突破传统观念，能够面对左倾、台独的问题，只有沈之岳坐镇在那个地方，才能排除各方疑虑，摆脱早期「不准入出境」、管制黑名单等行政手段，以及起诉等司法手段。王升每周二、四来刘少康办公室主持综合会议，大家把研究的问题提出来。他很忙，没来过沈之岳办公室。各研究委员会研究出来的方案，比如垒球方案，中央党部秘书长批了以后，以党部的名义发公文，「转请教育部某某部长同志会处」，然后就变成政策了，因为部长原本就有参与研究，公文到了他手上他就知道怎么做。

我没有实际参与办公室的人员安排，团结专案办公室一开始有三位同仁：魏兆歆、韦鲁翘、我。后来魏兆歆离开了，韦鲁翘就负责所有秘书工作，后来陆续有陈丰义、谢育男进来办公室帮忙。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大家使命感很强，无所谓假日不假日，上班时间规规矩矩，假日没事的话当然不去，有事就去。有时不是去办公室，而是去机场，有事不需要按照上班时间进办公室，没事就跟各政府机关一样的时段上下班。

这工作不是靠一、两个人就做得出来，拿我来说，一开始是我到美国、日本等地，跟海外人士沟通正确观念，后续仍由我去沟通、开座谈会，海外人士才会信任我，认为我代表一定程度的权威性。

团结专案指导顾问是沈之岳，他自己单独一间小办公室，几乎天天来。那时沈先生已经退休，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每周三上午进总统府，其他时间就待在团结专案办公室。沈先生实际上不过问任何日常业务，但精神意义非常大。那个年代政府机关的权威性是非常重的，现代年轻人可能无法体会，如果警总的人来找你、约谈你，那不得了！但是情治单位尊重沈之岳的德望，如有谁要把我接触台独与左倾人士的资料送给情治单位，谁要讲我的东西，我们面对情治单位只要说：「团结专案是沈先生在指导的，杨某某是团结专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没事了。

我奉命出国联系黑名单人士，他们许多人都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就找我，这个工作只能做、不能讲，吃力不讨好，公开文件上看不到我的名字。我们扩大接触的海外人士，有的非常理性，素质、智慧和学历很高，地位很好，是很优秀的一流人才，但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被列为黑名单。结果我因执行团结专案，很多言行被人记录，海外情治单位发现我跟黑名单人士来往，就向国内情治、安全单位通报我的资料，变成我「通匪」了，但送去没有用，因为这边有沈先生在。

沈先生坐镇团结专案办公室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的陪同下，政府机关首长就会放心邀请、接见海外回来很有学问、很有成就、很有地位的（异议）人士，因为首长知道是沈之岳办公室介绍的，也就安心了。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真正的政治艺术，是一种难以用文字描绘的感受。像副总统李登辉先生就接见过多位海外人士，我都陪着他们，李副总统跟他们谈谈国家发展方针，效果非常非常好，海外人士会发现，原本他们被管制入境，在我的帮忙下，可以回台，又能见到政府机关首长，他们在海外口耳相传：「你要是想回去回不去的话，去找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杨明恒。」尤其在美国洛杉矶，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报纸没有报导过团结专案，我也不喜欢出名。（四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