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独白》──评陆出版之《中华民国史》（二十四）

大陆方面编撰之《中华民国史》，已出版者有第二编第一、二、五各卷。第一编属民以前开国部分。第二编三卷，属北京政府时期。余均有〈书评〉。第五卷为杨天石主编，北京社科院近史所之《近代史研究》编者曾要余撰一〈书评〉，应之。稿成，该刊编者以为事涉「敏感」，不便刊载。台北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执行编辑陈永发欢迎之，乃在该刊二十七期（一九九七年六月）发表。

余之书评列为五项：（1）新的资料和新的内容。（2）引用资料不可马虎。（3）北伐战争与国共斗争。（4）内乱外患互为因果。（5）过度曲护有碍历史真相。

引用资料不可马虎

第一项是对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的肯定。认为本书的最大特色，用大量的新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还包括中共方面的；不仅包括中文方面的，也包括英、俄、日文的。至于新的内容，例如蒋介石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的经过，常见的资料类多根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所述：「张（静江）、谭（延闿）劝公（蒋）任北伐军总司令，力辞；转拥谭。谭不允，各军长又交迫之。」此种「公式化」的描述，旨在彰显蒋之「谦虚」，而非真实也。而本书利用多方资料描述此事之经过，就比较有真实感了。

第二项关于「引用资料不可马虎」，例如著者记述蒋介石和鲍罗廷为了迁都武汉之争，发生一次正面的冲突，本书有如下之记述：一月十二日（一九二七。按应为一月十一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与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也仍坚持自己立场。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到武汉，「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他并说：「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鲍自称）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了一封长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并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他指责鲍罗廷「跋扈横行」；声称：「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鲍、蒋两人争执

上段记述，颇为生动。资料来源，据注是根据蒋介石的〈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上海《民国日报》。但就笔者手头现有的资料来查证，上段记述，并非完全出自蒋的〈讲演词〉。其一，鲍所讲的「三大政策」以及「归罪CP、欺压CP」，「他可不答应」等话，是见于李云汉着《从容共到清党》，所据资料是梁绍文的〈三大政策的来源〉，《进攻周刊》第二期（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其次，鲍与蒋之「私人交谈」，蒋以为「很对」的话，见拙着《鲍罗廷与武汉政权》，所据资料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纪录中鲍罗廷的发言。其三，蒋指责鲍的话，则是根据蒋的前项〈讲演词〉。李着《从容共到清党》亦有收录。该书把这几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凑合在一起，末注据蒋的〈讲演词〉，这就显得有些马马虎虎了。同时，对于鲍、蒋两人的争执，以及是非曲直问题，著者显然认为蒋有不对之处，说「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提出驱逐鲍罗廷」。

蒋介石在武汉对鲍有无「允诺」？是须加以查证的。按鲍在一月十五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发言中，还说到蒋对他所提出的「理由」有所反驳，鲍对蒋的「反驳」，表示「赞同」，并认为「亦无不可」。这段发言记录，该书略而未采，今补充之。鲍罗廷说：当时我（鲍氏自称，下同）的意见：现在时局严重，为节省时间起见，中央政治会议可否在武汉开会，请南昌同志到武汉来。蒋同志提出几种理由，以为应在南昌开会，所费亦不过两三天。当时我亦赞同，以为在南昌开会，亦无不可。

由鲍之上段谈话，足证蒋氏并无「允诺」之事。

第三项关于「北伐战略与国共斗争」，鲍罗廷及中共为了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实以蒋介石为斗争的目标，其过程由「胁」而「反」而「倒」，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仍未能把蒋扳倒者，原因何在？该书认为：「因为蒋介石还掌握军权」。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非唯一的原因。因为当时握有军权而参与反蒋、倒蒋者，在北伐军的将领中，除最具实力的唐生智外，还大有人在。即蒋之嫡系第一军的三个师长中除刘峙忠于蒋氏外，其他两位师长如薛岳、严重均倾向武汉中央?二、三、六军也是站在武汉方面的，在武汉能征善战的第四军更不用说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