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中德关系：学习军事却拒绝纳粹
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国民革命军得到德国极大的帮助。这个情谊甚至延续到政府迁台后的「明德专案」。(图/滕昕云《铁血军魂：抗战前期之德式标准新中央军暨淞沪会战评析》)
近日，新竹光复中学学生在校园变装活动中，扮演纳粹军人引发极大争议，甚至以色列、德国的驻台代表处，都为此事表达失望与谴责。就在相关争议延烧之际，有些人联想到抗战爆发前，中华民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历史，认为国府也曾与纳粹联手，并仿效纳粹独裁政体并不光彩。但事实上，国府虽向德国学习军事，却并不认同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甚至国府还资助过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也支持德军的反希特勒行动。换言之，国府自始至终都是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很值得国人了解那段历史。
德国在一战后战败，却因此成为首先与中国签订平等条约的西方国家。(图/国立故宫博物院)
许多人以为中德合作就是国府与纳粹的合作，这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中德合作的时间点早于纳粹党上台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而中国在凡尔赛和约也受不公平对待，这种类似「同病相怜」的关系，使中德都有互存互助的意识，因此双方展开恢复邦谊进行谈判。1921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与德国代表卜尔熙在北京签订《中德协约》，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的平等新约，德国成了首先废除对中国「领事裁判权」的欧洲大国，大大的提升中国人对德国的好感。
到了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国府依旧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特别着重军事交流。原因之一是北伐期间，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发生过几次立场冲突，此时国府已下决心和共产主义画清界线。原因之二是眼见日本侵略中国日急，蒋中正希望赶紧为中国建立起现代化、制度化的军队。鉴于英国以海军为主，陆军实力薄弱；美国此时孤立主义，不理会国际事务，因此德国就成了最佳选择。透过曾在德国留学的著名学者朱家骅居中牵线，国府主席蒋中正连络到德军统帅部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Erich Ludendorff)。
同时，德国也有意与中国进行合作，因为德国缺少制造优良钢材所需的钨与锑，中国则产有这两种稀有金属，所以中德就以「矿业合作」的名义进行交流，而「矿业顾问」这个名义，也成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包装。这是因为德国必须回避凡尔赛和约，至于中国，则是要隐暪日本，不能把备战训练公诸于世。原先蒋中正希望鲁登道夫上将能亲自来华担任军事顾问，但是鲁登道夫自觉年事以高，也顾虑自己的身份会引起英法的疑虑，因此改派他的学生马克思.鲍尔上校(Max Bauer)来华，鲍尔成为第一位德国驻华军事总顾问，此时是1928年，德国处于威玛共和时代，纳粹党还不成气候。
鲍尔病逝后，赫尔曼.柯林贝尔(Hermann Kriebel)接替他的职务，这时候的德国，纳粹党已然掘起，柯林贝尔是个狂热的纳粹党支持者，他有着强烈的种族偏见，因此与国府相处的并不好，仅待了一年就离任。事实上，纳粹党的种族偏见正好解释了国府绝对不会纳粹化，甚至可说没有纳粹化的资格，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形象上就是无助的弱小国家，又能种族岐视谁呢?
许多人认定蒋中正与纳粹很类似，还以为他是个纳粹主张者，这种看法完全错误。蒋虽然佩服纳粹党的动员能力，以及让德国恢复活力的干劲，但是蒋却从来没有同意过纳粹党的种族优越与超人理论。虽然表面上，蒋是一位军人出身、大权独揽的执政者，但是他却不具备独裁者的特质：狂妄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相反的，蒋一直认知自己所学不足，经常请教著名知识份子，只可惜蒋脾气刚烈、耐心不足，总是谈到双方不欢而散悻悻收场，这个性格弱点使得蒋的公众形象不好。但是他坚信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而非走向独裁；无论就目标或是手段，蒋都不是纳粹主张者。
之后来到中国的军事顾问都没有纳粹党背景，包括乔治·魏泽尔中将(Georg Wetzell)，他曾在1932年的上海战役期间，指点国军如何阻挡日军。汉斯·冯·塞克特上将(Hans von Seeckt)，有着「德国国防军之父」的美名，他一向重视军官养成与素养，对于国军培养人才帮助很多，并且提供中国大量的德国装备，包括德制钢盔、德式制服与德制火炮，此时中国的军用物资多达60％是从德国进口。最后一位是塞克特的学生-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法肯豪森是停留最久，与中国关系最好，贡献也最大的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