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历史之流看中华——跨越甲午龟裂 急速靠近（四）

赴日汲取西洋知识

为何留学日本能「有效」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就张之洞的看法，他认为日本与清国不只距离相近，也同样使用汉字，因此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最重要的是，日本早已咀嚼过西洋庞大且复杂的学问，已经帮清国加上了解释。

站在变法最前线、引导着众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思考着相同的事情。未能成功发动变法的梁启超，在逃亡到日本后，使用了自己创造的「和文训读法」（即只凭简易日文文法，按汉文训读体的一些汉字以中文文法颠倒读之、推其大意来解读日文），集中翻译了西洋及日本的各种社会科学论述，并透过他自己创刊的《新民丛报》，向世人宣称变法是个不可推迟的紧要课题。

梁启超在以《变法通议》为题的文章中，更举出印度、土耳其等国家正因为是「守旧之国」，所以才走上了成为英国领地、被列强蚕食的命运；而越南、缅甸、朝鲜（原文为高丽）等「中国的藩属国」，则「染上不良的风气，为政治带来弊害」。透过这些例子，他鲜明地表示出，若不能自行求变，恐将陷入何种后果。接着，梁启超以几近「法则」的方式，说明如果要避免那样的未来，就必须向「成功『自变』」、「夺我琉球、割我台湾」的日本学习才行。

就这样，即使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产生了侵略与抗争等难以抹灭的问题，但两者终于在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基本价值上有了共识。日本与近代中国之间的问题，即是两个对西洋抱有相同烦恼的后进国家，在竞争优劣与地位先后上的问题了。在这之后，当义和团事件，清末新政（改革）废止科举制度，以及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就会有大量追求自强的留学生前往日本，汲取西洋近代知识。

然而，在慈禧太后刚成功发动政变后的北京政界中，因为变法动摇了既有的儒学社会以及满洲人的立场，后者的反弹，使得排斥西洋的风气瞬间高涨。

而仿佛正好在呼应该动向般，华北一带的不稳情势也日益升高。当时，黄河流域受到泛滥侵袭，产生了无数难民，人民穷困的程度日趋恶化。另一方面，自列强进口的棉制品、灯油等日用品渗透市场，造成经济上的巨大落差；痛切感到彼此差距的人们，将不满指向了外国传教士，造成国内频繁发生传教士、教会遭遇危害的事件（教案）。

日俄战争的冲击

最终，在社会充满不安的时期里，出现了一群学习过拳法、武术的农民所组成的自卫集团。他们不只向《三国演义》或《西游记》等通俗小说里登场的角色，或者是向道教神明寻求救赎，而且还用一种催眠术，坚信自己「刀枪不入」、乃是不死之身，从而不断在华北一带进行排外暴动。此即义和拳，也就是后来的义和团。

他们和史上大多数的农民叛乱并不相同，并非为了打倒当政者而引发暴动，而是打着「扶清灭洋」的目标，在帮助清国的大义名分下，袭击教会与基督教徒。故此，如何定位义和团的行为，便成了慈禧太后和当时的官员头疼的一大问题。

若要在此时推动排洋政策，高举着「扶清」旗帜的义和团便相当可靠。且清国因为甲午战争，遭到了难以弥补的财政打击；要压制各地频起的其他叛乱，就不得不依赖地方军事力量（团练）。那么，是不是只要在适当的时机下拉拢义和团，并且为他们的行动，给予一个国家的许可就行了？但另一方面，此时的清国早已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关系中的一员。即使列强的压迫从未远离，但是彻底遵守国际法、保障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不也是保住自己的国际地位不可欠缺的行为吗？

就这样，北京的政界在如何处理义和团的议题上完全分成了两派。长期身为李鸿章的部下，并在华北地区有着绝大影响力的袁世凯，则站在支持变法以及强化清国与西洋列强之间关系的立场，打算彻底镇压义和团。后来，义和团以更狂暴的气势破坏教会、铁路、电线等来自西洋的物品，当他们于一九○○年春天抵达北京后，军机大臣更视义和团为「义民」，欢迎他们的到来。最终，慈禧太后支持了义和团，并向列强宣战，使得位于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转瞬之间就遭到义和团包围。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事态，列强组织了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兵力有一半为日军），对列强的军事力量感到恐惧的慈禧太后，不得不用近乎是「绑架」的形式，带上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最后于一九○一年签订和约，也就是《辛丑和约》（日文称北京议定书）。和约中，清除了被要求支付远超过甲午战争赔偿金的四亿五千万两，还须在北京划定公使馆区域；为了保证外国使节能在北京与天津港口之间的自由往来，更被迫承认各国军队的驻留。这条允许日军派驻北京（后来的北平）及天津的规定，也为之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中，日中两国军队爆发冲突的事件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自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来迅速成长的排外、保守派完全失势，要公开正面反对变法、自强也变得相当困难。于是在一九○一年以后，清国开始了由上而下，从教育、立宪、军事三方向改革的全面近代化运动──新政。就结果来看，这个运动推动于清末，因此被称为「清末新政」（或称晚清新政）。不过，与戊戌变法相比起来，清末新政最初的推动并不快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