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文：丝绸之路视角下元代圆盔帽结构演变与文化认同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古代多民族文化艺术从碰撞到融合双向互动的交通要道。圆盔帽是丝绸之路从物质交流到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形制与技术在元代以前鲜有出现。随着元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圆盔帽传入中国，并成为元代统治者“昭名分、辨等威”的标识符号。明清两朝，圆盔帽亦被接纳，并形成定制，其形制与技术承载了满蒙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信息，是元代丝绸之路复兴后满蒙汉民族文化交融的物化实证。圆盔帽的发展与演变现象，不仅对中华民族服饰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也为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认同；圆盔帽；结构演变；民族交流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时期。一方面，元继承了汉唐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另一方面，元将其所影响的疆域不断扩大。这一举措为东西方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为双方物质文化的交融互鉴奠定了坚实基础。圆盔帽是丝绸之路从物质交流到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形制与技术在元代以前鲜有出现。随着元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圆盔帽也随西域的文化、艺术、技术等传入中国，成为元代帝王身份认同的标识符号，并被明清官服体系所接纳且发扬，呈现出从“外传到内化”的演变轨迹。目前有关元代圆盔帽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研究视角多集中在文化制度层面，对圆盔帽的结构及传播研究较为薄弱。圆盔帽结构是通过什么路径传入中国的？元代至清代在结构上发生哪些变化？明清官服系统为何会接受它？本文采取多重证据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丝绸之路背景下元代圆盔瓦瓣结构的东迁要素、结构演变与文化认同进行考察，对回答上述问题将有所裨益。
一、元代圆盔帽传入的东迁要素
圆盔帽是指外观呈半球状，用多片瓦瓣拼成的帽盔，此帽式形制、结构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冠帽都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在元代以前鲜有出现。通过对史料文献和图像等进行梳理，发现圆盔帽在同一时期波斯细密画的侍从、君主穿戴中已普遍存在，由此确认了圆盔帽始于元代中亚及其他西域地区。笔者认为元代圆盔帽传入中国与元代随丝绸之路的复兴，中西双方的频繁往来直接相关，其中商贸往来、人口迁徙是主要因素。
（一）圆盔帽形制传入
元代是一个开放的时期，统治疆域空前广大，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一方面“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沿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尔四大汗国和大元王朝，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促使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1]。另一方面，自成吉思汗时期起，蒙古贵族就一直对商人、匠人加以礼遇与重视。蒙古汗国刚兴起时，各部落的工商业落后，贵族及成员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具基本依靠与外籍商人及周边民族的贸易获取。因此，大汗对外来的商人、匠人均给予高度关爱，诸王、驸马等王室成员也常与一些商人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从外来的商人那里获取大量的珠宝、织品、服装及帽饰，商人也获得高于其商品价值的赏赐。这些方面均为圆盔帽的传入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强烈的物质需求也进一步催生了元代都市商业的繁荣，朝廷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来华经商。元上都、元大都和林城中，聚集有世界各国人员，包括亚洲的畏兀儿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汉人，还有匈牙利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其中尤以大都（北京）、扬州、芜湖、平江（苏州）、杭州、金陵（南京）等城市最为显著。大都是元代的经济、政治中心，也是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李明伟在《丝绸之路贸易史》写道：“庞大的骆驼商队，运载着各种物品，连同金丝织物，来到大汗这里，并送到大汗面前”[2]。各种物品即指西方商队运来的珍珠、宝石、金银器、帽饰及织物面料等商品。《马可波罗游行记》载：“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此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3]。可见，元大都虽属内陆城市，远离东南沿海海外贸易基地，但由于它是元朝政治中心，拥有大批舶货消费者，这为圆盔帽结构的传入提供了较大可能。《析津志》记载了元朝大都城内的商业区分布有缎子（丝绸）市、皮帽市、帽子市、沙刺（珠宝）市、珠子市……驴骡市等。[4]商业区及市集的商人、商品多从国外涌入，包括纺织面料、金银器、服饰及帽饰等，这些商贸产品不仅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更为中西文化、观念和商贸的汇聚与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整体性搭建跨地区商贸领域的各项制度机制，有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复兴与延续。“元代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版图，之前由不同国家和民族政权控制而被分割的丝绸之路得以贯通，使得欧亚大陆经济体系重新被整合，进一步构建促进贸易发展的制度和保障机制，从而加快了中西方贸易的发展”[5]。在政治需求和制度机制的多重作用下，以漠北线为代表的草原丝绸之路使蒙古地区成为中西文明的交汇点，商贸或为沿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西亚乃至亚欧文明的传入便对元朝的经济、文化、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元代丝路商贸的繁荣，圆盔帽得以作为诸多贸易商品中的一种物品传入中国，并受到元代帝王、贵族等的喜爱，满足了统治阶层对服饰功能与服饰视觉形象的向往，也为元代服饰文化增添了一抹新鲜靓丽的色彩。此外，元廷对色目人的倚重，大量中亚、西亚及欧洲的居民随中西商贸范围与额度的扩大，以将领、工匠、商人、教士、官吏的身份进入上都，使得外来制作技术随之进入中国。其中圆盔帽的结构与技术交流，同样离不开工匠的迁入。
（二）圆盔帽技术入华
元代东西方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徙主要源于蒙古西征。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深知手工业对大元王朝的重要性，工匠能够制作优质军器和各种消费品，包括服饰、帽饰等纺织用品，因此，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保护工匠和搜罗工匠。另一方面，统治者将俘获的大批西域能工巧匠、军士送入元廷进行官营手工业从事生产，使元代手工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马建春在《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一文提到：“大量的中亚居民或作为蒙古军队中的将领、士兵，或是蒙古人刀下余生的工匠和驱口（奴隶），或以官吏、教士、商人等身份进入中国境内，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民族和地域来源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6]。也有大批的波斯人及西域人，因为向往中土，携家人前来，后留居东方。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说道：“许多真主的信徒已朝那边迈步，抵达极遥远的东方国家，定居下来，在那里成家，以致多不胜数。”[7]
蒙古人之所以在西征时保留这些西域工匠的性命，是出于其初兴之时手工业发展所需。徐霆在为《黑鞑事略》作疏证时亦提及：“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8]。蒙古人掳掠优秀工匠令他们从事各种工作的情况屡见不鲜。1218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征伐花刺子模，将内堡和城池夷为平川后离开，那些劫后余生的庶民和工匠被蒙古人掳掠而去，或在军中服役，或从事自己的手艺。不久，“蒙古大军拿下城池把为数超过十万的工匠艺人跟其余的人分开来，……再把居民中的工匠瓜分，送往东方诸国”[9]。这些西域工匠后来很多流散到中原内地，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工匠主要从事回回炮、纳石失、撒答刺欺等纺织品织造，阿刺吉酒以及皮革加工、金银玉器加工、建筑等各种生产活动。据统计，用纳石矢制作的衣帽有好几种，而这种纳石矢制成的质孙服所搭配的帽饰，正是元代皇室常服所戴圆顶钹笠帽。元廷将东迁的织金工匠分别安置于别失八里、弘州和荨麻林等地，并使其专门织造纳石失以供元皇室之用。《元史》云，哈散纳领“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10]；镇海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11]。这些被俘者中就有掌握帽饰制作技术的工匠、手艺人。史载世祖中统二年（1261），（朝廷）“徒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玛瑙诸工三千余户于大都……掌造玉册、玺章、御用金玉、珠宝、衣冠及后宫首饰”[12]。可见圆盔帽传入中国，与元代统治者对工匠、手艺人的需求和重视有密切联系。这些工匠、手艺人未曾留下姓名，却主动或被动地将制作技艺带到中国，为服饰的生产制作默默劳作、贡献智慧，也为明清的圆盔帽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在服装、发式、帽饰等方面呈现出与中国历代都不相同的着装风貌，且在材质、结构、装饰及技术方面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展现出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和中亚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特质。圆盔帽结构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随元代东西方丝路商贸往来传入中国，而人口迁徙带来了大量的西域工匠，圆盔帽技术才开始落地中国。这种广泛吸纳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对圆盔帽的接纳与改造。
二、圆盔帽结构演变
圆盔帽作为元代丝绸之路从物质交流到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之一，不仅受到元代帝王、贵族的喜爱与接纳，且满足了统治阶层对服饰功能与服饰视觉形象的向往，呈现出从“外传到内化”的演化轨迹。而圆盔帽也因良好的功用效果，延续至明清官服系统，不同时期帽盔的形制与结构虽大同小异，但使用场合、人群不一，明代用于便服，清代用于整个暖帽系统、宫廷便服和民间。因此对不同时期圆盔帽的结构进行系统梳理。
（一）元代圆盔钹笠帽
元代天子所戴冠帽，分冬夏两季，即冬暖帽和夏钹笠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元代帝王御容像，即有多位帝王头戴窄檐笠帽的形象，如元成宗帝，其身着棕色交领袍，蓄须，颈戴璎珞，耳垂珍珠耳坠，头戴钹笠帽，帽型外观呈半球状，由六块瓦瓣拼合而成，前加窄檐，后覆帔幅，帽顶缀宝石。另一位皇帝元文宗，同着交领袍，头戴钹笠帽。值得注意的是，画像中文宗帝头戴的笠帽外部造型依然呈半球状，且前加窄檐，后覆帔幅，帽顶缀珠石顶饰、帽缨，但帽式的结构是由四块瓦瓣拼合而成的。元代御容像显示的信息是，不同数量的瓦瓣拼缝工艺呈现的钹笠帽形制一致，结构有六瓣瓦和四瓣瓦二式，其所呈现的形制与叶子奇在《草木子》记载的：“元代官民皆戴帽子，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13]形制一致。
这种前有窄檐、后覆肩帔、以瓦瓣拼缝而成的钹笠帽式，在传世画像和出土文物中也能得到佐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世祖出猎图》，其右下角一名旌旗打围的随从，头上戴的即为此帽，该帽结构从背面显示由四块瓦瓣拼合而成是清晰可见的。汪世显家族墓13号出土的实物棕帽一顶[14]，该帽结构与画像中描绘的结构基本一致：呈半球状，由四瓣瓦合缝而成，前面加檐后加后帔。除此之外，1998年蒙古国南戈壁省诺颜苏木察干哈纳也出土了元代钹笠帽实物，该帽用丝绸、皮革和金线制成，帽顶缀皮革、红缨，其外形同呈半球状，以六块瓦制成。关于元代钹笠帽的技术文献，靳学颜在其著作中讲道：“元人帽制必圆而六瓣”[15]，指钹笠帽盔。清人黄一所编《事物绀珠》里清代瓜皮帽的制作，即：“小帽六瓣金缝，上圆平下缀檐，国朝仿元制”[16]。可见，外形呈圆球状，以瓦瓣结构拼合，是元代帽式的主要特征。Secret History Mongol CostumesⅡ说，帽子的球形冠部分有线条，说明这部分是由4或6个元素缝制而成，使帽子呈球状[17]。因此，从文献、图像与实物多重考据，均指向元代的钹笠帽外形呈半球状，以四块、六块瓦瓣结构制成，且这两种帽式结构在元代处于并行状态。
（二）明代圆盔折檐帽
明代服制在冕服上虽力求“诏复衣冠如唐制”，但实际从皇帝、内侍等人日常所穿的常服均存有胡服风气。特别是元代圆盔帽并没有随统治的结束而消失，而被明代便服系统所承袭，为“折檐帽”。李治安指出“明政府虽多次重申胡服禁令，但蒙元服饰的影响在整个明代一直存在，并且于北方地区显得更加强烈”[18]。《明武宗外纪》载正德十三年正月，明武宗车驾还京，令官员穿朝服、胡帽接驾，“传旨曳撒、大帽、鸾带，且赐群文物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19]。实录中所述的大帽、曳撒搭配和为元服“暖帽、钹笠”与贵族“质孙服”的搭配基本一致。
明代宫廷画家绘制的宣德《明宣宗宫中行乐图》《朱瞻基斗鹌鹑图》《明宣宗骑马图》和成化《明宪宗调禽图》《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画中皇帝着装基本一致，头戴圆盔折檐帽，其形制由帽盔、帽檐、顶饰构成。通过画像显示宣宗帝、宪宗帝，折檐帽帽盔外观也呈球状尖顶，结构为六块瓦拼合，帽顶有金钑花嵌宝石，帽檐上翻，两侧镶珍珠，配服为典型的便服曳撒。关于皇帝戴折檐帽的装束文献，明官员尹直在《謇斋琐缀录》记载：“昔叨侍宪宗皇帝，观解于后苑，伏睹所御青花纻丝窄檐大帽、大红织金龙纱曳撒”[20]。大红织金龙纱曳撒前身为元代“质孙服”，即元代贵族所着“一色衣”。明代在其同色意义的基础上称为“一撒”又叫“曳撒”。至于青花纻丝窄檐大帽指折檐帽，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将此类帽称为“宝石顶大檐笠子帽”[21]。但明朝皇家御画中宣宗和宪宗着曳撒和折檐帽的着装承载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曳撒是从蒙元质孙礼服系统继承下来，基于“恢复汉统”需要降为便服；二是宣宗和宪宗的圆盔折檐帽与曳撒组合成便服的标配被官方确立下来。
晚明时期，这种带有瓦瓣结构的帽形在内蒙古美岱召壁画也有出现。内蒙古美岱召大雄宝殿内西壁下部的壁画中出现的供养人头戴冠帽，其帽子种类繁多。有研究者统计，其帽式类型有7、8种。[22]左部三娘子，手持念珠，外罩毛皮披风，头戴圆盔折檐帽，帽顶嵌顶石，后垂双飘带并引导至左右胸对称，形制为上窄下宽的剑型。这种帽型虽然看不清帽盔的缝合结构，但从外形与清中后期定型的满族妇女坤秋帽对比，这几乎是坤秋帽的明朝版。中部三娘子的丈夫扯力克，蓄黑色浓密长须，身着浅蓝色皮领长袍，手持佛珠和珠宝，侧身坐于卡垫，头戴圆盔折檐帽，帽顶嵌顶石，缀红缨，红缨纬线清晰。画像中扯力克及其下方四位男子所戴的翻檐帽，从帽型、色彩及材质上看，这种帽式与清代的暖帽（吉服冠）形制基本一致。此外，西壁腰线以下南侧供养人、举法号火焰宝的妇女、红衣喇嘛及下方人物和红衣妇女，她们头戴不同帽型，有荷叶形帽、风帽、折檐红帽、荷叶边笠帽、红缨彩色笠帽。这些笠帽的帽顶都有镶嵌顶石，且图像中显示的笠帽结构多以圆盔六瓣瓦合成。可见，这种从俗到制的结果被满蒙不分家的清朝继承下来，并成为区分官员品级的标志之一，但这种帽盔结构的技术信息在明代并没有过多文献记载。但通过上述图像与实物考证，这种瓦瓣结构多承元制。
（三）清代圆盔暖帽
清代，统治者虽然对汉人实行“剃发易服”的服饰制度，但实际上“1636年以后，皇太极制定了服饰律，把辽、金和元朝的衰落与他们采用汉人的服装、语言和定居的生活方式直接联系了起来”[23]，特别是暖帽体系，呈现出清一代多民族物质文化交融的痕迹。清代暖帽有冬朝冠、冬吉服冠、冬行服冠和冬常服冠四类，依性别不同又分男女二式，形制均由帽盔、帽檐、绊带、顶戴和红缨等部件组成。帽盔作为承接冠顶和冠饰的重要支撑体，有圆盔和平盔二种。圆盔外观呈半球状，与元代圆盔钹笠帽结构一致，由多片瓦瓣拼缝合成，平盔由圆顶演变而成，外观呈圆台形，需在顶部打褶，形态类似于现代服装结构中钉字省的聚合。通过观察，清代的暖帽帽盔均由主料和里料两个部分，但本料与里料结构无论形态还是组合都有较大差异，呈现出表里不一的结构谱系，整体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主料和里料均为四个瓦瓣拼成；第二种主料为四个瓣瓦形，里料有三种样式，两个拼合的瓣瓦形、两个瓦瓣和一个拼合的瓦瓣形和两个梯形，梯形顶部为八角折叠样式；第三种主料和里料均为梯形。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六瓣结构（瓜皮帽）在宫廷便服和民间帽饰中广为应用，并成为男性首服的符号标志。然而无论哪种结构，其服务的对象都是头部，可以肯定的是平顶帽盔诞生的时间要比圆顶帽盔晚，大致在雍正、乾隆时期。而平顶暖帽的上折工艺在清中后期才定型并发扬光大，成为清代官服制度中的典型标志。因此，清代圆盔暖帽从瓦瓣结构到梯形结构的演变，一方面是突破、变革满族旧制，另一方面是融合前朝蒙汉服饰中的章法纹饰等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衣冠形制。所谓礼不忘其本，可谓满蒙汉融合之本。
通过对史料文献、图像资料和出土实物等多重资料的爬梳，梳理出圆盔帽的发展轨迹。圆盔帽始于元、发展于明，制度化于清，虽不同时期对其称谓不一，但盔的形制与结构大同小异。元代以四瓣和六瓣结构并行互存，用于男性贵族和侍者；明代以六瓣结构更为常见，用于便服；清代，由于满蒙同属北方民族，在满蒙不分家的文化和统治政策因素影响下，这种结构、技术自然被承袭了下来，并用于整个暖帽体系和便帽系统，其中四瓣结构赋予礼制含义多用于朝堂之上，六瓣用于宫廷便服和民间（即瓜皮帽）。清代圆盔暖帽结构，作为中国古代多民族服饰文化交融的集大成者，其形制继承“冬帽夏笠”的北族故俗，其次，又“义本礼经、效法明制”[24]，将祖俗冠服典制遵循此理，成为清代官服制度的标志性符号。
三、圆盔帽的文化认同
圆盔帽的形制与结构，始于元代，发展于明，制度化于清。盔的形制与技术虽大同小异，但帽的整体建构如钹笠帽、折檐帽、暖帽、瓜皮帽等却发生较大改变，并用于不同的礼仪场合。因此这种帽型与结构的流入，不仅是单纯的文化传播或物质传递，而是体现出具有衍生性、落地可持续性，从物质到精神交融的适应过程与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就是族际间的个人与族群或者族群与族群在文化意义模式和象征体系上的对接与互通[25]。圆盔帽结构的传播与演变过程，多族群文化相互借取的多重互动过程，正是古代丝路沿线多民族生成文化认同的具体例证。
《蒙古秘史》第103、104、145、244、245节中，“马中铪来”转音maqalai即蒙古语“帽”之意[26]。蒙古族自古对冠帽十分重视，蒙古谚语说：“二人行，长者为上，一人行，帽子为上”[27]。一方面，在人们的意识中，头颅既是生理结构的主要部位，也是思想的来源和尊严的象征，冠帽置于头顶之上，自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蒙古族先民长期尊奉萨满教，萨满教信仰“长生天”，认为“苍天”是永恒且最高的神，人与万物都由天地生养，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由天神“长生天”授予，天神在上，头顶又是人体离天神最接近的地方，冠帽置于头顶之上，具有通天作用和神圣性，不可随意触摸。因此，在元代不论男女，均有佩戴冠帽的习俗。元代蒙古族的冠帽从中亚、西亚传入，以四瓣瓦或六瓣瓦拼缝合成，外观呈半球状，其制作的理念，既保留蒙古族先民的生活习俗和崇尚的信仰，也吸收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造物思想，其圆融的形态，使有形的物体与无形的意念相互融合，这种圆顶的传统造物艺术形式很有可能寓于古人所奉行的世界观当中，“体现出人与天地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和中华儿女“法天象地”的襟怀与魄力”[28]。元代的钹笠帽以四片、六片并行共存，而明清时期，延续中国传统的章法制度，瓦瓣的使用数量也便有了尊卑之分，“四为尊，六为卑”，四片瓦瓣多用于官服，六片用于便服。徐珂在《清稗类钞·服饰篇》载：“四块瓦，即便帽中之拉虎也，以其上分四块，如瓦形，故以为名，下垂短带。普通多用熏貂，佳者值三千余金”[29]。陆深《俨山外集》卷19《豫章漫抄》载：“今人所戴小帽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桶”[30]。其所言“小帽”即指“便帽”。
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制衣有严谨的规制，如深衣在裁制规格上，就有规定上衣用 4 幅布，对应一年四个季节；下裳用 12 幅布，对应一年有 12 个月份。深衣的袖口非常宽大，呈圆筒状（“袂圜以应规”），象征天圆；领口则采用方形（“曲袷如矩以应方”），象征地方，“袖应规”呼应“领如矩”，以此来取意“天圆地方”“圆融方正”。一件深衣，处处与天地、岁时相对应，真正做到了“天人合一”。此外，中国古代历法中也有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以及与自然相处的智慧，人们顺应这些时令秩序，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如“四时、八位、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通过帽盔瓦瓣的制作，发现其数量也与方位息息相关，且以四片、六片瓦瓣较为常见，四片即为“四方”，六片则指“六合”。《文子·自然》道：“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庄子·则阳篇》载：“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即把“上下四方”称为“六合”。这种“四方上下谓之宇”“六合”等方位观念，当是后世天下观形成的基础。明朝文化中的天、地、东、南、西、北，寓意皇帝一统天下，故此，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推广六片瓦瓣帽饰，成为新兴封建王朝取吉兆的载体。可见，圆盔暖帽的瓦瓣结构，始于元代西域后传入中原，并延续至明清，历经数百年，其发展与演变不仅是对防寒、保暖功能性及装饰性的延续，更是古人思想文化精髓的薪火相传。
结语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31]。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时期，承继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华文化大一统传统，进一步激发并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心理。圆盔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成为元代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圆盔帽始于元、发展于明，制度化于清，虽不同时期对其称谓不一，但形制与结构大同小异。元代以四瓣和六瓣结构并行互存，用于男性贵族和侍者；明代以六瓣结构更为常见，用于便服；清代用于整个“暖帽体系”，四瓣被赋予了礼制用于朝堂之上，六瓣宫廷便帽或民间。但圆盔帽在明清官服沿用的核心要素是古代中西方不同造物思想的交融，圆盔的外形与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造物观正好相符，瓦瓣的制作数量也与中国古代的历法和方位观念息息相关。因此，圆盔帽结构演变不仅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中东西方文化整合再造的结果，更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有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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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2024年的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