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庐山中人看庐山

英国泰恩—威尔档案馆馆藏的清北洋海军致远舰照片。（新华社资料照片）

近代文史掌故大家徐一士论及段祺瑞之诗文时说：「文学非所长，然颇留心翰墨，所作亦有别饶意致者。」段氏文字虽无多少文学魅力，但最弥足珍贵的乃是其论及重大历史事件时鲜活的「现场感」，段氏一生与北洋相始终，再没有比他更权威的历史见证人了。

段氏希望此书一出，「庶几圣经贤传，精意焕发，奠安海内，极于四远，冶世界于一𬬻，咸沐大同之化云尔。」无独有偶，段祺瑞的政敌黎元洪在价值观上与之出奇地一致：一九二二年，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说，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乃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

倡导回归传统道德

整体而言，段氏思想不出「儒释兼融之道」，即信奉「以儒治人，以佛治心」。五四以来，传统遭到破坏，新秩序却未能建立。段氏竭力倡导回归传统道德，未尝不标志着中国社会对于当时现状的一种反应。儒释合一构成了《正道居集》中民生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例如在〈儒释异同论〉一文中，段氏指出：「『两教』异途同归，无非为斯世斯民也。盖孔子以道德仁义礼为准绳，隐居求志、行义达道、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依归，天覆地载，一视同仁，泯其畛域，包罗万类。世尊以生老病死苦启悲悯，普渡众生，佛之宏愿，茹苦自修，现身说法。以不种因为真谛，无人无我，免启纷争，应观法界性，勿令心妄造。甘居清寂，涵育大千，名曰出世，无时不心乎世闲也。」段氏以为，儒家只注重现世，而佛教则「大慈大悲，无量无边，不止娑婆世界已焉」。因此他总结道：「以进为进者，儒学也，立身之具，美善兼备；以退为进者，释教也，能世人之难能，潜移默化，此儒释所以异同也。」

然而，儒释思想不足以应对二十世纪日新月异的新思想的冲击，也无法吸引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北伐之后，在国共两党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段祺瑞及信奉儒释思想的北洋同仁，早已被目为泥古不化的「活化石」。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有时候或许身在庐山中人，更知道历史之内幕、隐情与真相。段祺瑞熟谙古史，每有评骘；对于晚清民初史则更因亲身经历而多所议论、兴慨。抑有进者，民初以来忧患相寻，故正道居诗文对于时局的忧感，又往往可回溯到民初史事，正如陈寅恪所说「读史方知今日事」。

读史方知今日事

段祺瑞在清末出仕，笔下不时会回顾该段历史。如〈先贤咏〉即以长篇五古的体式评述晚清重臣、合肥先贤李鸿章的一生事业，其〈往事吟〉亦云：「文学诸大老，唱和韵矜奇。自命为清流，浊者究是谁？……殊知徒专横，内外相乖离。购舰三千万，林园供虚糜。……北洋敌日本，合肥一肩仔。其他廿二省，何尝有所资？」他对独自率淮军及北洋海军与日本作战的李鸿章寄予无限同情，对以清流自居的翁同龢等阁臣、挪用北洋军费建造颐和园的西太后以及其他作壁上观的封疆大吏皆有批评。后文又论及庚子之乱：「庚子复仇教，八国决雄雌。亲贵嘉其义，强悍猛熊罴。三数贤辅佐，致身肝胆披。夸大仅一触，随即撤殿帷。责难严且厉，国几不堪支。旧都还须臾，气概复𫍙𫍙。」在段氏看来，义和团盲目仇视洋教，已然愚不可及；端王载漪乃至西太后等竟惑于团民神功之说，更是不可思议。清廷重回北京之后，居然又恢复文嬉武戏的状态，焉能不亡！

近代文史掌故大家徐一士论及段祺瑞之诗文时说：「文学非所长，然颇留心翰墨，所作亦有别饶意致者。」段氏文字虽无多少文学魅力，但最弥足珍贵的乃是其论及重大历史事件时鲜活的「现场感」，段氏一生与北洋相始终，再没有比他更权威的历史见证人了。

比如，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清军决定在旅顺口修筑海岸砲台十二座、陆地砲台九座，安装大砲八十尊。年仅二十三岁、以「最优等」成绩从北洋武备学堂砲工科毕业的段祺瑞，奉派到旅顺监修砲台。 四十四年后的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九月间，下野的段祺瑞应原山东督军田中玉之邀请，带张夫人、二姨太边氏等，乘日本轮船「长平丸」号从天津赴大连疗养。故地重游，段氏写下〈旅大游〉与〈怀旧〉两篇诗作。

〈旅大游〉云：「重来四十年，不禁悲与伤。……当时豪杰士，已尽还北邙。荣华浮云去，大梦若黄粱。」〈怀旧〉一篇，则进一步描述日治之下旅大的面貌：「大连设国防，柳树屯居中。不才曾承乏，要塞分西东。回首四十年，光景大不同。俄强租旅大，日胜执为功。海坝仍俄旧，大兴土木工。商业萃西岸，万国梯航通。向罕人迹到，今多百家丛。君子求诸己，自问须返躬。旅顺储军备，纠纠气尚充。惜哉人我见，幻化岂云终。」他发现，日本自沙俄手中接管旅大后，参照俄国原来的规划图进一步建设，不仅人口稠密、商业繁荣，军备也充实。以日人管制的旅大与中国自己统治的区域相比，经济、政治、军事及文明之差距甚大。段氏「君子求诸己，自问须返躬」两句，意谓国人虽然痛恨日本，却不能不扪心自问，有没有如日人般的治理能力及发愤图强之精神？篇末「惜哉人我见，幻化岂云终」两句，感慨良深──国人盲目反日排外的成见已深，要以敌为师，谈何容易！

段祺瑞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负面影响有深刻反思。在其赠给曹汝霖的〈持正义〉一诗中，着力为西原借款辩解道：「卖国曹陆章，何尝究所以？章我素远隔，何故谤未弭。三君曾同学，宫商联角徵。休怪殃池鱼，只因城门毁。欧战我积弱，比邻恰染指。强哉陆不挠，樽俎费唇齿。撤回第五件，智力已足使。曹迭掌度支，谰言腾薏苡。贷债乃通例，胡不谅人只？款皆十足交，丝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诬蔑仍复尔。忠恕固难喻，甘以非为是。数虽百兆零，案可考终始。参战所收回，奚啻十倍蓰。」据顾维钧回忆，当年发行外债，中国政府实收均不到九成，至少有一成被双方中间经手人贪污，且贪污已成常态。但参与西原借款的曹、陆、章没有如从前经手借款的梁士诒、盛宣怀般拿回扣，大体上是干净的，个人品行也的确要好些，此亦段氏所谓「丝毫未肥己」。而且，当时段祺瑞面临政府财政危机，对日本借款欣然接受，甚至一开始就不打算归还，这笔款项终于成为日本政府的坏账。段氏晚年作此诗时，认为中国占了大便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