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裙與搖擺城市：日不落倫敦的叛逆時尚史

左为60年代伦敦时尚宠儿崔姬在Vogue的照片、中间为1966年4月15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主题是「伦敦：摇摆的城市」、以及在伦敦街头身穿迷你裙的女性。 图／Vogue、时代杂志、美联社

▌本文为《日不落‧伦敦：创建、破坏与改革，泰晤士河畔的边境小镇如何登上世界舞台》（台湾商务，2021）书摘

1960年代构成了伦敦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黄金时代，据说，大都会在这十年间摆脱了战后的拘束时代，进入了「摇摆的」现代性。1960年，在一桩受到大幅报导的诉讼案中，伦敦一处法院拒绝了政府以猥亵为由，查禁D．H．劳伦斯（D. H. Lawrence）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尽管该书长久以来始终在「暗中流通」。事件本身无足轻重，但它释放出一波涵盖了社会与文化行为的自由化，开启了支持者与反对者一致称呼的「宽容社会」（permissive society）。伦敦的全球形象转变了。

一年后，避孕药引进，一开始「仅供妻子们在处方下服用」。1964年，经过13年保守党统治之后，工党政府再次当选，战后年代最激进的一位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上任。不到一年，死刑执行和「笞刑」体罚就终止了。1967年，大不列颠加入了多数为北欧国家的一小群国家行列，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妊娠28周之内的堕胎也获得准许。1969年，分居两年后离婚也得到允许。由宫务大臣实施的戏剧审查也宣告废止。

尽管改革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整，它却对一座首都城市开放且流动的社会产生了立即影响。同志酒吧和艺穗剧场（fringe theatre）蓬勃发展。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某种示威或游行。音乐剧《毛发》（Hair）的裸露场面，在1967年引发了轩然大波。

披头四（Beatles）从利物浦来到伦敦，他们的第一首畅销单曲〈爱我吧〉（Love Me Do）在1962年发行，披头四狂热传遍全球。身穿羊绒的「摩斯族」（Mods）与身穿皮衣的「摇滚客」展开了造型战争，有时演变成街头实战。当时由我接待着参观伦敦的美国人，对女孩裙子之短、以及同性伴侣在街头牵手的景象都大感惊奇。

1966年，法兰克．克里克洛（Frank Crichlow）开在波多贝罗路（Portobello Road）旁的红树林（Mangrove）餐厅，组织了第一次诺丁丘嘉年华，热闹地召唤了伦敦的西印度文化，从此成为年度盛事。伦敦的人口开始变动，城市既有的群落也跟着改变。

崛起于英国的摩斯族（Mods），青少年们身穿羊绒外套，骑着伟士牌，以叛逆形象刻意嘲讽旧式的英伦传统。 图／Museum of Youth Culture

图／《The Beatles：Get Back》纪录片

1965年1月26日，披头四在白金汉宫获颁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国勋章，当日大量歌迷冲撞封锁线。 图／法新社

服装业避开了庞德街和摄政街，移殖于玛丽．官（Mary Quant）的国王路和约翰．史蒂芬（John Stephen）的卡纳比街（Carnaby Street）。剧场跨出了西区，来到伊斯林顿的国王头（King’s Head）等酒吧。多半局限于传统爵士乐的夜总会场景，迸发成迪斯可舞厅，从公园巷的马鞍房（Saddle Room），到两千名「扭扭舞者」夜夜挤满汉默史密斯宫（Hammersmith Palais）。西伦敦人在红砖巷（Brick Lane）发现孟加拉咖啡馆，在莱姆豪斯发现中国餐厅。餐酒馆和咖啡吧抢走了传统酒馆的生意，它们显然分成大众酒吧、沙龙和私人酒吧三种。

詹金斯改革构成了战后国家与新世代伦敦人之间的某种协定。自二战以来似乎在文化上落得敬畏纽约和巴黎的这座城市，如今活过来了。市场对于消除文化与社会障碍、以及创意能量释放做出了回应。时尚杂志和彩页副刊大行其道。

伦敦这时受到《春光乍现》（Blow Up）、《风流奇男子》（Alfie）、《亲爱的》（Darling）等邪典电影颂扬，它们指涉性、阶级或战争，再也不像伊林喜剧片那样假正经。一群咄咄逼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兴起，称为「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成员包括阿诺．韦斯克（Arnold Wesk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大卫．斯多瑞（David Storey）、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和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等人。

女性则以谢拉芙．德兰妮（Shelagh Delaney）和导演琼．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为代表。观看利特伍德在斯特拉福东剧院（Stratford East theatre）执导的演出，是令人兴奋的异国之旅，特别是在1970年观看《投影仪》（The Projector），该剧重演了18世纪针对伦敦房地产发展的抨击。伦敦社交季的概念则呈现出新的特质，自1959年起，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每年都举办游行，从奥尔德玛斯顿（Aldermaston）走到特拉法加广场。

图左为1966年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春光乍泄》，讲述一名生性风流的时尚摄影师无意间拍到一名贵妇与情人偷情的照片，中间是年轻时米高肯恩饰演的《风流奇男子》，后也被多次翻拍，由裘德洛等人饰演主角，右为《亲爱的》剧照。 图／电影海报

迷你裙教母、时尚设计师玛莉官。一般认为她是最早开始将超短裙带入时尚产业的重要设计师之一。之所以被称为「迷你裙」，也是因为当时玛莉官喜欢英国的Mini Cooper系列汽车而得此名。少女服饰、流行音乐，也都成为60年代英国最著名输出文化产品之一。 图／美联社

当年这些穿着迷你裙的时髦女性被称为「Ya Ya女孩」（Ya-Ya girls），名称源于当时街头男子搭讪年轻女性的口头禅「yeah, yeah」。不过尽管迷你裙蔚为风潮、并成为女性衣着解放的重要符号，但仍有段时间仍未被主流时尚圈接纳。1966年，在知名时尚品牌Dior时装秀表演后，数位女性在英国迪奥外进行抗议，高举「永远的迷你裙」标语，以反对其对迷你裙的「不公平」评价。 图／美联社、flickr

1966年，美国《时代》杂志来到伦敦，自命不凡地宣告伦敦是个「摇摆的城市」。该市青年如今自成一个「阶级」，正在摆脱这座首都的「自鸣得意，以及往往随着特权标签而去的大部分趾高气昂」。它反倒正在呈现一种「完全不见于纽约的惬意和社会阶层混合」。这样的赞赏令伦敦兴高采烈，仿佛它赢得了城市竞赛的奥斯卡奖。

伦敦的地主们展开了一项当时看来极为艰巨的行动。他们遵守1950年代的清净空气法令，开始清洗这时仍然铺天盖地的黑色建筑，恢复它们的色彩。一整个全新的城市以暗红色、粉杏色、灰色、奶油色和白色等色调现身。这导致了对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建筑品质与细节的新意识，它们长久以来都被看作是无可救药的幽暗。圣保罗教堂的柱廊从黑白相间，变成了1965年的纯白色，批评家伊恩．奈恩（Ian Nairn）则痛惜着「明暗变化的丧失」。

同时，战后房地产投机的迸发在1962年达到最高潮，在中伦敦添加了5,000万平方英呎的办公室，是大轰炸摧毁范围的五倍。这与政府和伦敦郡议会规划者的意图恰好相反，他们的本意是要把办公室从首都分散出去。1964年保守党败选，这种更新的多半混乱和丑恶引发大众反感，起了一部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上台的工党政府立刻对首都的私人办公室建筑实施全面禁制，并励行办公室分散政策。

也就在同一时间，新政府犯下了一个众人公认的重大错误。经济事务大臣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决定伦敦需要更多旅馆床位，于是每个房间新增一张床都由国库补助一千镑。结果是一团混乱，因为受到衰退期侵袭的办公室开发商争相抢食，由他们喜爱的建筑师塞弗特带头，唯恐这波好运画上句点。

由于补助是按照每间房计算而不管大小，十来间所谓「兔子笼」（rabbit-hutch）旅馆突然在骑士桥、兰开斯特门、克伦威尔路、埃奇威尔路迸出，多半出自塞弗特之手，甚至有一栋俯视着肯辛顿宫。政府最后一次以这种规模直接资助公共建筑，是为了安妮女王教堂和滑铁卢教堂，而它们是由当时的著名建筑师设计。「塞弗特旅馆」则从那时到现在都是糟糕透顶的结构体。它们座落在公园或乔治时代广场附近，不免为日后的侵扰开了先例。

1966年的伦敦卡纳比街街景，当时此地的街头衣着小店、流行风格渐渐取代了过去高级的英伦传统时尚，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文化地点。 图／维基共享

1964年的皮卡迪利圆环，也是同年发行的披头四电影《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的取景地。 图／Flickr

崔姬（twiggy）也是60年代最知名的英国模特儿。细瘦的身材，金色短发，夸张的下睫毛与大眼，身穿迷你裙纯真中带有邪气的少女形象，成为摇摆伦敦时期最重要的时尚符号。 图／多家杂志封面

图／Flickr：1964年的皮卡迪利圆环，也是同年发行的披头四电影《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的取景地。

城市邻里街坊的概念，当时由美国社会学家珍．雅各（Jane Jacobs）在《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年）一书中分析。雅各对于人们何以喜爱街道的记述，深植于她对街道社会地理学的理解之中。那正是前门、台阶、从楼上窗户往下看见道路的视野，以及租户的性质与延续性、家庭结构和就业等等相对无形的因素所构成的社会地理学。雅各认为街道既社区化又「自律」，实际上是一个微型政体。她将最宽泛定义下的都市保存抽离怀旧领域，放进了实用社会学。

这本书受到建筑师和规划者阅读与赞赏，但它传达的讯息却被忽视了。即使高楼没落了，伦敦建筑师也不再兴建传统街道。仿佛他们都丧失了这门手艺。

应当用什么取代高楼是另一个问题。某些自治市镇试图重建伦敦连栋房屋，但外貌标新立异。西敏在皮姆利科的沃克斯豪尔桥路创造了利林顿花园（Lillington Gardens，1961年）。红砖而贴近地面的它覆盖着绿色植物，每一间公寓都拚命追求个性。高架街道或甲板上的「看台」（grandstand）街道曾短暂流行，例如布鲁姆斯伯里的布伦瑞克中心（Brunswick Centre）号称「城市中心地位的意符」。

其他则兴建于富勒姆的里波顿路（Reporton Road），以及康登圣约翰森林亚历山大路520间公寓房的「塔庙」（ziggurat）。每完成一间公寓房就花掉纳税人10万镑，这个金额当时被认为是胡乱铺张。

另一种不同形式的「地方创生」（place-making），则由新的克罗伊登自治市激发。1965年，克罗伊登市议会雄心勃勃的主席詹姆士．马歇尔（James Marshall）拟订计划，要创造他梦想中的「郊区迷你曼哈顿」，或至少是一个小型阿伯克隆比计划。他建造的办公室数量，在当时跟伯明罕一样多，双向分隔道路和地下道穿过他的新市镇中心。即使有这份决心，建造出来的楼房却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成果也无法持久。克罗伊登不同于伊林、里奇蒙等郊区，没有一处获得保存的历史核心能够吸引人潮。但至少，伦敦有一个角落曾经尝试实现规划者的愿景。

《日不落‧伦敦：创建、破坏与改革，泰晤士河畔的边境小镇如何登上世界舞台》

作者： 西蒙‧詹金斯

出版社：台湾商务

出版日期：2021/12/01

内容简介：伦敦，一部不列颠群岛历史的缩影，从罗马行省到大英帝国，从维京海盗到公投脱欧，伦敦承载这块土地的岁月，岁月成就这座城市的不凡，一同探访千年古都背后，屹立不摇的生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