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急转直下 终至不可收拾──戎马一生李宗仁（十七）
1948年4月，南京，第一届国民大会─蒋中正主席以2430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本报系资料照片）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五月二十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穿军常服就任副总统
五月二十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我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先生签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而设的，我既职辞，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子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子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
政府在行宪以后，中枢人事并无多大变动。孙科与陈立夫于五月中旬分别当选为正、副立法院院长；六月初于右任、刘哲分别当选正、副监察院院长；王宠惠、石志泉分长司法院；张伯苓、贾景德分长考试院。前行政院院长张群辞职，蒋先生改提翁文灏、顾孟余（后改张厉生）分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也于五月二十四日经立法院同意就职。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酢，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在京闲住日长无事，就在京、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农历中秋曾赴海宁观潮，备受蒋先生故乡各界的盛大欢迎。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我也曾飞平小住。此时华北军政大事已由傅作义全权筹划。作义虽是不羁之才，可惜为时已晚，他和我一样，也只有坐困愁城，默待局势的恶化。傅君是个硬汉子，既不愿投降，又不愿逃亡，也不甘心自杀。处此艰难环境，终日深思苦虑，忧心忡忡，无以自解。他的左右告诉我说，总司令常常彻夜不睡，在阶前廊下徘徊不定。他们知道傅君的个性，深怕他觉得事不可为而自杀，要我得机劝劝他。我得闲便向他提及此事。傅君和我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他此时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与我在北平时如出一辙！他屡屡问我：「到那时，怎么办？」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涿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涿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傅君连连问我在此情况下何以自处，希望能以我一言为依归。但是我自己此时幸能摆脱此恶劣环境，傅君不幸为我之继，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最后我只好说：「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久，我便乘机南旋，傅作义送我至机场，彼此执手踟蹰，欷歔而别。想不到几个月后北平被围，他为使故都精华免于炮火，便向共产党投降了。
我返京不久，长兄德明忽然在桂林病殁。大哥以半商半农为业，胼手胝足，一生劳苦。我历年驰骋国事，对他亦未有太大的帮忙。骤闻殂谢，忆念手足之情，颇思返桂林吊丧。因赴蒋总统官邸，拟当面向他请一两个星期假，俾便返里。谁知蒋先生多疑，他深恐我乘机与两广人士又有联络，对他不利，竟不准我请假。我一再坚持，他仍是不准。最后才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理好了。」我不得已，只好打消此念，而由内子飞返桂林吊丧。自思我身为副总统，在中国真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先兄去世，我连吊丧的自由都没有呀！
当我于副总统任内，在南京闲住期间，内战却急转直下，终于不可收拾。
内战逆转的开端，正如众所周知，始于东北。国军在东北的失策，前已约略说过。至于东北军事受挫经过的详情，将来史家自可秉其春秋之笔加以论述，我本人既未参预战略的筹划，更未尝作直接或间接的指挥，故仅能就我个人观察所得，对国军在东北战败的原委略事分析：
抗战胜利前夕，蒋先生曾命张群、吴鼎昌、陈立夫、熊式辉、沈鸿烈诸人成立一小组委员会，研究制订一战后接收东北的方案。闻陈立夫以五人小组中无一东北籍人士，而其余四人又全为政学系要角，认为必有阴谋，不愿参加。然此小组委员会卒拟订一草案，将东三省分为九省，旋交立法院通过，由行政院公布。这一措施表面上是以山川的形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理由，而其真正目的，乃在将此边陲富庶之区割裂，以便控制而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