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阿富汗背叛 苏联出兵干预

被遗忘的中亚：从帝国征服到当代，交织与分歧的中亚近代大历史。（时报出版）

苏联对于干预国外事务一直都相当谨慎。除了东欧，他们只有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协助友国或附庸国。起初，中央政治局对介入阿富汗不感兴趣。苏联并没有策画革命，但乐于拥有阿富汗的友好政权。至于双方的友好关系是否值得军事干预则是另一回事，毕竟军事干预必然会对与美国的关系火上加油，并破坏在两大超级强权间形成的低荡状态（detente）。然而，在一九七九年间，苏联的看法改变了。阿明的行为愈来愈难以捉摸，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物担心他的激进作风可能会危及阿富汗的社会主义，也害怕他会和美国达成协议、背叛苏联。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干预阿富汗的重大决定。两周后，苏联的特种部队突袭喀布尔的政府所在地。阿明在这场军事行动中被杀害，由旗帜派的成员取代，他们流亡归国并被扶植掌权。苏联为了较温和的社会主义派系介入，并希望其干预仅限于确保秩序，同时由阿富汗军队镇压叛乱和巩固权力。事情并没有照计划发展。反抗政府的叛乱太过扩散，而阿富汗军队分裂得太过严重，无法恢复秩序。苏联军队不久便发现自己开始和阿富汗军队并肩作战（甚至经常代替他们打仗）。他们将会待在阿富汗近十年之久。

苏联入侵导致大量平民外流至伊朗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难民营成为反苏阵地，美国、巴基斯坦和沙乌地阿拉伯提供的资源推波助澜。对美国来说，苏联入侵紧接着伊朗的革命发生，有可能会动摇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并破坏取用该区石油的管道。阿拉伯世界以沙乌地阿拉伯为首的保守君主政权，感受到伊朗革命和苏联进攻的直接威胁，巴基斯坦的军事政权亦然─尽管两国宗教信仰相同，但他们和阿富汗的关系长期不稳。这三方团结合作，一同支持阿富汗的反抗势力。他们将之定义为对抗苏联无神论者的圣战，并提供战士大量援助。这些人称圣战士的反抗战士在西方被誉为自由斗士。在一九八○年代的华府政府高层中，圣战一词带有完全正面的涵义。罗纳德．雷根（Ronald Reagan）曾邀请几位圣战士领袖来访白宫，将他们比拟为美国的建国之父。在整个冷战期间，西方的普遍观念都将伊斯兰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手段，因此是需要培养良好关系的战略资产。而今，在阿富汗的战场上，西方把伊斯兰阵营当作其代理人对抗苏联。还有人假设苏联的穆斯林代表第五纵队，是在苏联统治下受压迫的未同化人口。权威专家提到，可以期待伊斯兰对苏联造成威胁。不只专家这么想。中情局局长威廉．卡西（William Casey）认为，中亚穆斯林「可以对苏联造成许多伤害」。中情局将《古兰经》和其他强硬派伊斯兰主义作家的宗教短文翻译成乌兹别克文，并偷渡进苏联领土。他们设想，苏联穆斯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阅读《古兰经》，将会促使他们起义对抗苏联制度。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在中亚传播伊斯兰狂热，但确实创造出圣战主义（jihadism），其观念主要是透过军事手段的圣战可以解决穆斯林社会所有问题。圣战主义诞生于阿富汗，是冷战的产物。

对苏治中亚而言，这场战争并没有带来某些西方观察员所期望的结果。中亚部队以苏联公民的身分参战。没有人从他们的军队中变节或叛逃。（有些苏联陆军部队确实曾叛变，但其中许多士兵都是俄罗斯人，他们改信伊斯兰并开启崭新的人生。无论他们的故事多么有趣，其人数微乎其微。）苏联的民意并不支持这场战争，但中亚的反对声浪并没有超越国内的任何其他地区。多数青年都接受官方所提出的参战理据─这是为了协助友邦对抗反革命和外国干预而战。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一个世代，中亚的退役军人仍记得以苏联公民身分参与这场战争的经验。多数的中亚人都是以一般士兵、而非军官的身分参战，但有许多人担任阿富汗政府的通译或顾问─一九六○年代起，许多中亚人便已填补这些职缺。肯定有某些退役军人在归国时心怀疑虑，但他们的人数和其他苏联族裔的军人大同小异。令西方鹰派人士失望的是，伊斯兰并没有影响中亚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苏联领导阶层甚至大多都毫不担心战争对苏联穆斯林人口的任何潜在影响。众领导人的行动都是基于一项坚定的假设，亦即穆斯林是忠诚的苏联公民，并已透过在卫国战争中的牺牲展现他们的爱国情操。这个假设一直到苏联时代终结时才改变。一九八○年代，中亚人是完整的苏联公民，熟悉苏联的价值观和常规。从塔什干、阿拉木图或杜尚贝的观点来看，阿富汗（甚或新疆）似乎落后又未开化，需要良善苏联公民的国际援助。然而，其他与战争无关的变化正在发生，将会让这些必然的事物遭受质疑。布里兹涅夫时代来到尾声。苏联新世代的高层领袖将企图重建苏联制度，而这个企图将会瓦解让国家团结一致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