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临终前留下遗言：党内有特务，还在中央核心任职多年

1974年11月29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日子。这一天，伟大的彭德怀元帅在北京病逝，他的离世无疑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大损失。在临终之际，彭德怀留下了一番引人深思的遗言，他说：“党内出了特务，而且，这个人在中央任职多年了。”

彭德怀元帅病逝后，人们对于他这番遗言的解读一直没有停止。在场的许多人当时都不明白他所说的“特务”究竟是谁。然而，多年以后，随着历史的沉淀和真相的揭示，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那个被彭老总称为“特务”的人，原来名叫戚本禹。

戚本禹，生于1931年的上海，一个充满着烟火气息的年代。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然而，他的父亲却对教育有着极高的重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父亲深知没有文化知识的困境，他坚信在乱世之中，若没有文化的熏陶，未来的发展将无法崭露头角。尽管生活艰苦，但父亲始终坚持让孩子们接受教育，这无疑是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坚定投资。

戚本禹在父亲的期许下，展现出了他的聪明才智。16岁的他，已经踏入了南阳模范中学的大门，这是他迈向未来的第一步。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这种思想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不久后，他加入了学生组织，从此，他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走上了救国的道路。

新中国的成立，象征着新的开始和希望。在这个时期，戚本禹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业，他选择了前往北京劳动大学进修。进修结束后，他被安排在档案管理部门工作。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如果戚本禹按部就班的生活下去，那么他的人生不会也有什么波澜，但也可以衣食无忧。只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写的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档案部门的工作岗位上，戚本禹度过了他职业生涯的许多岁月。他的日常工作主要围绕着读报摘要、图书管理，以及回复来访的信件。正是这样的工作，使他得以洞察诸多名人的生活琐事，捕捉到时代变迁的微妙趋势。他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和深入剖析，使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出不平凡的才华。

1963年，他撰写的一篇关于李秀成的评述文章，更是在当时的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篇文章并未跟随众多前人的足迹，对李秀成的生平进行传统的赞美或批判。相反，戚本禹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李秀成形象中一些鲜为人知，却又值得深入探讨的方面。

这篇文章的发表，无疑是一颗激起千层浪的石子。它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李秀成形象的重新审视，更让戚本禹在短时间内名声大噪。他的见解独到，分析深入，文字流畅易读，使他在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中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的知名度由此迅速提升，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

其实，关于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也看过。对此，毛主席对文章中戚本禹的观点也是十分赞同。

在当时，自己的文章能得到伟人的赞同，这可是莫大的荣幸。受到鼓励的戚本禹，结果一口气写下了关于李秀成的数篇文章。而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舆论。也就是这些文章，让戚本禹一跃成为了当时有名的作家。

出了名之后，戚本禹的身份和地位也水涨船高。不久后，直接被调任到了《红旗》杂志担任主编。

在声名鹊起之后，戚本禹的名字和地位如同乘风破浪般扶摇直上。不过多时，他便被调任至《红旗》杂志担任主编，这一跃使他成为了舆论界的焦点人物。然而，他的升迁并未就此停止。

没过多久，戚本禹又被提拔为历史组的组长。这个职位并非等闲之辈所能担任，它要求具备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戚本禹，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他的学识渊博，眼光独到，具备出色的组织能力，因此被委以重任。

这个历史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知道，伟人最为关注的就是历史和哲学。而关锋是哲学组的组长，这无疑显示出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的地位之高。他的职责是深入研究历史，分析历史的规律，揭示历史的真相，这对于国家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到了1966年，田家英去世之后，戚本禹便接替了他的位置，一度成为权力中心的中枢人物。

一个时刻渴望着出人头地的人，他的行为举止必然充斥着强烈的功利心和目的性。这种心态，如同冰冷的钢铁，逐渐渗透进他的骨髓，刻画出他习惯的纹路。戚本禹的功利心，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他的辉煌，也埋下了他失败的种子。

他的笔下，流淌着无尽的野心和算计。他巧妙地利用文字的力量，将无数的小矛盾扩大为政治上的纠葛，让无数的人因此受到无妄之灾。他的文章如同一场狂风暴雨，席卷着人们的心灵，调动着群众的情绪，引导他们将更多的恶意和指责泼向无辜的彭德怀。

面对戚本禹这样的阴险人物，生性刚直不阿的彭德怀是无法容忍这样的人继续在中央任职。所以在他最后的遗言中，他告诫人们要保持警惕，不要让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他希望人们能够从他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认清戚本禹这样的人的真面目，并以此为鉴，避免让功利心和目的性成为腐蚀社会的毒药。只是可惜，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彭德怀所指之人就是戚本禹。不过，在彭德怀逝世之前，戚本禹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1967年的一个历史节点上，戚本禹发表的多篇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些文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同时也揭示了一种暗示和鼓动的力量。一些有识之士在阅读之后，不禁为之震惊，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文章背后隐含的意味，那是一种对造反派的暗示，一种对老革命家的批判动向的鼓动。

戚本禹的言论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宣扬着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是大毒草，另一方面却在无形中煽动着一股批判的浪潮。这股浪潮瞄准了那些老革命家，他们的荣耀和威望在戚本禹的言论中被置于危险之中。这股浪潮最终在1970年3月5日达到了顶峰，戚本禹也被宣判死刑。

时光流转，1983年11月2日，历史的审判再次来临。戚本禹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被依法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变数。1986年，戚本禹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这个职业的选择，似乎是对他过去的某种象征性的惩罚，也是对他未来的某种期待。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一直到退休。这个曾经的舆论风暴中心的人物，就这样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度过了他的晚年。

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这个曾经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角色，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他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88岁。他的离世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就像他曾经的生活一样，安静而平淡。他曾经的风云岁月，曾经的激进言论，都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被人们渐渐遗忘。

然而，历史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戚本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言论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复杂性。他的一生是时代的缩影，也是时代的反思。他的言论和行为，无论是对是错，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需要从中吸取教训，明辨是非，才能更好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