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出政权 毛不允许枪指挥党──政经递嬗七十年（三）
在许多地方，军队这种行事谨慎的表现确实能提升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并且缓和先前的不满情绪。不过在军队中，这类管理和管教方式却令军人十分反感，甚至削弱了军人对党的服从性。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一句话在西方世界里常为人所津津乐道，而且往往被西方世界用来证明毛泽东思维中的好勇斗狠，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似乎凸显了毛泽东与军阀、国民党将领的思维模式相仿，都是为了逐鹿中原而以万物为刍狗。不过，毛泽东的上下文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随着军官、甚至正规部队开始熟识新的科技技术，而共产党的干部对此却仍一无所悉，如此一来军队与党机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该由谁来主导未来的发展方向，形势似乎尚未明朗。
人民共和国建政的头几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致力于为自己在新政权中寻找令人满意的定位，且为此挣扎不已。传统学习的本质和方法受到五四运动批判声浪的全盘攻击，但是接踵而至的知识氛围却益形复杂，因为现代西方学术训练与概念的接纳者，只不过是依托于传统思维理路之上，并非彻底取而代之。接受教育同样是一种耗费时间、所费不赀的过程，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来自拥有祖产或事业的富裕家庭。在政府官僚体系谋得一官半职、以及从事教职或法律工作者，都免不了会与昔日国民党政权有所关联，或曾受雇于国民党政府。在大学里执教或具备医疗和科学专长者通常都在海外取得学位，或曾在中国受教于西方人。
具这类背景者如今都被烙印上「封建的」、「反动的」、「买办的」或「资本家的」标签，据此，知识分子有义务向中国共产党输诚。大部分知识分子早已有感于旧中国的积弱不振，更对国民党政权能否承担责任、拨乱反正失却信心，而准备献身新政权。中国共产党承诺，纵使是国民党的官员还是可以留在原职位，而这颇有安抚人心之效。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不仅多数学术菁英并未逃离中国，前往台湾或西方国家，反之，一九四九年底有大批定居海外的知名人士返回中国，并在一九五○年临助中共政权重建新秩序。这批回归学人有许多是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国民党时代的驻外大使和领事等外交人员。即使是在国、共两党之中都看出弊病的人，也在爱国心及寻找新机会的心理驱策下返回中国。《骆驼祥子》、《猫城记》的作者老舍，自一九四六年就寄居纽约，并在美国享有盛名，《骆驼祥子》一书在当地极为畅销，老舍不顾友人返国之后恐怕谋生不易的警告，毅然决然地于一九五○年回归故乡。
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期间，数万名中国知识分子，不分老少，一律被送往「革命学院」，以特定城市既有的学校为上课地点，接受为期六到八个月的课程，而内容主要在于导引知识分子认清其阶级背景，以及反省迄今为止他们那种象牙塔生活的本质。由资深共产党干部讲授革命性质的课程，导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等人的基本著作。参与的知识分子一同出席学习小组和自我批判大会，同时，还必须准备一份「自传」，坦白交代他们及父母的错误。最后一项要求为终身服膺于儒家孝道传统的学者带来深远的影响，而整个学习过程也让知识分子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起初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兴奋地分享小团体的向心力，随后历经一段恐惧与惶惶不安的隔离和认错时期，到了最后的「行为改变」阶段，则坦承并感谢共产党改造他们的生活。
溥仪被迫自我批判
有一份中共试图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证据，是一份长达十一页、来自曾就读哈佛大学的知名哲学教授笔下的自我批判。这位教授首先批判过去自己那种「官僚地主家庭」安逸享乐的生活，接着继续分析禁锢他自己心灵的「自私外表」，他进而责备自己沉溺于颓废的资产阶级哲学，并意图让哲学超脱于政治范畴之外，最后感谢共产党让他重拾生活的真谛，也感谢人民解放军所赐予的「奇迹」。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最特出的学员要属前清废帝、满洲国的统治者溥仪。一九四五年，溥仪遭苏联当局逮捕，嗣后被遣送回中国。一九五二年，溥仪在哈尔滨接受「改造」，并开始撰写他的第一份自我批判。我们很难辨识这类自我批判是否发自内心，不过如果遭中共认定不够坦率，仍有所保留，这一类自白就会被退回；但若是写自白的人使用反讽笔法，还是难以察觉。
知识分子就如同社会的其他阶层成员，都参与了三反、五反等相互攻讦的群众运动，并竭尽所能证明对新政权的效忠，自愿加入土地改革的工作队，宣传党的政策。一九五一年中共官方发动群众运动批判一部广受好评的、描写晚清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明确表达出中共官方迫切认为知识分子思想必须导正。武训自幼家境一贫如洗，靠乞讨为生，终至成为一名地主；接着运用他的财力和影响力兴办学校，让穷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日后方能为国服务。但共产党的理论家却群起攻之，认为像武训这类改良主义行动无疑会腐蚀革命的传统精神。于是中共通令全国各地的学习小组挺身抨击这部电影，并且逼使《武训传》这部电影的导演兼编剧公开扭转原来的论调。
一五计划初期阶段，毛泽东开始体察到中国若要增进生产力，就必须让各种政治理念不同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科学家与工程师，都能为国家服务。不能让这些创作工作者遭受群众运动的恐吓（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个例子），否则国家就会遇上麻烦。他告诫干部，「以掌握马列主义的能力作为评断的唯一标准」是不正确的，中共应鼓励「能够诚实工作、并认清他们的工作」的知识分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