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如兄弟 老飞虎缅怀与国军并肩作战

2015年7月18日，造访洋基航空博物馆的马英九与贾维特在P-40E战斗机前合影。（照片来源:中央社）

2015年7月18日，造访中南美洲友邦过境美国的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特别前往南加州奇诺岗（Chino Hill）的洋基航空博物馆（Yanks Air Museum）参观由中华民国空军捐赠给该馆的F-5E战斗机。在馆方的安排下，马英九还与他出身自中美空军混合团（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第5大队第26中队的老朋友贾维特（Harold Javitt），在一架P-40E战斗机前相拥合影。

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举动，不仅凸显马英九对二战期间中美联合作战历史的重视，同时也证明了他是唯一深刻体会美国对台协防义务背后核心价值的台湾政治人物。那么为什么发生在7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会影响到当今台湾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的老飞虎们，又是如何看待过去与中华民国合作的历史还有未来两岸局势的发展呢？

今年2月19日，《中时新闻网》记者特别前往贾维特位于南加州帕洛斯维第斯（Palos Verdes）的住所，针对上述问题，对这位马英九前总统的老朋友进行独家专访。现年93岁的贾维特因为过去在中美空军混合团服务的原因，对台湾十分友好，而且也相当关注两岸发展。在接受《中时新闻网》访问时，贾维特也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飞虎秘辛。

贾维特与他的P-51D座机合影，该机被取名为「老师的宠物」（Teacher's Pet），因为老先生当时的女友在学校里担任教师职务。（照片来源：贾维特）

志愿加入中美空军混合团

出生于1923年的贾维特，如同许多跟他同时代的美国青年一样，是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后志愿从军的。只是除了爱国热诚外，贾维特也坦承自己是不想被征召当步兵，才提前志愿参加美国陆军航空军的。毕竟相比起步兵而言，陆军飞行员有更优渥的待遇与舒适的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米拉玛基地（Miramar Field）完成高级飞行训练后，他幸运的被选中成为战斗机飞行员。

紧接着，贾维特又在米拉玛与巴托（Bartow）接受P-40与P-51战斗机的飞行训练。完训后，他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美公司飞机试飞员，才被美国陆军航空军派往海外。身为美军飞行员的贾维特表示，要等到他在迈阿密机场登上一架陆军的C-54运输机时，才知道自己是被派往中印缅战区（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

换言之，与第一代做为佣兵队伍的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不同，第14航空军的飞行员大多数不是自己选择到中国战场上来的。刚到中国时，贾维特被分发到的并非由中国与美国飞行员共组的中美空军混合团，而是同样隶属于第14航空军，但是纯粹由美军人员编成的第311战斗机大队第530中队。

在1944年8月派往成都以前，第311战斗机大队已经在缅甸上空执行了许多场激烈的作战任务。所以对于该队老资格的飞行员而言，贾维特这些「菜鸟」并不是非常受到欢迎。一切有机会击落日军战机成为王牌飞行员的好任务，都被老鸟们抢去飞了，因此贾维特只能参与无趣的铁路打击行动，让他感到非常的苦闷。

因此在了解到中美空军混合团内还有空缺后，他就与几位第311战斗机大队的「菜鸟」飞行员申请调换单位。贾维特的请求得到了第14航空军的批准，于是他就进入了第5大队第26中队服务，并在那里一直待到抗战胜利为止。在5大队，贾维特得以与不少来自国军的飞行员打成一片。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也因为这段与中国人同甘共苦的经验而有显著的提升。

贾维特表示，在中美空军混合团成立以前，中国空军可能因为还未走出早年遭到日军零式战斗机击溃的阴霾而表现的十分消极。尤其是1942年到1943年这段时间，中国战场的对日空战几乎95%以上是由美军单位负责，几乎看不到国军飞行员有任何的表现。因此，他认为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存在，从推动中华民国空军重建的角度来看有巨大的价值。

透过与美军飞行员并肩作战，并且累积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的经验，中国空军飞行员逐渐恢复了抗战初期拥有的自信。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在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透过中美空军混合团，将美式的指挥体系与作战准则灌入了中华民国空军之内。以此为基础，中华民国得以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拥有亚洲最现代化的一支战术性空军。

提到李继贤与卢茂吟等自己熟悉的国军战友，贾维特称赞他们都在美国接受过最现代的飞行训练，在战场上的表现十分杰出。不过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则是空军官校第10期毕业，于第5大队第29中队担任过分队长的乔无遏将军。乔无遏虽然并未到过美国受训，但是由他亲自带领的僚机，没有一个在任务中丢失过。曾经担任过其僚机飞行员的贾维特表示，所有美国飞行员一致认为跟乔无遏（Freddie）出任务最安全。

最令贾维特难以忘怀的，是当年中美两国飞行员完全超越了在国族、文化与语言上的隔阂，相处起来就如同亲兄弟一样的密切。他还记得跟着第26中队驻防于湖南芷江的时候，队上飞行员每个月会举办派对。假若这个月是由国军飞行员举办，下一个月就会由美军飞行员主办。贾维特指出在灌下了中国飞行员敬的茅台酒，也就是他们所俗称的「白色闪电」后，没有一个美国飞行员是不倒的。

贾维特展示自己珍藏72年的飞行夹克，表示血幅是缝在夹克内而非一般人所认知的后方。（许剑虹摄）

血幅不该缝在飞行夹克后方

透过这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累积出来的情谊，台湾得以在1979年与美国断交后持续维系双方的安全关系。这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曾在中美空军混合团服务的美军飞行员，到了冷战期间不是本身在军中担任要职，就是在美国空军或者空中国民兵（Air National Guard）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在一片亲共的浪潮中，挺身而出为中华民国发声。

其中，来自第5大队的中美飞行员向心力最高。在乔无遏将军的积极奔走之下，他们组成了第5战斗机大队协会（5th Fighter Group Association），专门维系花莲401战斗机联队与美国空军的关系。贾维特也在乔无遏将军的邀请下，加入了第5战斗机协会，并且多次造访台湾。直到今天，他都还是中华民国在美国最坚定的支持者。

除介绍中美空军混合团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外，贾维特也利用接受《中时新闻网》访问的机会辟谣。他展示了自己保存了整整72年，并且在去年与马英九见面时身上穿的A-2飞行夹克，然后指出由国民政府发放给美军飞行员，用来在被击落或者迫降敌后时寻求民众帮助的血幅（Blood Chit），并不像一般人认知的那样是缝在夹克的正后方。

贾维特表示，人们会有这样的错觉，完全是受到1942年由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的电影《飞虎群英》（Flying Tigers）影响。他指出，美籍志愿大队，也就是第一代的飞虎队确实喜欢将血幅缝在夹克背后，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作战区域大多位于缅甸、越南或者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并没有在中国的沦陷区上空遭到击落的风险存在。

等到第14航空军成立后，盟军开始强化对占领区目标的空中打击，血幅在中国战场上的作用才真正被凸显出来。不过，贾维特强调把色彩鲜艳，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写有「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的血幅穿在夹克后方，非常容易使自己成为日本人攻击的目标。所以为了提高生存率，大家更倾向于把血幅缝在夹克里面。

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军民无论党派，都乐于对落难的美军飞行员伸出援手。本身十分厌恶毛泽东的贾维特表示，对他们这些当时在中国战场上战斗的美国飞行员而言，共产党也是共同打击日本的盟友。出于挽救飞行员生命以维持第14航空军战斗士气的目的，陈纳德战时与中共的合作在他看来完全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而非意识形态的取向。

如此务实的态度，所有在中国上空遭到击落，或者因机械故障而迫降的美军飞行员只要能够及时跳伞逃生，或者是在座机撞击地面后生存下来，都能够得到国人的救助返回后方。沦陷区的中国人，也往往因为帮助美军飞行员而遭到日军的报复。为此，陈纳德还禁止所有从沦陷区返回的飞行员继续出任务，以防止他们再度落难被俘虏后，供出先前帮助自己的中国军民。

所以，贾维特认为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救助美军飞行员的事迹可被视为两国战时合作的典范。他本人虽然没有在空战中被击落过，但却有不少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同袍有这样的经验。其中，服役于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32中队的克尔（Donald Kerr）中尉，就在1944年2月11日空袭香港启德机场的任务中遭到击落，并获得中共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救助而脱离险境。

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对盟国的贡献，他还不忘叙述湖南民工协助扩建芷江机场跑道的壮举。芷江机场的跑道原本只有3,300呎，可供P-40与P-51等战斗机降落，但是对于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装备的B-25轰炸机而言却太短。于是在1945年初，国军动员了上千名的民工进行跑道的延长工作，以确保B-25能够进驻芷江。

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的中国苦力，使用简单的工具在短时间内就完成机场跑道的延长工作，贾维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战争结束的数十年后，贾维特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在加州州立大学的华裔退休教授。这位教授告诉贾维特自己就是抗战末期在芷江铺设跑道的童工之一，当时他的年纪只有13岁。这件事情，让贾维特直到现在都还深深觉得中国人了不起。

贾维特不仅是美国的二战英雄，同时也是两岸40年来交流的见证人。（照片来源：贾维特）

关注两岸局势发展

早在1979年中共与美国建交，并在邓小平带领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际，贾维特就预料大陆将经历剧烈改变。出于对中国的强烈情感，贾维特与他的夫人成为北京与华府「关系正常化」后首批造访大陆的美国观光客之一。那次贾维特是跟着旅行团进入大陆，他为了回避政治上的敏感而没有向北京方面透露自己曾在中美空军混合团服务。

贾维特指出，自己当时对中国大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随处可见脚踏车。为了表示此一印象的强烈，他还特别对《中时新闻网》讲了脚踏车的英文Bicycle三次。结果过了将近40多年以后他再回到北京，大街小巷上行驶的却已经都是汽车，完全看不到脚踏车的踪迹。于是，贾维特又对《中时新闻网》强调汽车的英文Car三次。

由于中国的一切，都能吸引到贾维特强烈的兴趣，因此他也于同一时期开始访问台湾。当时的台湾，很显然因为蒋经国成功推行了「十大建设」而有着繁荣的经济与现代化的设施。因此，贾维特表示自己无法从硬体建设的角度去评价过去与今日的台湾存在着哪些差异。但是如果从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的角度出发，他则肯定台湾在过去4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诚如他在1979年的预料，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经历了许多惊人的改变。为此，贾维特表示自己始终是「交往与促变」政策的支持者。经过数十年来与美国还有台湾的交往，中国大陆已经逐渐接纳，甚至于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体系当中。他相信未来在太平洋与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更多交流，终将促使中国大陆在政治体系上的大规模改变。

为此，贾维特十分肯定马英九前总统过去八年的努力。他表示，自己是在2013年11月到新竹参加中美空军混合团成军70周年的活动上，首次认识马英九的。接着，他又获邀到台湾，参加国防部为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而于2015年7月4日在湖口举行的战力展示。战力展示结束两个星期后，他与马英九又在洋基航空博物馆的P-40战斗机前重逢。

提到飞虎队对中华民国的贡献，马英九表示：「各位知道，在抗战的时候，因为重庆遭遇大轰炸，几千人就死亡了，在防空洞里因为空气不好，所以有很多人闷死。但自从飞虎队来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我常在想，如果飞虎队不是那时候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城市会因为轰炸的关系，有几千人死亡。所以我们读到历史，还是非常感动。」

除了地缘战略考量的现实因素外，中美两国因在二战期间共同对抗轴心国所累积下来的同志情谊，确实是当今美国对台安全承诺道义基础的主要来源。而想要维系此一道义基础，首先台湾的政府必须要明确承认自己继承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民政府。由目前的情况来看，马英九又是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当中唯一了解此一道理者。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如此重视飞虎队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