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写作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摘要：近年来，人工智能写作的发展对传统写作带来了一定冲击。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难以实现对人类写作的根本性颠覆，它无法突破编码的困境、无法超越算法的局限、无法消除语言的障碍。人工智能写作虽然并不直接作为一个异己性的存在彻底取代人类传统意义上的写作，但存在一定诱导性，缺乏自我反思维度。应对这一状况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在人类写作实践的展开过程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相对优势，将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人类新的生命体验纳入文学创作，引导人工智能写作在未来走上适宜人类全面发展的良性轨道。
关键词：人工智能写作 局限性 发展方向 人机交互
作者赵耀，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12）。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P161—P168
责任编辑：范利伟
微软“小冰”以假乱真的诗歌“写作”对人类写作的独创性构成强力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的横空出世更是将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讨论推向高潮。奇点是否会来临、在何时来临、以怎样的方式来临贯穿讨论的始终。面对人工智能的强势崛起，任何情绪化的非理性抵制或盲目性的接受都是不足取的。人类既不应在欠缺理性分析的前提下死守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单纯从情感本能出发漠视人工智能写作的客观影响，也不应在不加任何反思和批判的前提下盲目认同科技进化论。无论当前人工智能写作呈现出何种超乎想象的能力，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终究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与人工智能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对立。所谓人工智能写作在不久的将来以反客为主的方式彻底取代人类写作的提问方式本身就值得怀疑。因此，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讨论焦点并不在于人工智能写作能否取代人类写作及如何取代，而是人工智能写作以怎样的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人类自我认知。
01
技术局限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写作呈现出某些类人类属性甚至超人类能力。类人类属性是指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基本上具备了人类的理性计算和逻辑推理能力，基于数据库样本自动生成的文本具备了一定的审美价值。我们来看一首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
河水上滑过一对对盾牌和长矛/她不再相信这是人们的天堂/眼看着太阳落了下去
这时候不必再有爱的诗句/全世界就在那里/早已拉下了离别的帷幕
这首带有明显意象主义特征的诗歌完全出自微软“小冰”的自动生成，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创作。“小冰”在正式推出之前曾在国内各大诗歌论坛上以化名的方式发表诗歌，结果并未引起网友对作者身份的任何质疑。制作“小冰”的微软团队也明确宣称：“小冰所采用的基于情感计算框架的创造模型，可通用地完成诗歌、歌词和财经评论的创造，其独创性超过83％。”“小冰”的诗歌不仅在语言上具有音乐性美感，而且在诗意性营造上存在可圈可点之处，即便是职业批评家也很难将这些诗歌与真人创作的作品区分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写作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写作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单纯从数据处理和文本分析能力来看，人工智能远胜人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问题在于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人化，即具备人类作家的主体性创造能力。从人工智能当前的属性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人工智能写作无法突破编码的困境。编码的困境是指无论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能力如何强大，始终无法把人类全部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感受纳入计算之中，能被人工智能编码的只是人类生存境遇中极小的一部分。与人工智能的硅基存在方式不同，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始终以肢体感知方式把握世界。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感性经验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和差异性。人工智能写作无法通过统一的编码将人类微妙的感性经验全部涵盖，难以借助符号化的编码将人类丰富的感性经验完全复制，不能依托单一的编码将人类差异化的感性经验彻底呈现。因此，“人工智能难以生成具有‘审美逻辑’的语言”。比如，“河水上滑过一对对盾牌和长矛/她不再相信这是人们的天堂”这两句，在直观上与新时期崛起的朦胧诗极为相似。“河水”“盾牌”“长矛”“天堂”作为独立意象以自发方式调动读者的联想与想象，带给读者丰富的审美体验。在这一客观事实面前，单方面否认“小冰”诗作的创造性自然欠缺合理性。然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写作最具欺骗性和诱惑性之处。
需要明晰的问题是，在“小冰”的诗作中，单个孤立意象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完全来自语词本身，而非作家个人生命感知的艺术呈现。读者之所以会产生审美的精神愉悦，并非源自作品艺术形式承载的人类共通性情感，而是读者对特定语词的习惯性联想。“支撑人工智能艺术‘创造力’的是人类千百年来审美经验的积淀，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人文情怀和艺术智能在技术系统中达成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可以被纳入编码的部分，在编码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这是因为，一方面，编码过程是一种抽象化的过程，抽象化的过程本身意味着以共性的名义切割事物，强制排除无法被纳入共性但客观存在的要素；另一方面，编码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对象的基础性特征，但无法实现与编码对象的完全等同。从事物到编码的过程，本质上是事物被迫让渡一部分特征以适应编码的运行规则，被编码的事物已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打上编码烙印的事物。此外，编码在被解码的过程中也有解码者主观因素的参与。因此，从事物到编码和从编码到事物的双向过程中，对原初事物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从认知世界的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写作实现对人类写作的完全取代依旧存在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通过深度学习和概率计算来重新搭配词语……无法创造新的合理的词语和意象的搭配”。与“小冰”诗歌中意象的混乱拼接完全不同，朦胧诗的代表作《双桅船》中出现的“船”“岸”“风暴”“灯”等意象，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意象群。读者在意象及意象间的关联中不仅真切感受到诗人对生命中不确定因素的无奈体认，而且在诗人对理想追求、爱情向往及苦难超越的言说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些是当前人工智能写作无论如何也无法复制的。
其次，人工智能写作无法超越算法的局限。无论人工智能呈现出何种强大的能力，始终不能脱离其基本的运行机制，即数据算法。算法的准确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工智能人化的实现程度。但问题在于，人类心灵的微妙体验和直觉的模糊不定如何被纳入人工智能的算法之中？如果认为人工智能的算法可以将人类的心灵和直觉纳入计算，则需要证明被数据化的心灵和直觉依旧是人类原初的心灵与直觉，而这一点恰恰是无法实现的。不仅因为心灵与直觉无法进行纯粹物理主义的还原，而且即便对心灵与直觉进行物理主义的还原，依旧难以解释心灵与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认为人工智能的算法不能将人类的心灵和直觉纳入计算，则意味着人工智能写作不可能彻底取代人类写作。在人类的文学创作中，想象的载体是作家创造的艺术形式。艺术形式既是作家个人造诣的体现，更是艺术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艺术形式的经典性一方面建立在作家独特精神创造的社会性普遍接受中，另一方面依托于在不断自我否定中推陈出新。人工智能写作只能借助文本数据库消费现有人类文学创作的经典艺术形式，从源头处封闭了新艺术形式产生的可能。
人工智能算法不仅在处理人类心灵与直觉的过程中暴露出自身的局限，在处理人类情感的过程中同样力不从心。之所以说人工智能无法复制人类情感，并不是因为人类的情感无法编码化与数据化，从纯粹计算机语言的意义上来看，任何存在都可以被编码化与数据化，但问题在于人类情感在这种编码化与数据化之后是否仍具备人类情感的本质特征，即人类情感的社会性。人类的情感既是个人性的，也是可以传递的，而且在传递过程中个人性的情感升华为人类共同的情感。也就是说，情感的具体载体虽然是个人，但个人的情感体验过程是以人类社会群体共通的表达方式实现的。具有阻拒性的朦胧诗之所以能产生轰动效应，正是因为其传达的情感契合了时代的潮流。虽然不能否定“小冰”诗歌的审美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算法支配下的文字排列无法与社会构成实质性关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写作破坏了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文学的创作与接受都是个体性行为，但这种个体性行为本身带有明显的社会性，不是纯粹的私人化活动。文学的创作与接受本质上是人与人借助文字符号进行的情感交流，文字符号只是中介。人工智能写作单方面突出文字符号的作用，甚至取代创作主体，成为纯粹的文本自动生成。其直接结果是人工智能写作分离了创作与接受的双向互动关系。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写作只有接受，没有创作。它只不过是算法支配下的文本自动生成。“人工智能虽借助于数理分析进行意象词汇的排列组合，但却不能真正像诗人那样以敏锐的眼光捕捉生命中的微妙体验，并将这些体验以形象化的方式进行诗意呈现。”在人类的文学创作和接受中，作家需将自己模糊的想象和奔腾的情感理性化、确定化，然后才能被社会接受，而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不仅关注艺术形式，更在意情感的共鸣与确证。人工智能写作则打破了这种双向互动。如果说好的文学创作是对现有艺术形式的超越，不断探索新的可以更好承载人类情感与想象的表达方式，那么文学接受则是从人类群体角度完成对新形式的肯定。人工智能算法最多只能将个人的情感体验编码化，但编码本身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呈现人类情感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最后，人工智能写作无法消除语言的障碍。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类语言的运行规则，并借助对语料库数据的深度学习，自动生成类似人类创作的文本。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只能在具有确定语言规范的前提下运行，任何偏离语言规范的文本都会被自动视为需加以排除的对象。而人类语言的创造性恰恰在于对确定规范的调整与超越。人类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一方面遵循确定的语法规则以保障对话双方能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又总是试图摆脱僵化的程式，不断尝试新的话语言说方式。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语言始终保持鲜活的生产能力。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语言是创造而非发现，真理是语言实体的特性，句子的特性……语言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变革可促成前所未有的新人类……人类语言的变革使之不再对非人的力量负责，人类因而成为新人类。”罗蒂认为，人类某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很可能带来新的认识与实践，从而推动人类进步。而遵循确定性语言规则的人工智能则彻底封堵了这种创新的可能性。这不仅意味着从现有发展样态来说人工智能无法在完全的意义上模拟人类语言，更从反面说明了用人工智能语言取代人类语言的结果是恐怖的。因为一旦人类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言说与思考，人类的创造性可能会被彻底消除，人类相较于人工智能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模拟人类语言的过程忽略了语言本身的中介性。模拟人类语言的过程预设了语言符号与描述对象的同一性关系，但问题在于，语言符号与所描述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作为中介的语言符号只不过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倾向。人类的语言并不是纯粹的逻辑系统，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逻辑关系，而是带有不可或缺的想象性成分。没有这种想象性成分的参与，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只能模拟人类语言的逻辑结构规则，却终究无法复制人类的想象。因此，在语言模拟的意义上来说，从现有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来看，人工智能写作并不能在完全意义上实现人化，也不能取代人类写作。
02
缺乏自我反思维度
人工智能写作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改变了很多传统的文学认知，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当人工智能以作者主体的身份出场，参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文学主题思想的表达之时，人类作者已然不再是文学创作中如上帝般的唯一主宰者，主体性开始随之消解。”因此，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讨论小冰的诗，而是通过小冰的诗，讨论其背后对‘人’的理解”。在人工智能写作中，文学创作“不再是情感的表现，而是随机选取组合已有符号库存的结果”。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性的自由创造。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个体性并非指脱离社会群体的纯粹私人话语，自由创造也不是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恣意想象。作家真正需要做的是为自己的微妙生命感受找到最为适当的呈现方式。即通过艺术形式的创造，将个人独特的心灵律动升华为可供人类普遍共情的对象。优秀作家的创作本质上是将个人经验普遍化的过程。没有个人经验作为基础性前提，文学创作必然沦为乏味的俗套，失去原初的生命力；抽离掉普遍化的过程，文学创作就存在丧失可理解性的风险，最终同样失去生命力。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有效实现了个人与社会、内容与形式、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也正是在这种辩证统一中，人类的文学创作先天地具备持续自我突破的内生动力。一方面，作家必须将自己微妙的生命体验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固定下来，使其成为读者可以欣赏的对象，并在读者的情感共鸣中展现作品审美价值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作家又不断调整创造的艺术形式，使其尽可能贴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心灵跃动，在持续的艺术探索中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人工智能写作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创作方式。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写作是在个体生命经验与承载经验的艺术形式之间相互磨合的持续创生过程，那么人工智能写作则将这种持续创生过程彻底抽离，取而代之的是算法支配下的文本自动生成。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写作不仅割裂了文学固有的有机整体性，而且消解了文学独立自足的前提。人工智能虽然具备人力无法企及的文本分析和数据运算能力，但终究无法实现对个体生命经验的象征性呈现与隐喻性揭示。人工智能写作不过是算法支配下对人类现有文学文本的重新排列组合，生成的文本最多只能被视为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汇总性模仿，而不是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反映与呈现。
传统的文学接受过程伴随着文学教育功能的自然达成。文学作品不是通过生硬的说教而是在审美体验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读者产生影响。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一方面享受作品呈现的审美经验，获得精神愉悦；另一方面通过对审美经验的反思完成自我超越，并在这一过程中净化灵魂、陶冶情操。从当前人工智能写作的实践来看，其作品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审美经验，很难实现陶冶读者情操的目的。这是因为算法只能将人类的感性需求纳入计算范畴，面对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却无能为力。而依据算法自身的规范，不能被纳入计算的要素须被强制排除，以保证算法的准确性与逻辑自洽。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主导下的文学写作片面地将文学作品视为纯粹的消费对象，只关注读者感性体验的满足，忽略对感性体验的反思。这导致文学的教育功能大打折扣，甚至存在被彻底消解的风险。
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可以实现对人类现有感性需求的精准把握，甚至达到比人类更了解自己的程度。当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文本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感性需求，无以复加地持续刺激人类的感性欲望时，结果必然是人类从理性规范感性的主体沦为追逐欲望满足的动物。“人类写作者那种精益求精的心态可能会逐渐被迎合大众趣味的心态取代。”“人工智能文学是麻醉性审美的重要活动域，其集中体现了麻醉性审美的遮蔽性本质，即‘类似’对‘真实’的遮蔽、‘事件’对‘崇高’的遮蔽以及‘科学逻辑’对‘感性体验’的遮蔽。”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的是文学认知观念和评判标准的一系列变化：将感官刺激视为自由，将欲望放纵视为解放，将病态呻吟视为审美，将恣意渲染视为愉悦。
03
人机交互写作
无可否认，人工智能写作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也的确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不加辨别的肯定或批评都是不可取的。积极面对这一新现象，探索有助于文学发展的途径，才是文学家和研究者真正应该着力之处。科幻作家陈楸帆携手人工智能专家王咏刚在人工智能写作方面作出了有建设性的尝试。这一部分我们就以此为例展开分析和讨论。王咏刚以陈楸帆的部分代表作为基础语料，以阿瑟·克拉克、尼尔·斯蒂芬森等科幻作家的作品为辅助语料，通过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出一些类似科幻文本的语句：
阿古：所以你才是分裂者。
分裂者：除了危险，作为这样的真神，我们都没有。他们在最后的物质和痛苦、自然、最死的时间、文字、变的、金钱与宇宙、看似遥远的世界中移动，重重追逐着人类发现的触觉，以及即将看清左右的囚笼。
阿古：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
分裂者：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的使命。或许这样还有可能是谜底的记忆，尽管这成为他者的时代，让他们做出不同物种的拥抱……用第一对那是全新的基础，所以哪里……我们对这意味着艺术进入点去，整个世界带着人类，意识落在他的杰作。
与“小冰”的诗歌相比，这些语句十分容易被识别为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这些语句不仅存在明显的语法错误，而且始终处于一种不知所云的模糊状态，完全找不到叙述的逻辑主线。即便是追求陌生化叙事的先锋创作，读者至少可以在文本细读中找到可以理解的蛛丝马迹，而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语句则基本上丧失了可以被视为文学文本的基础性前提。陈楸帆的独到之处在于并没有将这些自动生成的语句独立成章，而是将其作为科幻作品《恐惧机器》中“分裂者”这一形象的话语，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这种逻辑混乱的话语方式非常符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分裂者”是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作为人工智能，“分裂者”的话语自然不可能与人类一致，如果与人类一致反而不符合现实。其次，这些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语句有效烘托了作品的氛围。在《恐惧机器》的情节中，“分裂者”是一个隐藏在幕后并操纵一切的恐怖性存在。“除了危险，作为这样的真神，我们都没有”这一带有谶语意味的话语方式恰恰最符合“分裂者”身份的神秘性。“重重追逐着人类发现的触觉，以及即将看清左右的囚笼”则以琢磨不透的方式充分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陈楸帆不在作品的最后说明这些语句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读者几乎会认为这是作家模仿人工智能有意为之的创作。
需要说明的是，《恐惧机器》内容的自洽和结构的融贯是由于陈楸帆的审美设计和艺术构思，而非纯粹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虽然“分裂者”的话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但如果没有《恐惧机器》这部人类创作的作品作为依托，不仅不会产生前文所述的艺术效果，读者甚至不会将这些语句视为文学语言。因此，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文本是否具备与人类创作的文学同等的自足性和独立性，能否获得读者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正如陈楸帆所言：“这次AI与人共同创作的实验性并不在于机器帮助我完成写作，而在于最后我发现，是我帮助机器完成了一篇小说的写作。”这似乎可以构成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写作的坚实依据。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文本只能作为人类创作的辅助方式存在。脱离人类的使用，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文本只能被视为无意义的文字符号组合，不仅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审美属性，甚至连基础性的信息传递都无法实现。
但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在《恐惧机器》中，“分裂者”的话语毕竟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陈楸帆即便是有意模仿人工智能也未必能够创作出这样的语句。仅此而言，人工智能具有毋庸置疑的“发明权”。但如果没有以陈楸帆的创作为主体的语料库，人工智能并不能直接生成此类文本。因此，陈楸帆与王咏刚的人机交互写作实验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人工智能写作引发的深层审美新变：在人工智能的参与下，人类创作与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文本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建构同时又相互解构的复杂关系中。
“相互建构”是指，一方面，人类创作的作品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文本的基础性前提，没有人类作品这一源泉，人工智能就彻底丧失了文本自动生成的依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文本可以参与到人类的创作中，甚至在二者的有机统一中相得益彰，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价值。“相互解构”是指，一方面，人类创作的作品构成规范人工智能自动生成文本的依据，自动生成的文本能否获得认同取决于与人类作品的相似程度，以及读者在长期阅读人类作品过程中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审美倾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文本不可避免对人类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文本对作家造成直接冲击。陈楸帆首次看到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语句后感到异常震惊。之所以震惊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基于他自己作品生成的语句带给他似曾相识的感觉，“看到AI程序写出来的句子时，我觉得既像又不像自己写的”；另一方面，这些带有他创作习惯和写作偏好的语句事实上并不是出自他的笔下，但毋庸置疑对他的创作具有启发性，甚至带给他新的创作灵感，激发新的创作冲动。陈楸帆在这一过程中清醒认识到，“如果说AI写作目前只不过是游戏式的实验，那么摆在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面前的当下‘超真实’时代，却挑战着所有传统文学对于现实的定义与理解”。
其次，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更为精密和直接的方式向作家呈现他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的创作偏好与话语习惯。王咏刚通过人工智能对陈楸帆的作品进行了精细化的数据分析，在数据模型和语义图像的直观呈现中，几乎揭示了陈楸帆作品全部的文本特征，其细致程度是人力很难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作家的创作真正实现了镜像化，几乎无法被觉察的细微语词差异都以直接可视的方式呈现出来。王咏刚甚至大胆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文学批评领域的文本比较，几乎一定会演进成全面由计算机参与的，逻辑缜密的科学过程。”如果这种文本分析方式在未来实现普及，人类的文学创作必然发生改变。作家借助人工智能认识到自己之前尚未清晰把握的话语习惯后，要么仍执着于自己的个性风格，要么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无论做何选择，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作家的创作必然会发生一些改变。即便是作家坚守既有的创作习惯，先前的不自觉与此时的自觉之间也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所有这些很可能会直接反映在作家创作的作品中。
最后，陈楸帆与王咏刚的人工智能写作尝试依旧处于实验阶段，人机交互写作的展开是一次性的，而非持续性的。如果在未来将人机交互写作的文本纳入语料库，持续生成的新文本必然出现新的样貌。至少可以预判的是，在文本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类创作的比重会持续下降。那么是否意味着人类创作的主体性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呢？按照陈楸帆的说法：“未来的机器将更深入地卷入人类创作中，未来的内容版图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暧昧而有趣。”从这样的表述中不难发现，陈楸帆将人工智能写作引发的深层审美变化视为人类与作为类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之间展开积极对话的契机，一方面暗示着机遇与挑战并存，另一方面也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抱有期待。而作为人机交互写作实验品的《恐惧机器》，一方面致力于描绘技术主义操纵下人类的存在样态，另一方面则形象演绎了科学异化引发的欲望狂欢与灵魂遮蔽，特别是在揭示文化之根断裂的过程中触及了东西方不同文化面临的共同精神困境与文明危机。难能可贵的是，通过人类创作与人工智能自动生成文本的交互性融合，《恐惧机器》在文化学层面引发了对文学语言的可能性与限度的反思，反映出语言界限与世界界限的深层矛盾，展现了物理事实与心灵体验之间模糊的中间地带，特别是在科幻词汇的创造与灵活使用中表现出语言“以言行事”的功能。正如论者所言：“陈楸帆的人机交互写作实验，试图在主体间性平等交流对话的理想状态中，赋予人工智能和人类作者同等的作者主体身份，建构人—机间性的写作主体，是人工智能写作背景下重建作者主体性的有效路径。”
陈楸帆与王咏刚的人机交互写作实验不仅有效揭示了当前人工智能写作的多重可能与现实局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示范了未来人工智能写作的合理方向。也即从人类的实践属性出发，引领人工智能写作在未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以人类实践方式的社会性规范人工智能写作发展的方向，将人类实践过程的开放性作为人工智能写作发展的动力，在人类写作实践的展开过程中重铸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应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辅助性工具，始终立足于人类的实践，以此规范人工智能作用的发挥；应在人类主导下有效弥补人工智能的缺陷，释放人工智能的相对优势，助力人类文学健康发展。
结语
从表面上来看，人工智能写作的出现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生产领域的应用。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来说，人工智能写作的出现存在某种程度的必然性。文学最初诞生于人类早期对生存经验的记录。在这个阶段，文字符号与人类的感性经验基本上是同一的，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分裂。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的发展，作为中介的文字符号不断抽象化，距离原初的生命体验越来越远。文学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持续创生的艺术形式正是对这种抽象化的本能反抗。因此，人工智能写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文学自我消解的趋向。对人工智能写作弊端的反思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工智能技术，更应落脚于人类的自我反思：不是作为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而是作为技术创造主体的人类如何在技术使用过程中不陷入主体性丧失的困境。如何将人工智能限制为辅助性工具，将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人类新的生命体验纳入文学创作，唤起读者的精神自觉，是未来人工智能写作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来源：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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