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小罗伯特任特朗普政府此职，疫苗会怎样

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 现任和前任联邦卫生官员称，如果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明年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领导下被确认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他可能拥有重大权力，直接影响全美国民众获取疫苗的方式及能否获取疫苗。

该职位将赋予肯尼迪诸如‘儿童疫苗计划’等工作的相关权力。据估计，该计划通过为儿童接种疫苗预防了诸如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疾病，挽救了 110 万人的生命。正因接种了疫苗，这些疾病如今已较为罕见。

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对这一选择予以谴责，称肯尼迪过去有关疫苗的言论致使其不具备相应资格。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董事乔治斯·本杰明（Georges Benjamin）博士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职位的严肃候选人应当遵循几十年来的现实证据，这些证据表明疫苗是安全的，每年能够预防多达 500 万人死亡。

肯尼迪坚称自己并非‘反疫苗’的，并承诺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不会试图禁止接种疫苗。但他有长期发表关于疫苗的误导性言论的记录，并煽动人们对疫苗已被证实的益处和安全性产生怀疑。

他在 2005 年写了一篇现已撤回的文章，错误地声称自闭症与疫苗中一种已停用的成分有关，并且继续表示他认为疫苗是导致自闭症的一个原因。然而，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已彻底驳斥了这一观点。

在社交媒体上，肯尼迪称新冠疫苗‘是对人类的犯罪’，还声称儿童不需要新冠疫苗。（研究估计表明，截至 2022 年，新冠疫苗在美国预防了 320 万人死亡。）

他领导的组织‘儿童健康保卫’（Children's Health Defense）被专家谴责为传播疫苗错误信息最猖獗的组织之一。

近几个月来，肯尼迪表示，他的目标是‘为美国人提供透明度以及获取所有数据的途径，以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此外，他还希望对联邦卫生机构进行整顿，驱逐那些他声称‘腐败’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掩盖了‘其丰富的黄金标准、基于证据的科学传统’。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疫苗项目的负责人称

“也许参与这种对话，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可能会有所帮助。这可能有助于带动国内其他一些人，因为有时当有人被说服时，也许国内其他一些人也会被说服，”FDA 生物制品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斯博士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法律几乎要求所有计划都涵盖该机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推荐的常规疫苗接种。

对于该委员会而言，更新“时间表”中常规推荐的疫苗通常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

某些亚组对其是否最为有效？某些群体从某种疫苗中是否可能受益不大

“他们纳入了流行病学。哪些群体受影响最大？是否有某些亚组对其最有效？是否有某些群体可能从某种疫苗中受益不大，”疾控中心前成人免疫接种副主任卡罗琳·布里奇斯博士说。

布里奇斯现在是一名成人疫苗接种顾问，她称赞了被选入该委员会的专家之间“非常公开的讨论和经常非常严格的辩论”。

疾控中心的职业公务员传统上能够就选择哪些专家进入该小组提供意见，联邦法律规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在观点方面相当平衡”。

但是，由谁在委员会任职将由肯尼迪独自决定。肯尼迪挑选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负责人也有权推翻该小组的投票结果，正如 2021 年推出一些新冠疫苗加强针时的情况一样。

布里奇斯说，该小组的建议除了在保险覆盖范围方面，还具有广泛的影响，影响着医生和地方卫生部门谈论及提供疫苗的方式。

肯尼迪和他挑选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也可能在其他方面影响该机构广泛的免疫工作。

例如，该机构负责“儿童疫苗计划”，为全国的儿科医生提供疫苗，以确保未参保儿童能够免费获得。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还运行着主要的国家数据源，对免疫率、一些常见疫苗的有效性以及疫苗安全性进行持续监测。

“这实际上是所有这些事情的整合。这里面涉及很多东西——政策、监测、协调、沟通，”布里奇斯说。

肯尼迪和他挑选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负责人在疫苗的批准以及上市后的监管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是否批准或拒绝疫苗制造商的申请这一决定，传统上由该机构生物制品评估和研究中心的职业科学家做出。这主要仅由规范保障，而非法律。

“总统或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完全有权力推翻整个 FDA 的决定，这是完全合法的。”FDA 专员罗伯特·卡利夫博士 11 月 11 日在由癌症研究之友主办的活动中说。

卡利夫说，“FDA 关于单个产品的 99.95%的决定”是由该领域具有科学专业知识的公务员做出的。但专员有时被迫介入，比如解决内部分歧或来自机构外部的上诉。

肯尼迪和他的 FDA 专员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疫苗，比如通过该机构向寻求批准的制造商发布的指导意见。

该机构工作人员建议的政策变更可能被搁置或被政治领导人拒绝。FDA 规则的重大变更也需通过白宫，白宫有权阻止这些变更。

“这其中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以各种方式与政治相结合。这是无法回避的，”卡利夫说。

除了肯尼迪在疫苗方面的直接权力外，他和他挑选的疾控中心和 FDA 负责人影响公众舆论的另一个主要方式是通过他们与美国人谈论疫苗的风险和益处的方式。

该部门资助了多项调查公众对疫苗的信心以及研究提高信心的方法的工作。他们还开展了多项活动来推广推荐的疫苗接种，比如有关年度新冠和流感疫苗的广告或帮助卫生部门应对学校免疫接种率降低的情况。

“我们不必回想太久就能看到由于疫苗接种率的原因会发生什么，当没有要求且人们无法接种时，”布里奇斯说，并提到了 2022 年在纽约出现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脊髓灰质炎的暴发曾经导致数千名美国人死亡，并使许多幸存者瘫痪，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首次推出的疫苗在美国基本消除了这种疾病。

脊髓灰质炎的再次出现促使卫生当局进行调查，并重新推动疫苗接种，尽管官员们承认他们难以“大幅提高”免疫覆盖率。

“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脊髓灰质炎竟然会卷土重来，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其他地方仍在流行的疾病重新站稳脚跟并不需要太多条件，”布里奇斯说。

沟通角色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在于引导如何向医生和公众解释联邦疫苗安全系统标注的潜在风险。

去年的一个例子是，在 FDA 和 CDC 官员努力制定一份公告，披露早期对 COVID-19 疫苗可能增加老年人中风风险的担忧，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初步的“安全信号”并不足以停止使用疫苗。

经过严格审查最终发现“没有安全问题的证据”，尽管卫生当局继续密切研究这个问题。

CDC 的顾问下结论，疫苗的益处仍然远远超过这一理论风险，尤其是对于因 COVID 而患重病或死亡风险较高的老年人。

“目前的证据不支持存在安全问题。FDA 和 CDC 将继续评估现有数据，并根据需要向公众更新，”FDA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