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抗日反蒋」的目的──抗日反蒋到拥蒋抗日之2（蒋世安）

图为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陕返京，邵力子、杨虎城到机场送行（图／中时档案库资料照）

「抗日反蒋」方针是否来自〈八一宣言〉，或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相符合，史家曾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此一宣言，实际是向国民党呼吁「共同救国」；其中对于国民党及蒋氏虽仍然诋毁，只是「表面文章」。

有的认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公开发表该宣言，在促使国内反蒋势力的联合，并使动摇力量改变对蒋的态度，以便掀起大规模的反蒋运动。据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抗日反蒋」的策略主张。该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同时刊出由王明等起草的〈中国人民之曙光〉的社论，宣称「要救国必须抗日，要抗日必须讨蒋，要抗日讨蒋必须有全国反蒋力量的大团结」。

也有的认为〈八一宣言〉发表时，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都在设想方法，冲淡其反蒋色彩。刊登〈八一宣言〉的《救国报》，不仅在〈中国人民之曙光〉的社论中，取消了反蒋口号，而且专门发表了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事〉，斥责有人「散布有一种用中共中央所发表之宣言，宣布蒋介石死刑」，说「这完全是敌人伪造的文件」。

以上各说，颇有令人困惑之感，以下则就实际情况来进行了解。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行率领约4000人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稍早到达陕北的红军徐海东部会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兵力合约万余人。中共中央总部旋设瓦窑堡。奉派回国负责向中共中央传递共产国际「七大」决策和〈八一宣言〉的张浩（林育英），约于这年11月18日左右由莫斯科到达陕北苏区。

在张浩到达陕北之前，中共中央所发出的文件，实已充满强烈的「抗日反蒋」词句，例如中共中央在10月间的〈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标题之一，即有「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总的策略」。又如11月13日颁布的文件，要全中国的民众们来拥护和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反蒋」战争。

以上所指的「抗日反蒋」，显为1933年及1934年的有关「反蒋」文件而来，与〈八一宣言〉或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似无关系。至于张浩到陕北以后，中共所作出的重要决策，仍与〈八一宣言〉有别，特别以「反蒋」为中心。其在这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所制订的「策略路线」中，更把日本和蒋介石列为「当前主要的敌人」，并认为这两者是「全国人民的公敌」。

中共中央的态度，显然仍不脱离「左」的积习。苏联史家认为中共中央决议中，「还存在一些严重错误」；「妨碍了建立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的共同战线」。

中共之热衷于「抗日反蒋」，当然有其实际需求。套用中共的话说；「削弱蒋贼的势力，以增进革命的力量。」就是「要利用一切反蒋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的一切反蒋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根据中共的评估：「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每一个真正严重的反日武装运动，早迟不免转变为反蒋武装斗争（例如第十九路军的行动）。同时，每一个大的反蒋武装行动，也有可能变成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战争（如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等在北方行动）。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的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尽力企图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底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种组成部分。」这是中共要结合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来共同反蒋。

在中共与地方实力派早期关系的发展中，已累积有成功的经验。其发现实力派对红军的态度，除了普遍的「养敌自重」外，更逐渐出现了「化敌为友」的倾向。例如1934年秋，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为了保存实力，不愿与红军两败俱伤，使蒋坐收渔利，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方针，与红军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协议。使红军得以突围成功。随着蒋之「安内攘外」政策的进展，对地方实力派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促使彼等将寻找同盟者的目光，由党内转向党外。

在此倾向下，西北两大实力派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便很顺利地与中共「化敌为友」，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的局面。

（作者为文史工作者）

【未完待续，蒋世安专栏每周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