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我和王沪宁来往的那些年（上）──王沪宁的台湾经验（徐宗懋）

1988 年，徐宗懋在上海复旦大学与王沪宁教授合影。（图文：作者徐宗懋提供）

中共二十大结束，新的政治局常委出炉，习近平主席总览大局，旧的人士纷纷遭到替代；尽管如此，信任政协主席王沪宁却是特例，他既被视为习近平的最高智囊，也曾经是胡锦涛和江泽民的亲信，说他是三朝国师毫不为过。

因缘际会，我和王沪宁先生30多年前曾有一段友谊。对我而言，他宛如一位「消失的朋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王沪宁掌管意识形态工作，前5年主导全国宣传事务，对于以意识形态主导政策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个角色十分重要。与过去几位掌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不同的是，王沪宁曾经是著名学者，发表过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相关著作，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脉络，加上过往行事低调，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因此，各界也急于了解王沪宁的一切，做为当前中共中央政策评析的参考。

其实王沪宁曾经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参加过不少座谈会，无论是复旦师生友人或者知识界的同好，应该不乏其人，有不少朋友够资格谈王沪宁其人，但在大陆现有的新闻体制下，公开谈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不容易，不过做为海外新闻同仁的笔者，却可以公开分享我所知道的王沪宁教授，包括他的风格以及他的思想体系。

1988年5月，我从马尼拉飞到上海，这是我第二次到大陆。行李放进上海大厦之后，立刻租了车到复旦大学。一个月前我和复旦大学辩论队师生在新加坡密集相处了一个月，感情融洽。这是新加坡广播局主办的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比赛，邀请了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地主新加坡的辩论代表队参赛。由于是台湾解严后，两岸大学生首次同台辩论，立刻在台湾造成大轰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台湾媒体大篇幅的报导，这是两岸交流的第一个春天，更由于是由年轻人来落实这项交流，因此更充满了民族的感情和希望。我们分手后，他们可能以为双方告别后，彼此会通半年一年的信，然后才有机会重逢。不料才一个月，我就直奔上海复旦校园，这是一趟惊奇之旅，所以复旦辩论队师生都出来接待我，仿佛新加坡的热情相处瞬间重现眼前。由于我们在台湾这一代都受了浓厚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对中国历史和土地都有很亲切的感情，所以做为同胞，我们和复旦师生很快就建立了融洽的感情。

1993年，王沪宁教授所率领的上海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辩论会场上与儒学专家杜维明教授合影。（图文：作者徐宗懋提供）

1993年，在新加坡国际大专学生辩论会上，笔者与王沪宁教授合影。（图文：作者徐宗懋提供）

王沪宁此时才32岁，复旦校长谢希德也是著名的开明知识分子。1984年美国总统雷根在复旦大学发表著名的演说，宣扬美国历史中自由民主的精神元素。当时大陆的改革开放进行了5年，极左的思想已经被彻底的否定，但未来要怎么走还在探索当中。中国人看到了美国人的富裕、活泼和自由，从过去的反对美帝转变成对美国充满了钦佩与向往。尽管如此，中国有本身的国情，如何从极左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运作转化到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运作，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主张和辩论，其中一种有名的主张称为「新权威主义」，意思是中国人应走向现代民主，可是中国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依然不足，因此需要在一段相当历史采用新权威主义的治理，创造未来民主建设所需要的条件。新权威主义不仅是政策主张，也由它的历史根据，认为人类现代民主就是由资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所转换的，过程都有经过一段开明专制的统治期。

1988 年，徐宗懋在上海复旦大学与王沪宁教授（左）和谢希德（右）校长聚餐。（图文：作者徐宗懋提供）

我当时对王沪宁的思想主张并不清楚，不过他送了我几本他的学术著作，同时，复旦同学们也提到王沪宁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我们没有机会谈论太多的思想议题，不过毕竟此时的王沪宁主要是在大学教书，并无一官半职，讲话没有太大的顾忌。复旦有大学生的沙龙，提供啤酒，许多师生喜欢到沙龙喝啤酒聊天，我和王沪宁聊得相当愉快。说起来，1988年大陆已经出现城市经济改革的诸多弊端，民怨丛生，知识分子向往欧美的体制，对现状相当嫌恶，社会动荡的火苗已经隐隐燃烧。尽管如此，知识界有一股敢言的开放气氛，某种意义上甚至比现在更自由，我看过许多出版品的用语都比现在要大胆的多。这种思想高度分歧的状态也反映在中共党的高层，如此就埋下了党的大分裂的种子。

1989年4月，我又去了一趟复旦，在学生宿舍住了一晚，跟同学们彻夜聊天，隔天凌晨舍监还没开门前，我就爬墙离去。第二次到复旦我印象很深刻，过去一年王沪宁拿了霍英东奖学金到美国待了一阵子，我看见他美国回来后，穿着变的时髦很多，提到在美国的见闻，他显得很兴奋，很多心得。他说台湾送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数量「不得了」，对台湾的发展影响巨大。另外他也说，宗教深入美国家庭的程度超过他的想像。王对美国的了解不再只是书本上的记载，而是整个社会运作和真实民情的体会。两个月后，我被《中国时报》再派去大陆，接替天安门事件的采访，前两位同仁已经待了两个月太累了，我是去轮班的，没想到自己一周后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倒在血泊中。接下来的半年，对我而言，是从昏天暗地到逐渐平息的心理状态，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最终只能交给历史去裁决了。

1990年6月，也就是天安门事件过后的整整一年后，我又再次去了复旦大学探望好友，几位复旦的同学卷入「六四」被开除学籍，他们后来去南方做生意赚了大钱，成为那个时代许多类似故事之一。那次，我去王沪宁的办公室聊了两句，他已从去年美国刚回来的时髦打扮换回朴素的白衬衫，许多大陆领导人「六四」前穿西装，「六四」后突然换回中山装，服装仿佛也成了某种政治表态的象征。我们谈话不多，不过有提到「六四」和东欧变局，他说中国不能像东欧那样，这个看法符合他的理论，至于中国应该怎样呢？他没有说，不过我们是可以推断的。

1992年，王沪宁到台湾参加研讨会，我和几位台湾大学同学到旅馆房间探望他，此时离第一次国际大专生华语辩论赛已经有4年了。王说台湾建设的不错，高速公路旁边的绿化工作做得很好，我认为以王沪宁绝顶聪明的资质，他对台湾的观察虽是仅仅几天，但绝不含糊，一定可以抓到一些重点，毕竟理性的知识他早就具备了，所需补上的只是感性的理解罢了。1993年王沪宁又再次带领复旦大学辩论队来到新加坡，我也再度前往采访，我们这次没有太多的交流，不过倒是拍了不少的照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沪宁了。

根据现有的资料，1995年王沪宁就北上就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过去曾帮上海市长江泽民整理大块理论文章，现在则开始帮江总书记主导思想论述，实际上等于是指导党和国家的思想理论工作。1998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2年被擢升为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接着继续升任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2017年成为政治局常委。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