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從「糖」在香港發跡的英國商業帝國

左为创办太古集团的施怀雅家族第二代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右为如今太古集团在香港总部的标志。 图／太古集团官网、路透社

▌太古集团与近代中国：从「糖」在香港发迹的英国商业帝国

少有商品对十九世纪历史的影响能够胜过糖。

糖的生产、加工、交易和消费，塑造了农业、商业、国际航运网络、政治、饮食和健康。糖曾是密集的技术研发焦点。蒸汽动力和钢铁在十九世纪初对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鲜血、汗水和奴役束缚，也始终和糖纠缠在一起。糖的世界与奴役非洲人、非洲后代以及其他人等，密切相关，而且在后奴隶制经济以及将劳动人口（尤其是从中国）送到种植园的新运输形式中，仍占有核心地位。

▌本文为《太古集团与近代中国：十九世纪驶入中国的英国商人，如何参与商业零和游戏？》（麦田，2023）书摘

施怀雅兄弟在充满加勒比炼糖财富和糖业经贸兴盛的世界长大，那是他们父亲的事业重心，而且曾是他们独有的特色商品。甘蔗在热带地区是一种适应力良好且普遍种植的作物，而特别的是，欧洲的技术发展也能从成长在温带气候的甜菜根中提取糖。糖有多种形式取决于提取过程以及消费者的口味、习惯和财富。消费者的口味可能会变，而且变化剧烈又迅速。

综观十九世纪，糖的人均消费增加，生产增加，价格下跌。一个菁英的炫耀性消费产品脱胎换骨，成为人们饮食中的主要商品。而且，糖或许比任何其他食品都更重要，从来不仅只是一种食品而已。

个人、社会、经济和国家都被一个甜蜜暴政迷住了。如同美国内战期间，棉花的生产被分散到全球各地，糖的生产也对全球市场的变化极其敏感。欧洲在一八七○年代出现甜菜根生产危机──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法国的甜菜根歉收──相应而生的欧洲需求，吞食了来自亚洲汕头、爪哇和印度的进口糖。

约翰．森姆尔．施怀雅与巴特菲尔德（Richard Shackleton Butterfield）合作，在上海成立Butterfield & Swire，中文命名为「太古洋行」，初时经营茶叶及丝绸贸易，以及由英国进口棉花及羊毛。图为1866年太古洋行开业的报章启事。 图／太古集团官网

为了回应这个需求，怡和接手从一八六八年起在香港开业、拥有华资的糖厂「华熙史密斯公司」（Wahee, Smith & Co.，后来的中华火车糖局China Sugar Refinery）。到了一八八一年，中国商人又兴建了第二家糖厂，即利源糖厂（Lee Yuen Sugar Refinery，音译）。这些厂房主要处理从东部沿海汕头运来的原糖，那里的甘蔗田用从华北（搭乘太古和其他公司的轮船）运来的豆饼施肥。

对香港这样的地方而言，两家炼糖厂似乎就足够了──事实上，香港一度有三家炼糖厂，但由于资金不足，第三家落入怡和的手中。但诚如某个澳洲观察家在一八八五年所言，「太古公司如今最出名的，就是他们『一头栽进去』的政策」，这也使他们成为「东角巨头，在中国沿海地区几乎各项事业的竞争对手」，香港某报纸的社论如此评论。于是太古也就这么栽进去了。

新糖厂的规画、融资和经营是研究太古集团营运方式、不停改变在华英商性质，以及全球经济持续进化的实用案例。自从一八七九年，约翰．森姆尔请在香港的合伙人麦金托什研究开设糖业或保险业的机会起，计划就在随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形成。

「如果我们与怡和起争端，而这可能性似乎很高，」他写道，「我们就必须在各方面都与他们对抗。」在烟硝味不那么浓的时候，他承认，竞争对手的「老牌地位、社会和个人影响力」可能代表他们的实力只会越来越强，投资组合里的代理项目只会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要扮演受人尊敬的小老弟」──默默把重点放在「受人尊敬的」几个字上──在探索和打消了在香港成立棉纺织厂或造船厂等选择之后，他决定开发炼糖厂。

1870年太古洋行开设香港分公司，图为1900年代位于香港中环干诺道1号的太古公司香港办事处。 图／太古集团官网

投入这个行业需要土地、水、高效厂房设备、经验丰富的员工、打点这一切的资本，以及生产开始后取得原物料的营运资本，一个管理机构和进入市场的管道。这将是一项复杂又昂贵的商业开发，而且过程中不时遭遇挫折。

一八八一年六月，约翰．森姆尔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的通讯圈──主要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股东──信中附上新事业的招股说明书，邀请他们投资。「我们可以为任何有亮眼成绩的公司取得英国资本，」他在一八八一年早些时候曾这么说，太古轮船公司的收益和股息也充分证明，那些手上有「闲钱」的人大可对他有「信心」，等着拿百分之十的回报，在他们的「迟暮之年」「安享富足」。

「老董」写信邀请朋友和合作伙伴投资各式事业的档案多不胜数，有时他的邀请口气非常不客气，他会宣告结果，赞美或捍卫他在中国的茶师和经理的品味和判断力，然后说，只有蠢蛋才会拒绝投资，并以其他方式劝诱或安抚他们。

亨利．艾萨克．巴特菲尔德是这个人脉网中财力最雄厚的其中一人，他对这些投资邀请抱持的态度特别谨慎。谨慎是巴特菲尔德家族的特色，约翰．森姆尔心想──理察．夏克顿．巴特菲尔德的幽灵一直与他同在──不过，他还是在一封信里向艾萨克．巴特菲尔德保证，没错，他的船可能会失事；没错，这是一个风险；没错，船很可能被船长偷走，但这种行为叫作劫持，在国际上都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又或者，你的轮船在事故中害死了主教或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由于「有过失责任」，巴特菲尔德个人可能会被要求赔偿，但一般来说，这种责任对船东不是问题。

经历过科利一八七五年倒闭，连带对生意造成冲击，还有一八七八／七九年的景气低迷之后，如果太古希望透过这个网络取得资金的渠道能维持畅通，维护公司以及他个人的声誉则是重中之重。

糖厂的资金即将到位，投资人全来自英国本土。新公司于一八八一年六月正式成立。但太古和他的合伙人对糖仍一无所知。太古轮船公司成立之际，他已经投资航运或为其他航运公司做代理超过二十年了。自从他在一八四○年代入行经商以来，棉花商品一直是公司的主力产品。他对澳洲的饮料市场也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可以就新品牌的波特黑啤对洛里默提供建议，而糖虽然长期以来都是公司进口的主要产品之一，自己开糖厂却是截然不同的事业。

为此，约翰．森姆尔再次动用合作伙伴和亲戚网络的协助。

1882年兴建中的太古糖厂。 图／太古集团官网

公司在香港维多利亚城以东五哩处的鲗鱼涌买到合适的土地，虽说地价因为怡和精心策画的操弄，在最后一刻大幅飙涨。鲗鱼涌当时是一处乡下，和城市只有一条道路相连，这条路经过东角的中华火车糖局，通向在港口东边的军营。这一路感觉很遥远，在过去流行乘坐马车外出兜风时，这里是维多利亚城居民足迹所至最远的地方。

这块地需要填土整平，加固斜坡，并在靠港口侧筑堤。照片呈现了基地的开发情况，兴建码头，铺设地基，九层楼高的锅炉房拔地而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当时殖民地最高的建筑──从格里诺克运出的大量设备正在安装。「一座宏伟的建筑，」约翰．森姆尔写道，「没有在装饰上浪费一毛钱──朴素又结实。」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七日，糖厂开始营运之际，他人在福州，怡和的强森则是在香港殖民地，即将离开待了三十三年的中国。看到自己的告别演说、赞美评论的相关报导，和太古糖厂开始生产的消息出现在同一页，肯定是他离开前的污点。「每个人都很惊讶，」约翰．森姆尔沾沾自喜地说，「强森当初估计要六年才会盖好。」。

不到三个月，强森或许已经放声大笑了。就在糖厂开始营运之际，世界糖价暴跌。约翰．森姆尔开始极度懊悔这个商业布局。国际间只有哈维迈耶公司（Havemeyers & Elder）碰巧在同一时间于布鲁克林兴建的工厂，在规模和产能方面超越太古糖厂，这份成就和莫大宽慰，都因生产头两年遭遇的一些重大问题而蒙上阴影。

除了欧洲和亚洲生产过剩导致的价格空前暴跌，公司在寻找市场、维持生产品质、维护员工福利和取得资金方面也遇到了阻碍。

而随后前来拯救太古糖厂的，是年轻的德国化学家费迪南．海因里希．科恩博士（Dr Ferdinand Heinrich Korn）。这个人不仅有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一种有别以往的生产思维。「科学必须带头，」麦金托什写道，海因里希．科恩将科学带到了鲗鱼涌。

科恩博士成为糖厂的总负责人，逐步改善并稳定品质。产品的品质也因为在一八八六年引发合约纠纷，而在法庭上遭检验、质疑。不久，对糖厂的规画至关重要的中国消费者也开始「买帐」。「开始的时候，」麦金托什后来写道，「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要到哪里找贩售产品的现有市场。」其挑战在于，中国消费者习惯食用主要来自汕头中国生产者的各种糖。约翰．森姆尔本人在一八八四年写道，「我们现在必须教育中国人爱上精炼的糖，而不是粗糙的糖，我担心这工作得靠时间来完成。」

事实上，中国消费者已经准备好接受「现代的」糖，就像他们也很愿意搭轮船旅行、乘坐吴淞铁路、使用电报，和接受其他舶来品。他们的文化是开放的。糖和现代性有一种额外的共鸣点，将会成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消费文化的一个独特元素。爱吃甜食是很时髦的事。

对生产者而言，一八八四年的价格暴跌对糖的消费产生了长期的、非常正面的影响，因为它将工业生产的糖带给了更多如今买得起糖的大众。只是中国消费者也渐渐远离非工业生产的有色糖，买起廉价的「工厂白」糖，这是经过漂白而非精炼的产品。这种白糖后来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精炼糖替代品。

当工业生产的白糖价格走跌时，消费者也已经准备好换换口味：过去两年的低廉价格，「使糖厂的产品打开了过去他们不曾进入的市场，」麦金托什表示，而这「让以前食用的糖遭受污名」。新糖厂的新产品和现代性与健康的关联，也益发推动了消费面的变化。白糖是「纯净的」，透过自动化和可靠程度日增的卫生工业过程生产。若要延续这样的生产，「我们务必接受化学家的领导，并与他配合，」麦金托什写道。

太古糖厂被彻底整合到太古的航运利益里。唯有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只有权载运糖厂提炼的精糖，而且大部分原物料是由太古的船运往鲗鱼涌。图为1904年的太古轮船公司旗下长江蒸汽船「金陵号」明信片。 图／太古集团官网

1911年营运中的太古糖厂。 图／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太古糖厂被彻底整合到太古的航运利益里。唯有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只有权载运糖厂提炼的精糖，而且大部分原物料是由太古的船运往鲗鱼涌。用豆饼为供应香港精炼厂原物料的爪哇种植园施肥的需求，也意味着太古轮船营业额增加。糖搭乘刚载着豆饼南下的太古船只，从香港运往北方。

作为代理商，太古洋行透过在中国和日本的分行经销太古糖厂的产品──这就是横滨办事处没有关门的原因。香港的太古洋行是糖厂本身的总代理。太古集团是重要股东。尽管提供经营资金的问题教人望而生畏（这迫使公司寻求过去前所未见的资本规模），尽管市场变化无常和来自怡和所属糖厂的竞争，太古糖厂还是在一八八四至一九○○年间，创造出可观且稳定的利润，和总计超过一百万英镑的股息。

而这些也都是公司不曾遇过的新困境。在工厂兴建期间及之后，中国劳动力带来的那些困境也是如此。因为，太古集团赫然意识到，公司雇用的中国员工人数，比英国或任何其他国籍的员工都要多。

利物浦网络渐渐在太古的故事中失去能见度，此时的太古反而越来越融入伦敦。先前的航运，以及现在的糖业，为太古带来了许多苏格兰员工。公司有葡萄牙和印度的警卫、葡萄牙职员和簿记员，当然还有科恩博士，而他只是太古糖业招募的众多德国员工的第一人。然糖厂的建设为公司另开生面，工厂直接聘雇大量的中国人，因此这揭开了各种新互动的舞台，可是并非所有互动都是令人愉快的。

首先，原来的建筑承包商低估了业务的规模，当麦金托什想雇用另一个人取代他时，公司却遭到他的同行抵制。诚如约翰．森姆尔所说，「行会禁止我们做中国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工程。」他指的，是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发展史。公司的反应是索性直接雇用工人，尽管一八八三年七月关于大批工人罢工的一起法庭案件显示，这么做并没有让问题好转。但「建筑只花一半的时间就盖成了，」约翰．森姆尔写道，而且这些工人拿到更多工钱，因为他们直接受雇于太古糖厂，不用被承包商抽佣。

劳工成为间歇性紧张局势的根源。一八八六年，太古从汕头招募了一百七十人到糖厂工作。考虑到糖业生产在汕头地区经济的角色，太古可能假设他们对糖厂工作有一定的了解，没想到，新问题便由此而生。一八八○年代，华洋互动出现了新的现象，尤其是工人和其他人因为一八八四／八五年中法战争而采取的的民族主义行动，以及先前因法国夺取东京（Tonkin，按：历史地名，指越南北部）而引发的紧张局势。

一八八四年的九月和十月，香港的码头工人和船夫抵制驶进港口的法国军舰。裁判法院应雇主要求，对违反合约的工人处以罚款，引发香港各界华人的示威和暴力事件。一八八四年之前的华洋冲突向来伴随着华人群众动员的因素，不过为外国势力工作或供应外国势力的清朝人民，人数也不相上下。但当太古洋行这样的公司随着业务发展和扩张跨足制造业，制造业成为新的冲突场域，揭开抵制和罢工时代的序幕。

作为代理商，太古洋行透过在中国和日本的分行经销太古糖厂的产品──这就是横滨办事处没有关门的原因。图为1880年代太古洋行的横滨分公司。 图／太古集团官网

《太古集团与近代中国：十九世纪驶入中国的英国商人，如何参与商业零和游戏？》

作者：毕可思（Robert Bickers）

译者：叶品岑

出版社：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3/11/2

内容简介：《太古集团与近代中国》完整地记录了太古集团的历史、家族脉络、商业策略、它的成就、困境，经历了战争、革命，和波折不断的全球经济。这本杰出的企业剖析，不仅精辟解析，更结合各方面的历史洞察：企业本身和所处的环境，近代中国、英国以及永远迎头赶上的全球化浪潮，所触及的买办、船东、东西方商人、革命家、海盗以及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企业高层。任何对全球贸易感兴趣的人，必读《太古集团与近代中国》，它提供了一段贴近近代生活的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今亚洲的经济企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