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荷兰参与红灯区都更案

我在荷兰当都更说客：阿姆斯特丹以人为本的10年街区再生笔记（时报出版）

我认识威廉．范．卢分（William van Leuven）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市的都市发展局担任资深规划师。当时我在执行红灯区的研究案，他则在都发局里面的住宅部门工作，负责规划如何在红灯区内增加住宅的数量。当时我的研究中发现：红灯区内，橱窗地产因为地主希望将一楼橱窗数量极致化的关系，而将通往楼上的楼梯拆除或是挪位，造成很多楼上的住户单元闲置的情况。他对这件事很感兴趣，透过规划圈的朋友跟我联络，于是我就开始到阿姆斯特丹都发局跟他开会。

由于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政府对外宣示希望能够整顿红灯区，并把橱窗数量减少；我跟身高近两百公分、背挺得笔直、戴黑色粗框眼镜的威廉说明了这件事的困难度：因为橱窗是一个很赚钱的空间，大量收购会让政府付出很高代价。这样的空间收益其实并没有计算楼上空屋的价值，因为橱窗之上的楼层常常因为楼下原本衔接街道的楼梯间被牺牲掉了，导致很少有人上楼，使用率自然不高。阿姆斯特丹政府也曾经在二○○九年估算过红灯区大致范围的城市区域中（邮递区号一○一二的范围内），大约有六百户左右的二楼以上空间被闲置，这还不包括拿来当作储藏室的部分。我也指出，楼上的空屋反而是政府可以介入的地方，甚至将一些空屋改建成社会住宅。我当时的提议，和当时政府内的主流论调显然并不相符。不过威廉一直表示他也不太看好「联合专案一○一二」这个计划会成功，并且对我的研究有兴趣多了解。威廉说：过去他在都发局的主要工作是在规划住宅的分配方式，希望能透过我的研究多了解地方性产业的实际运作状况。

事实上，除了阿姆斯特丹有过对性空间的合法化争议外，其实荷兰的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也有过一段实验性的历史。同为港口城市，早在性工作合法化前的七○年代，鹿特丹市就有卡天瑞特（Katendrecht）海滨区的居民抗议过存在街区内的娼馆。当时鹿特丹市政府采用了严厉的手法来管制当地的娼馆，譬如禁止它们在白天营业、缩减娼馆数量等等。后来，市政府采用进一步的强制手段，将街区内的娼馆移至非住宅区，然后着手进行一项名为「爱神中心」（Eros Centre）的计划，也就是设计建造一艘能够容纳四百个床位的大船（因为当时性工作在荷兰尚未被合法化，在船上进行性交易可以解套），让性工作者进驻，并计划将船停泊在鹿特丹南边的旧港务大楼（Oud Poortgebouw）旁的港边。当时的娼馆小姐们和市民因为这样产生了奇异的结盟关系，并且阻止了这个计划的实现。因为小姐们认为将性产业搬到众目睽睽的地点，会招不到客人；而反对的市民们则认为政府这项计划-要在这个当时全世界最忙碌的港口设立一艘「红灯船」，简直是丢尽鹿特丹市的脸。因为反对者的声音，这个计划遭到搁置，到了八○年代最终遭到取消。

威廉说，以前在阿姆斯特丹也曾试图将红灯区引导至市郊、人烟较稀少的地方，像是沿着西边货柜区的泰晤士路（Theemsweg）一带。在全荷兰从事性工作的人之中，大约有百分之五至十是在街上做生意，她们之中很多是从东欧来的、有毒瘾的或是年纪较大的。那时的合法化执行脉络起源于七○、八○年代，当时有很多吸食海洛因的性工作者会在街上接客，造成市区内居民的困扰，于是当时的政府决定在较偏僻的地方开辟合法的「站街区」（Tippelzone）。在二○○○年荷兰将性交易的空间合法化后，橱窗业者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去检核在其空间内工作的小姐的身分跟健康状态，这让没有身分或是已经有毒瘾的人，被迫到街上工作，因为这样就不需要被检查身分。合法化的「站街区」，会提供防范性病传染的医疗措施跟宣导的专区概念，约于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开始在荷兰各大城市测试。站街区通常会提供一个一个车子可以载走小姐的街道配置，有点像是一个停车场的概念，也会有一个叫做「客厅」的空间，供小姐们休息，或是当有健康检查人员到场时可以进行检查。在二○○○年初，根据市政府的调查，这些合法的站街区并没有让在市中心区非法站街的小姐减少，原因是在市中心有毒瘾的小姐还是比较容易取得毒品，所以她们不一定会去偏远的泰晤士路站街区。另外，因为站街区的小姐聚集的越来越多，市政府也必须派出越来越多的警力，这造成政府的维持成本大幅度提高；尤其小姐的营业时间很晚，往往会到凌晨，而夜班的警力也比较贵。到了二○○三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社会舆论对此专区反感，也怀疑这样的合法区会不会吸引更多落后国家的性工作者来到荷兰工作（即使她们本来没有这样的意愿），于是政府在种种考量的评估下，决定终结站街区的政策。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鹿特丹、海牙与阿姆斯特丹，都陆续关闭了站街区，目前安特卫芬市也在考虑要关闭站街区，当地政府估计每年需要花费两百万欧元来维持，这让他们不太愿意再负担这样的开销。

但当红灯区必须被重新规划，部分或是全盘的重整，又有什么空间企划可以取代性产业？这是一个有点困难的题目。因为在荷兰将娼馆合法化后，橱窗可以自由买卖，逐渐变成昂贵的地产。如果部分橱窗必须净空改建，政府通常想到的是餐饮类的空间企划，因为餐饮类可以创造较高的租金收益，去平衡之前因为高价收购橱窗而造成的财务亏损。然而餐饮业却会让红灯区的游客更多，并不能改善红灯区街道上游客过多的问题。又事实上，餐厅时常将户外座椅摆出来，让客人坐在街边晒太阳、喝啤酒，但是坐在街边的客人反而会让买春的客人不敢靠近橱窗，因为他们会被大家盯着看而感到不好意思。另一个改建的可能性，是将橱窗地产还原成住宅，就像这些空间以前的样子一样。但就算是改成高级住宅，每一栋房子的价值都还是远比橱窗地产的房地产价值低，且如果同一个街廓仍有数户的红灯户存在，附近的地产商也很难将这些改建的房地产商品顺利售出。

试着想想：红灯区变成一个高级住宅区，这样好吗？一个从十三世纪以来就散落着橱窗的城市小区，转变成跟一个平凡的欧洲城市的市中心一样单调乏味，每天等着钟楼敲出声响。但是如果橱窗数目不减少，以橱窗地主的财力，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去收购更多的老城区地产。如果无法向市府申请到橱窗的营业执照，他们也可以将这些地产改成酒吧或是速食餐饮店，这样会让市中心的街道环境更差。这样的城市更新过程是很敏感而且难以管控的，将远远超过阿姆斯特丹政府可以多元管控的能力，也不是一般社区组织可以统合的，因为这样的都市重建过程意见非常多元，甚至是互相冲突。（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