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助阵 台湾连夺2届亚运足球金牌

1958年东京亚运中华足球队夺冠后合影。（罗北提供）

前沿与流动：重探冷战的亚际连结（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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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男足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辉煌成就，香港华人球员可谓居功至伟。例如1954年亚运会时，在中华民国足球队的二十一位球员当中，就有十七人是香港的甲组球员。另外四名在台湾选出的球员，也有两人（严士鑫和徐祖国）为曾在香港踢球的沪将。1958年亚运会、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60年代两次荣夺默迪卡殊荣的阵容，更是清一色为香港球员。据笔者的统计，由1954年亚运会到1971年默迪卡大赛期间，共有九十九位居港的华人足球员被台湾征召参加亚运会、亚洲杯（外围赛）、奥运会（外围赛）、默迪卡杯和亚青杯赛事。除了球员外，当时中华民国队的教练也几乎是完全依赖香港的球圈人士，当中以「球王」李惠堂最经常被起用为球队的主教练。球队的四个重要锦标和到义大利参加奥运会、挂主教练头衔的都是李惠堂。

香港足球员代表中华民国上阵，源于1912年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以下简称远运）。相对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19世纪中已被英国统治的香港，足球风气盛行得多，香港华人的足球实力，于20世纪初的中国可谓首屈一指。1912至1934年间，曾举行过十届远东运动会，除了第十届有荷属东印度参赛外，远运的参赛单位有中国、日本和菲律宾，而中国足球队由第二届赛事起就从未失落过足球金牌。在中国足球队的「九连霸」事业中，来自香港的足球员居功厥伟，由第一届至第八届远运，中国足球队的所有球员都来自香港。之后的两届赛事，也有多位香港球员任中国队的主力。另一方面，在1936年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代表团，足球队二十二位球员中亦有十五位香港球员。到二战后首届奥运会（1948年在伦敦举行），中国足球队亦有参赛。今次香港足球员占全队十八名球员的十一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华人足球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国际运动大赛，是「理所当然」、没有争议的事情。

但到1954年时，香港足球员和其它项目的运动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国际大赛的政治含义已跟之前有很大分别。首先，1954年第二届亚洲运动会（亚运会）在马尼拉举行时，中华民国政府已退守台湾，与1949年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声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这为各个国际运动组织带来了如何处理中国代表权的争议。不同的组织对中国代表权争议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70年代前，亚运会只承认中华民国，1954年在马尼拉亚运会期间成立的亚洲足球协会（亚洲足协），中华民国即是创会成员之一。因此，中华民国在70年代前一直都有资格参加亚洲足协主办的赛事（包括亚洲杯、亚青杯）。

另一个香港华人运动员代表中华民国参赛受到争议的原因，是国际奥委会在1951年承认了香港业余体育协会，使香港开始获得独立参加国际大型运动赛事（包括奥运会和亚运会）的资格。自此之后，香港华人球员以至其它项目的运动员，就可以香港队代表的身分参加国际大赛，这跟之前只有代表中国才可以参加国际赛事不再一样。而中华民国男足能在50、60年代于亚洲赛场取得好成绩的主因，是香港大多数的一流华将都是中华民国国脚（如姚卓然、莫振华、黄志强、张子岱、张子慧等），而不是香港代表队的成员。

到底为何香港的华人足球好手多是国脚而非港脚呢？每一位球员的经历和抉择当然不尽相同。但在50、60年代的香港，除非一位华人好手讨厌国民党或者支持共产党，否则倾向当中华民国国脚而非港脚是很「自然」的。首先，既然20世纪初的香港华人顶尖球员都是中华民国国脚，50、60年代的球员当上中华民国国脚，也是在复制着足球圈前辈的经验。事实上，1954年在马尼拉亚运为中华民国队上阵的居港球员中，就有五人（何应芬、邹文治、侯榕生、朱永强、李大辉）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前获选代表中华民国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足球赛。（三之一；摘自《前沿与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