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文库 陪伴无数台湾人走过青春岁月

张清吉纪念文集：渔夫‧三轮车伕‧出版家‧文化人（允晨文化）

前言：在《自由中国》查禁停刊，雷震被捕，《文星杂志》印行将近百期，文星书店歇业落幕的六○到八○年代，知识界再度面临空前滞闷的困境。这个关键时刻，党外运动行将展开的年代，有一家专门出版、翻译西方经典的「新潮文库」，书类包括文学、哲学、禅学、传记、电影、美术，这套后来出版近五○○号的书籍，不但打响了「新潮文库」的名号，而且迄今仍为全国艺文界所怀念、肯定。

问：张先生，您能告诉我们您的出身和学历吗？

答：我是日据时代1927年出生于苗栗县后龙镇。我在苗栗外埔公学校就读（其中有一年转到台南），五年级时转回外埔公学校（现为外埔国小）并在该校毕业。

问：请问启蒙您喜欢课外读物的是哪些书籍？

答：我就读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因为家计负担太重，全家迁到台南盐水并在糖厂任职一年；我因此有机会在糖厂附设图书室里，读到一套日本出版社为青少年编写的青少年版读物，诸如《少年俱乐部》、《讲谈俱乐部》等书就成了我的启蒙书籍。这一套完整的刊物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浩瀚的知识国度，也养成我一生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

问：谁是影响您一生最重要的人？

答：搬回故乡外埔公学校时的日籍导师大藏先生是我的恩师，他教我们五、六年级。全班男女同学合计44名，他发现我的成绩经常保持第一，时常鼓励并指导我；他当时单身，我毕业后，太平洋战争风云日益险恶，学校的男教员开始被徵调上战场。离开学校后我与恩师完全失去联络，不久我也被征召到高雄冈山航空场报到，经过一番严酷无比的魔鬼训练，之后被分发到飞机场第一线工作，这种组装复杂的发动机和装砲任务，相当繁重又有危险性，我心想不久自己也会被送往南洋当砲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才得以解甲还乡。

问：战争结束，您上台北谋生以前，在故乡做过哪些工作？

答：我当过农夫，种过稻米、地瓜、西瓜、花生，也当过渔夫，早上三、四点使用竹筏摸黑出海捕鱼。当时没有气象预报，有时海面突然掀起狂风巨浪，把竹筏冲上一个半楼层高。这时渔夫四人各据竹筏一角，中间由另一人掌舵判断各种情况，看来真是惊险万状，与《老人与海》、《冰岛渔夫》的情节不相上下（二书均收入新潮文库）。

问：张先生，您为什么会动念离开故乡北上谋生？那一年您几岁？

答：我是26岁时，带着新婚四年的妻子北上谋生。那时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已经发生，从此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成家后我在故乡当了四年农夫、渔夫，知道在偏远的乡下不会有发展和出路，所以决定北上另谋生计。

到了台北，找工作不容易，开始做一些零工，也当过三轮车伕。同业看我一有空就跑书摊找书、买书，劝我自己开书店。1963年我在临沂街口开了第一家「长荣书店」，书店分成两个部门，一半出租各类书籍，一半做旧书交易买卖，业务就这样开始。

后来的岁月中，妻子帮忙每天接电话、包书、送书、在店面卖书，处理许多繁杂琐碎的业务。我自己则全省一、二百家书店亲自推销书籍、收帐，每天忙到清晨一、二点的艰苦岁月，哪里有时间看书。多年后虽请了业务员，终年还是像陀螺转个不停。等到女儿政大中文系毕业可以分担一点编辑工作时，她竟十分犹豫是不是要从事这么辛苦的出版事业。1975年结束了三家「长荣书店」门市部，我们全家搬来天母直到现在。

经营长荣书店不久，这时来买书的第一批客人，出现了李敖、林衡哲、陈鼓应，以及当时尚就读成功中学初中部的秦贤次。更重要的是其中林衡哲（当时是台大医学系四年级学生），就成为我后来踏上出版事业的催生者。

问：请问您为什么会创立新潮文库？

答：这就要归功于我遇到的大贵人林衡哲先生。这位台大医学生看到志文出版社出版一些学习英语的漫画书，和一些消遣性的幽默小品，他当面对我说了两次：「张先生，虎死留皮，人死留名，你出版这种书无益社会人心啊！有一流的文化，才有一流的国家。」这时他已经在「文星丛刊」出版了第一本翻译书籍《当代智慧人物一夕谈》。不久《自由中国》、《文星杂志》、《欧洲杂志》相继停刊，雷震判刑十年定谳，文星书店关门。台湾文化界进入一个气氛肃杀的沉闷时代，这时林医师翻译的《罗素回忆集》、《罗素传》成为这套文库的奠基石。

问：这套新潮文库，加上五十多册精装本的「新潮世界名著」以及后来开拓的企管、励志、侦探、推理以及新潮少年文库，数量已经多达一千多册。五十年来，这些书全面影响了二年级生到七年级生的读者群。这些忠实的粉丝，很想有机会向您说一声「谢谢」，您知道吗？

答：记得有一次我从日本回来，在机场通关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负责人检查我带回来的书籍和资料后，他看到我的名片，立刻面带笑容，立正向我行举手礼。我猜想他要表达的是：「我知道您是谁。我是喝新潮文库奶水长大的……」

问：常常有读者反应，称赞新潮文库在选书、导读、编排十分用心，有如一位高明的导游，带领读者一步一步进入书中的堂奥。「新潮文库」的出版品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特色？

答：因为30岁到70岁这段岁月，我每年都要到日本买书，搜集资料。我发现日本岩波文库、讲谈社、白水社、河出社、福音书房都有自己着力的书类，而且各具特色。我想我借镜最多的是「岩波文库」，它的历史已逾一百多年，几乎与明治维新同步出发，岩波文库也是带动日本全面走向「文化维新」的原动力，它刊行的「教养文库」成为日本现代国民必读之书，我们心虽向往，但力有未逮。现在台湾继起的出版社，已有好几家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这是我们欣见的一种新气象。

问：现在新生代阅读，都在手机解决，纸本已经已迅速没落，对这种现象，张先生有什么看法？

答：我自己已在72岁时全面退休，出版业务交棒给二子、二女，过着深居简出的归隐生活，有二十年还在自宅的楼顶种菜、莳花。罗东仁医陈五福博士（1918到1997）晚年曾亲自来出版社看我，因为我们出版了十来本史怀哲系列的书籍，他本人曾用德文与史怀哲通信；陈医师认为作家呕心沥血写出的经典，读的人也要正襟危坐、仔细咀嚼品味，才能吸收领悟，并化成自己的营养。当时我听了很感动，也对他一生照顾、提供教育环境给视障同胞的仁行义举肃然起敬。

问：张先生，文化界称誉您是「台湾的王云五」。《天下文化》杂志于2000年推选台湾200年来台湾最有影响力的200人，您是名列金榜的唯一文化界人士。这些难道不是实至名归的殊荣吗？

答：一本书出版后，读者很快就有回应，有的对译笔、书的内容提出看法，甚至建议我们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我想这比任何有形的奖赏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