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索／街头有人

文／杨索

父母都是80余岁的人，仍于街头做小贩，时不时跑警察。父亲一生挣不到合法摆摊的牌照，年迈体衰的他这一两年有两三回被警察追逐摔倒，收罚单是家常便事。我懵懂之时就在街头讨生活，我们不是街友，也不是乞丐，只是依傍街边讨饭吃。无论卖菜、卖花、卖水果、卖吃食、卖夹克、卖黄牛票，因为占到一个位置，手上有东西可卖，我心中都觉得饱满幸福。成长过程，我深深了解，这些都是「货品」，透过交易，可以付房租、学费，换来食物、不被驱赶的基本尊严。我不懂由蔬菜去领会季节递嬗的喜悦，我特别讨厌西瓜，一颗西瓜烂掉会形成瓜瘟。卖花要趁早，一迟就谢了，败谢的花比垃圾还臭。当我还不懂阶级这个词语时，我已经在阶级属性之中。街上并不宁静，我属于非法的存在，只要听到警察两字，我就得快速逃跑，否则一天的买卖将化为乌有。街心区分为须要跑与不须要跑的两种人。命中注定，我成为前者。身为无照小贩，我不能跟警察争，否则会多一张妨碍公务的罚单，甚至被抓到警察局拘禁。

我的生命有一些烙痕，有一道是警察踩上的。那是我16岁那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喜孜孜地备好料推着摊车到永和戏院摆摊，管区警察出现了，强令父亲收摊。父亲几乎用乞怜的态度恳求，并且隔邻有其他油汤档做生意，但警员就是不准。难堪的父亲在众人围观下关掉瓦斯。我把一锅锅吃食摆上三轮脚踏车，艰难地踩踏回家。最后的小贩岁月是在公馆卖夹克，冷风中叫卖使我的喉头沙哑。17岁的少女的我瘦小灰扑扑，没有年轻气盛，只有早衰沉重。我渴望脱离街头买卖，停止与警察的追赶跑跳。我幸运挣脱了回圈，父母与手足仍在与法律冲撞的循环中。年轻时期的弟弟尝试过许多工作，节节败退又回到十字路口，毕竟那是门槛最低、又能换现金的场所。父母有8个儿女，其中4、5人经常处于经济不稳状态。父亲做小贩以孵乐透发财梦；母亲做小贩担负永远的儿女债。我未能拯救父母脱卸小贩身份，至今一夜夜自我究责、难以安宁。交通警察并没有特别邪恶，他们只是执行公务，即使是面对高寿老人。除夕那日，父母仍想做生意，我苦劝后才同意暂歇围炉。父亲在饭桌上说，警察开罚单，他不理会，结果法院直接从他邮局帐户扣款，「一个伫路边卖杂志的流浪汉教我，我口座的老人年金是政府照顾老伙仔，可以讨回来。」父亲得意地说，他一笔笔要回来了。一生小贩的父亲终于成了反抗者。

●作者杨索，作家。本文已获授权，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讨论与声音，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