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曾国藩家书,上世纪80年代才敢公布:若早公布,曾家必灭族

咸丰对于大清来说,真是一个不吉利的年号。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发动金田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内忧未平,又来外患。1857年,英国、法国以换约为名,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到了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并在八里桥大败满清最后的精锐——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最终,北京沦陷,咸丰带着后妃如同丧家之犬一般,逃向了承德避暑山庄。

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正在与太平军鏖战的曾国藩去哪了?自家老板的老巢都被端了,曾圣人能坐得住吗?答案很简单:还真坐得住。当时的曾国藩到底在干嘛呢?原来在那个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对于太平军重镇——安庆的围攻,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860年8月25日深夜,驻扎在祁门的曾国藩突然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来信,来信人正是咸丰。咸丰表示,英法联军连战连胜,已经逼近北京。因此,咸丰命曾国藩立即派遣3000精兵,以猛将鲍超为主将,即可启程,支援京师,并将士兵交由胜保指挥。

曾国藩一贯将自己标榜为忠臣,然而当君父面临颠覆之危时,曾国藩却不想派援兵了。为啥呢?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鲍超是曾国藩的爱将,能征惯战,如果调出精兵,安庆必然撤围,这几年的辛苦就将功亏一篑;

其二,北京局势已经相当明朗,京师必然被攻陷,即使送出3000援兵也于事无补。况且英法联军攻打清朝是为了求财,并非心腹大患。而志在夺取满清江山的太平天国就不同了。对此,曾国藩在日记中表示:“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

其三,胜保是曾国藩的政敌,嫉妒湘军的战功。一旦鲍超带着3000兵马加入他麾下,他岂有吐出的道理,肯定将这部分精兵吞并。

综合这三点,曾国藩对于支援北京,是100个不愿意的。不过救君父之难,乃是人臣之大节。如果不救,岂不是授人以柄?

就在曾国藩苦恼之时,李鸿章却淡然一笑。他对曾国藩说:“现在领兵入京已经没有意义,最终结果必然是议和。”因此李鸿章建议:“咱们必须要拖!”

李鸿章的建言,坚定了曾国藩的信心。他8月25号得到上谕,结果故意拖到9月6号才回复一封信。信中说:“鲍超人生地不熟,贸然远行,肯定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北京。同时,鲍超品级太低,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在我和胡林翼之间选一个进京,不久稳妥了吗?”

咸丰收到这封回信,内心一定是崩溃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还写回信。要知道当时没有电报更没有电话,从安庆到北京,往返一趟要好几天,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还没等咸丰回信,英法联军便已经攻入了北京,放火焚烧了圆明园。而不出李鸿章所料,清廷果然和英法联军议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至于让湘军北上勤王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在此期间,曾国藩鲁莽的九弟曾国荃却闹出个大乌龙,差点让老曾家背上灭族之罪。1860年9月10日,曾国藩接到了弟弟曾国荃的来信,读完后竟吓得浑身冒冷汗。于是他先销毁了曾国荃的信,然后以极其严厉的语气写了封回信。信中开篇便写道:

那么,曾国荃的信有多么狂悖呢?虽然原信已经销毁,但在曾国藩的回信中,仍可见端倪。

首先,曾国荃似乎对僧格林沁对英法联军的抵抗表示了不屑。而曾国藩却在信中批驳道:“僧王所带领的蒙古诸军在天津、通州等地的战斗中,竭尽全力与洋人作战,怎么可能留有余力不肯尽力呢?”

其次,曾国荃似乎认为,咸丰被赶到承德“西狩”,都是因为他瞎指挥、得罪洋人、咎由自取,根本就不应该救。而曾国藩则骂道:“做臣子应该积极下你供应皇帝诏令,分兵北上救援,这是我们的本分!如果京师丢了,就算克复了江南,又有何用?”

最后,曾国荃还认为,如今北京有恭亲王奕坐镇。以他的贤明,应该可以与洋人签订合约,更不必劳烦湘军北上,毕竟现在围攻安庆要紧。而曾国藩则认为,奕聪明有余但是举止轻浮、锋芒毕露,不堪大用。

曾国荃生性鲁莽,满嘴跑火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这一次,他的这封信突破了底线。曾国荃写这封的起因,也很好理解。恐怕是因为曾国藩与他讨论北上勤王之事。但是曾国荃正在专心攻打安庆,不愿收拾这个烂摊子,自然就口出妄言。

对于咸丰,曾国藩确实也有不满;对于咸丰在节骨眼上的求援,曾国藩也不想理会。但不满归不满,曾国藩还是保留了自己理学大家的底线,忠君爱国的底线,绝不能越过。而且曾国藩如此严厉,就是要改掉曾国荃多嘴、妄言的毛病。

曾国荃的信被摧毁,这封家书自然也不能示人,否则必然遭致灭族之祸。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封回信才被曾家后人所披露。

过了几个月,安庆终于被攻陷,天京天险尽失,太平天国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不得不说,曾国藩确实高明,懂得抓大放小,有所取舍。正是有这样的大智慧,才让曾国藩得以平定天下、位极人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