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断上路的游荡者，和他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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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热爱旅行、时常在路上的中国人，你很难不“认识”刘子超。这种“认识”，包括在某个时刻撞上他的书。自从去年夏天在大理读到他的中亚游记《失落的卫星》后，我便找来了他的旅行书。从欧洲到中亚，再到印度和东南亚，刘子超的三本书记录了三个区域的风土人情。他的旅行笔记有种轻盈与流畅感，于不知不觉中将“别的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
● 刘子超《失落的卫星》
而在这三本书中，一再加印、去年底再版的《沿着季风的方向》，或许是最适合中国人在后疫情时代重启出国旅行的一本。泰国，老挝，印尼，菲律宾……那是我们极易抵达的地方，刘子超以他的视角勾勒出这些国家的切面，这里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失落与追寻。
● 刘子超《沿着季风的方向》
缅北山区薪火相传却又脆弱衰微的华文学校，印尼火山口在炼狱中谋生的硫黄工人，印度村子里以很少的钱过简单人生的“嬉皮”……他记录旅途上与人的相遇，和他们千姿百态的人生。那也是旅行应有之义：看见不同的人，也看见人的不同。而所有看见，都会让人的心变得更开阔深远，对自己和他人多了理解与包容。
● 作者刘子超。
撰文 | 祁十一
编辑｜97
《我私人的“佐米亚”》是极吸引人的篇章。“佐米亚”，意为“山民之地”，指东南亚在历史上脱离低地政府控制的大片山区，包括缅甸掸邦、老挝、越南北部和泰国北部山区。听上去，它是不是很像中国文化中的“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尽管如今“缅北”几乎是电信诈骗的代名词，但刘子超在疫情前的好时机去了那儿，看到了古朴与文雅。
●拉祜族女人。
那里有高山上与世隔离的民族。比如依然过着刀耕火种生活的爱伲人，孩子不上学，部落里也无人识字。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进村之时，同行的本地向导还会念念祈祷，“不要害怕，我们不想惊动灵魂，我们是来做客的。”
在那里，刘子超与古老中文迎面相遇。一句“先生从何而来”的文雅汉语让人吃惊，随后揭开了流落至此繁衍生息的华人生存图景。无论在哪里，华人都顽强地保存着本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建学校，教中文，执着地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
●拉祜族牧童之二。
今年1月，我在泰缅交界的泰北山区旅行时，也曾去到华人聚集的村子。在那里，普通话和云南话是通用语言，人们吃稀豆粉，孩子们白天上泰文学校、晚上和周末去中文学校。而在整个泰北地区，这样的村子为数不少。泰国清莱省云南同乡会会长说，光是中文学校，泰北地区就有60多所。
在当地的中文学校，听着初中生们跟随老师以唱颂的方式念中国古诗词时，你很难不生出一种感动。“醉眼朦胧万事空，今年痛饮瀼西东。偶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御晚风。”陆游的《醉中到白崖而归》响彻泰北深山的校舍，你也意识不到自己究竟身在何处。
●刘子超沿途记录。
当我一边在泰北旅行，一边翻阅《沿着季风的方向》，眼前所见和书中所写互相映照，“远方”和“诗意”成为此刻的境遇和现实，你会有种满足感。就像《我私人的“佐米亚”》开篇所写，毛姆遇到一位旅客，说自己在掸邦的景栋度过了五年时光，他哪儿也不想住，只想住在景栋。“他的脸上有着长期独居偏僻之地的人所特有的落落寡合的神情。毛姆问他，景栋到底给了他什么。这位旅客回答：满足。”
我想，或许很多人都怀有一种隐秘而深层的渴望：去到一个遥远的、充满异域风情的、谁也不认识的地方，过一段与世隔绝又自在舒适的生活。光是那样想想，就能带来疗愈，缓解日常生活的疲惫与乏味。而这，大概就是我们需要旅行的原因。
●刘子超在途中。
印度的村子亨比，提供了另一种关于远方的想像。那里聚集了外国嬉皮，“剃了光头，留着脏辫，穿着皱巴巴的粗麻衣服，打着耳洞或鼻钉，很瘦，眼神直勾勾，表情中带着人畜无害的平静，又似乎暗藏激流。”
“没有人说得清嬉皮是怎么看中亨比的。或许因为这里只有素食，没有酒精，远离任何一座大城市。自打成为废墟，就有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气氛。加上物价便宜，几乎不费力气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
●刘子超沿途记录。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地方，奇妙地具有“乌托邦”气质，成为异乡人、嬉皮士聚集之地。它们往往有些共同特质，比如风景优美，有文艺或宗教气息，最重要的是——物价低。国内的大理，泰国的清迈、拜县，印度的亨比……都是这样的远方之城。
当然，你可以说这里的人懒惰，每天看似冥想、阅读、耕种、写作、晒太阳，实则逃避社会、无所事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何尝不是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想像：跳出社会结构，打破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模式，努力自给自足、独立自主，不被社会评价与惯性所裹挟。
为了实现和维持这样的生活，哪怕过得清贫一点，很多人也甘之如怡。就像刘子超在亨比遇见的一个比利时女人，她说在这里几乎用不到什么钱，“我吃素，这里的蔬菜很便宜。有时我也给亨比的餐厅做做室内设计。如果生活在比利时，钱或许是很重要的东西。但在这里，钱对我来说只是数字。生活中有很多比数字更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吗？”
这样的地方自有它强大的引力，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奔流而去。就如刘子超所描述的：“唯独在亨比，我仍能感觉到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存在：每天清晨，家家户户在门前面画上莲花，去河边浣衣，去庙里祭拜，去田里劳作，傍晚洒扫庭除。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正是农业时代最后的尊严感。尊严感当然需要一点点金钱维持，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执着坚持下去。”
●景栋中文学校老师朱国华（后排左）。
亨比村和刘子超记录的诸多远方之地，扩展着人的想像和可能。爪哇岛上婆罗浮屠的超然物外，老挝人民的“清心寡欲、朴素清丽”，菲律宾令人着迷的观鲸之旅，孟买金融城与贫民窟的毗邻而居，抑或康拉德的东南亚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场景——热带丛林、大海、昏黄的酒吧、身处异乡的外国人……无不展示着这个世界的复杂纷繁、层次鲜明。
当一个人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日久天长难免陷于窠臼与重复。若无法从这种生活本身汲取营养，更会感受到痛苦和厌倦。此时若抬头看看远方，看看世界的广阔、不同地区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或许能从中得到力量。
●安族小孩。
一如刘子超在印尼火山口遇见硫黄工人的一段感慨：“有人说这里是炼狱，可对每天采矿的硫黄工人来说，炼狱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吃饭、散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样平常。……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的场景，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金黄色的硫黄晶体，用塑料袋包好带回中国，只是为了深深铭记——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
●安族少女之一。
本文作者：祁十一，现居成都，一个晃晃悠悠的写作者，喜欢写作和体力活。
本文配图均来源于出版社提供，版权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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