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潜水”(解码文学空间)

写作是捡拾的艺术,同时也是忽视的艺术。有忽视,才会对另一部分有更深的专注。但麻烦在于,到某一个时刻,被你忽视的,会逼到你面前来,它不仅让你正视它,还要你走进它的内部去。这时候才发现,所谓忽视,其实是另一种专注――你知道它在那里,始终等待着你的目光。城市于我,或者说成都于我,就是如此。

我到成都生活整整20年了,但《寂静史》之前,我从没写过成都。我出生在川东北大巴山区,在我出生的年代,对山区人而言,城市是另一个世界,城里人也是另一种人。我的大部分小说,是在对城市的渴望中完成的。我真正从事写作,始于成都。可在我笔下,城市只是远方。我脚下的街道,包括离住家很近的金沙遗址文化宫杜甫草堂、宽窄巷子,与我故乡的山水、丛林和瓦舍相比,只是模糊的背景。当然,这背景不是纸做的,它充满张力,与乡村形成强烈映照,《大嫂谣》《我们的路》等小说,就是这样写就的。

说不清是哪一个具体的时间,故乡在我心里变得陌生起来,她不再是我知道和熟悉的那个故乡,也不再欢迎我以固有的眼光和笔调去审视她、书写她。她变了,她比我更懂得时代的含义。这时我发现,我与城市的关系,言说城市时的心境,都和以前完全不同。城市不是远景,城市就是现实,即使还没构成现实本身,但小溪向大河汇聚,也已形成潮流。于是,《冉氏春秋》《声音史》等,为我意念和想象中的故乡轻轻地把门关上,我就专注于认识眼前人了。这眼前人就是成都。

十多年来,我身边的成都竟有了那么多变化。变化一直在发生,只是以前被我忽视了。我几乎是在无意之中,见证了某些事物的消亡和生长。

刚到成都的几年,我常去小区外公园旁的报刊亭买书,包括发表我作品的杂志。但有一天,报刊亭锁上了,锁上后就再没打开。又过些日子,那个亭子不见了,地上黯淡的印迹冲刷干净,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离家有七八分钟路程有个邮局,我去那里寄信,寄稿子,也取稿费。但有一天,却罩上几米宽的卷帘门,随后变成了一家超市。我并不在意,因为稿子早就是网上发送,稿费也是打到银行卡上了。小区西门出去,走百余米,是府南河(杜甫笔下叫锦江)的支流磨底河,老远就臭不可闻。仿佛是突然之间,臭味逃跑了,浑浊的河水变得清亮,满河的水草也被清理。河的两岸,植满鲜花翠竹和果树,某一天来了白鹭,独自或成对飞翔,鸣叫声带着金属音。与三星堆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盛地金沙遗址,距我家也不过百余米,成了成都国际马拉松比赛的出发点,赛事当天,凌晨4点过,街道上就喧声笑语。来自远方的人,远到异国他乡的人,也来观看或参赛。快递小哥楼道上奔跑,有天为我送来快递的,竟是我的同村人,他把家也带到了成都,孩子在西城实验外国语学校念小学……

人类因农业而定居,因定居而有了乡村与城市。具体而言,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成都属于哪一种?不管怎样,自公元前5世纪古蜀国明王朝迁都于此,作为城市而存在,成都已有2300多年历史了;若以金沙遗址论,成都的建城史可追溯到3200多年前。自从有了都江堰,成都沃野千里,民殷粮富,“天下谓之天府”。漫长的岁月里,这里孕育出灿烂的文明,包括中国第一副春联:“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也包括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

成都一直在变,但有些东西一直不变。1911年6月成都发起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李�氯说摹端浪�微澜》《大波》等,对此有生动的展示。川军在抗日前线的壮烈牺牲,受到国人的崇敬。汶川地震、脱贫攻坚新冠疫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渝经济圈、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成都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和担当,也为世人所称道。我所认识的成都,还只是一个侧面,要深入这座城市的灵魂,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寂静史》作为主题性长篇小说,其实是由7个中篇组成,书写成都,是其中的部分篇章,成都、成都人和来到成都的外地人,有待我用诚心、耐心、恒心和敏锐的触觉,去感知他们的心跳。这考验着我潜水的能力。写作者是从低处观察生活,正如本雅明所说,凌晨起来打扫大街的清洁工,或许比谁都更了解一座城市。普通人的生活面貌,是一个社会的呼吸,也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呼吸顺畅,便生命勃发

人如此,文学也如此。

(作者系《四川文学》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