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公益进化的“数”与“术”

文 | 佘宗明

“如果没有互联网，美国也许还是今天的美国，但是中国肯定不是今天的中国。”在《激荡三十年》里，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写道。

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的迅猛发展势头，俨然为之提供了注解。若是没有互联网，中国公益慈善很难培育成今天这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吴红波就说：“中国互联网与公益事业创造性结合，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数字化公益生态。”伴随数字公益生态而至的，则是许多新气象：

比如，公益慈善跳出了单纯的“捐”，更多地向“助”与“创”转变，其形式日益丰富、方式渐趋多元，捐步数、云植树、低碳星球、阅读公益金、爱心宝贝等新玩法频现。

又如，公益慈善链接的公共议题不断延伸，除了应急救灾、救孤助残、帮老扶幼外，还会聚焦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绿色低碳、科教文卫等社会治理相关议题。

2021年的两个“100亿”——互联网平台募集善款约百亿，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人次超百亿，更是成为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蓬勃发展的显性标志。

时至今日，从规模、效率、创新等维度看，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已处在全球领先位置，形成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公益样本价值的互联网公益慈善新模式。

中国互联网协会、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5月20日发布的《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报告就显示，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参与人数最多、公益交互方式最丰富、公益杠杆作用最显著。

这来得殊为不易。要知道，光是起步，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就比欧美国家晚了十几二十年，长期以来，国内的公益模式与慈善文化培育都在对标国外。

那，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为什么能走出一条“弯道超车”之路？

解题关键，恐怕还在于“互联网”三个字上。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的迅猛发展，背靠的是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与公益，在高质量发展的指向上形成了共振之势。

互联网公益的底部支撑是技术能力。互联网公益慈善能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增长点，跟数字技术与工具的嵌入助益紧密相关。

今年是《慈善法》实施第8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也来到了第8届。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要继往开来、赓续荣光，还得重新审视和继续激活技术创新在互联网公益演进中的强力助推作用。

很多人也许依稀还记得，2017年8月底，36张自闭症、脑瘫、智力障碍等疾病患儿的画作，曾刷屏了自己的朋友圈。

这次刷屏，成功将“小朋友画廊”载入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经典案例库中：这场由WABC无障碍艺途联合腾讯公益发起的公益活动，最终凭着H5形式、1元募捐里的社交场景和趣味互动，吸引了全国数亿网友参与其中，仅1天时间就完成了1500万的筹款目标。

“小朋友画廊”，由此成为不少人关注互联网公益慈善的醒目切口。

再往前一年，中国公益慈善迎来了发展史上的节点性时刻：2016年3月16日，我国首部《慈善法》颁发，并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5月20日，中国首届互联网公益峰会启动。

当时的中国公益慈善，在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下，正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

在那之前，2015年8月，中国首家互联网领域公募基金会在京挂牌，1个月后，后来演变为现象级全民公益行动日的中国首个全民公益节“99公益日”首次举行。没多久后，“头条寻人”“蚂蚁森林”等公益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8年过去，乘上互联网东风的中国公益慈善，交上了怎样的答卷？

2019年4月，民政部曾用“初步形成了鲜活的互联网慈善‘中国样本’”，给出了阶段性阅卷评语。

4年后，在数字技术应用与慈善公益场景深度融合之下，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的内核再度升级。

《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报告就称其为立足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实际、系统探索解决行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的可行方案：一是缓解了传统公益慈善“可及性”痛点，实现“人人公益”普及；二是化解了传统公益慈善“透明性”难点，推动“透明公益”建设；三是疏解了传统公益慈善“效能性”堵点，共创“数字公益生态”。

事实上，在过去3年中，无论是疫情初期“驰援武汉”公益募捐项目在多平台上线，还是河南洪灾时“求助信息汇总”腾讯文档在网络上热传；不论是去年12月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平台的出现，还是微信支付和腾讯公益连接用户与爱心商户为环卫工送出的爱心餐……都让人们看到了“共创-共建-共享”型数字公益生态的力量。

拿爱心餐来说，10月26日的“环卫工人节”，原本是个不被关注的节日，但2021年的这一天，微信支付联合腾讯公益联合发起了“微信支付爱心餐公益计划”，让这个节日有了自己可以被叫响的公益行动。该计划号召用户点餐时捐一元，使环卫工人每月都能以1分钱的价格，在爱心商家处领取爱心餐和爱心水。计划目前已覆盖广州、深圳、武汉、重庆、上海等多个城市，为近20万环卫工人送出近110万份爱心餐，近40万瓶爱心水。

在数字公益生态的完善过程中，数字技术工具的助推作用不容小觑：依托大数据、5G、AI、多维交互、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互联网打造了公益数字化技术底座，让具体公益项目运作更加便捷、高效、透明，也构建了数字公益新生态，为整个公益行业夯实了数字基础设施。

让公益变成共易、共意、共益，是公益慈善的进阶之道。共易指向的是降低公益慈善的参与门槛，共意瞄准的是以情感共鸣带动社会参与，共益要求的是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而数字技术工具在降门槛、优流程、拓场景、提效率上的作用无可替代。

正因如此，在公益慈善嵌入互联网基因后，行走捐、阅读捐、积分捐、企业配捐、虚拟游戏捐等创新玩法才会大量涌现，“人人可公益，处处皆公益”才不再是奢望。

“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指尖公益”在当下蔚为风行，是数字技术赋能公益项目的映射。

互联网观察家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曾讲到，群体行为按照难度递进可以分为三个梯级，分别是共享、合作、集体行动，互联网工具可以降低这些行为的难度。人人都可以随手在指尖做公益，就呼应了他的判断。

在克莱·舍基看来，技术的作用在于通过消除信息传播的地域局限和集体性反应面临的壁垒这两大障碍，改变公众反应的范围、力度和持续时间。数字技术与工具对公益信息传播的助力、对公益参与门槛的降低、对公众参与热情的带动，即为印证。

而今，互联网平台的公益创新，已推动公益慈善从支教、义卖、主题捐赠等固定范式变为跟日常生活场景关联的寻常动作。从1元购画到爱心宝贝，从捐步数到攒碳积分，公益慈善活动正以趣味化、场景化、社交化方式进入大众生活，成为惠而不费的平民化公益路径。

《中国互联网公益》中勾画的“传播+捐赠+泛行动”互联网公益3.0图景——人人可参与，人人可监督，由此渐次照进现实。

数据不会撒谎：自2017年至2021年，我国每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在5年间从25亿元增长到近100亿元，增长了近4倍。2022年“99公益日”筹集善款总额超过了33亿元。

这里面，以微信支付、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技术与工具的普及应用，就显著提升了公益慈善的可及性。

在中国，得益于移动支付设施带来的便捷支付体验，人们的公益慈善参与可以“指尖化”，相形之下，在美国，线下以信用卡、支票等方式捐赠仍是主流，线上捐赠中移动端捐赠占比从2014年9%增加到2021年的28%，但PC端操作者依旧居多。

为什么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有着极强涓滴效应，欧美国家却没有？原因就在于，中国互联网企业打通了公益平台和支付系统后，缩短了从“想捐”到“能捐”的操作链路，带来了“捐赠-了解-再捐赠”的增强回路。

数字技术工具非但会降低公益慈善参与门槛，还能带来形式多样的公益慈善落地场景。

说起当下正火的AI跟野生动物保护，许多人的本能反应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可就在2020年10月23日（世界雪豹日）当天，腾讯上线了“神秘雪豹在哪里”小程序，利用小微AI知识图谱及小程序平台科普起了雪豹相关知识。再后来，考虑到种群密度监测问题已成雪豹保护的掣肘因素，2021年4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多方共同发起了雪豹智能识别及监测数据管理云平台，为雪豹保护打造含AI识别、数据上云、模型搭建等功能为一体的首个数字化工具箱，可捕捉实时踪迹、记录真实影像、助力雪豹保护。

诸如此类的技术公益场景还有很多，2022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打造的全球最大技术公益“云展馆”中，就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了技术公益案例，如运用全景影像和3D建模助力长城修缮，基于LBS信息、大数据、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帮助失散家庭团圆，通过AI技术免费开放为听障人士解决辨听难题等。

前不久在STAC科创联合大会上亮相的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也是依托于照扫技术、3D建模、PCG生成、物理渲染和云游戏等游戏技术，用数字永生解锁了保护珍贵文物的正确打开方式。

可以预见，向技术创新要发展潜能，是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互联网公益慈善持续进化，需要拉低公益项目的参与门槛，更需要助力公益行业的数字化发展。对应的要求就是，强化技术工具对公益行业的数字增能。

现实中，有些公益机构和慈善组织因缺乏数字化管理能力，总给人“草台班子”的既视感，严重影响了其外部形象和筹款效率。

腾讯研究院对270家公益慈善机构的调查显示，66%的机构表示迫切需要数字化转型，但只有34%的将超过1%的资金投入数字能力建设中。

如何推动公益行业“云化演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做了示范：为了让公众看到树确确实实地种在了阿拉善，它引入了区块链与卫星遥感技术将项目推进痕迹清晰呈现在公众眼前。

会长孙莉莉认为，技术创新是数字公益的最强驱动力，“当前公益机构对其项目的知晓度、参与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扩展参与对象、加强精准推送、传播公益理念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公益机构在数字化的各个环节，充分借助技术手段，进一步做好大数据文章，在公益领域探索创新。”

针对公益项目执行情况反馈环节的材料即时性低、收集周期长等痛点，壹基金也将引入数字技术工具作为了解决方案——借助跟腾讯共同开发的移动端进展反馈小程序，它非但将反馈时间差缩短到了0.5天，还用信息共享节省了项目执行人员撰写报告、项目经理收集信息的时间，提升了项目运作透明度。

2020年“95公益周”时，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发布了国内首个公益区块链行业标准——《公益链技术和应用规范》团体标准，同时开启“透明度数字化建设”专项行动，也是有的放矢：区块链技术凭着可溯源、防篡改特点受到很多公益慈善组织青睐，将流程标准化着眼的也是公益数字化。

为了帮助更多公益慈善组织提升数字化能力，2022年“99公益日”期间，腾讯为公益机构推出了数字化评估模型，还打造了普惠式数字工具箱、 公益SaaS计划和全链条公益数字化方案。更早之前，华为将欧拉开源操作系统代码、品牌商标、社区基础设施等相关资产捐赠给了公益机构，旨在提升其内部治理和外部服务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助益的理性透明公益，也无形中倒逼了公益慈善机构的自我革新。

不论是腾讯“99公益日”推出的“冷静器”、财务披露组件等技术管理创新数字化工具，还是美团自主研发的“善款追踪系统”，都会对公益慈善机构的规范化运作形成倒逼效应，抬升公益慈善行业的数字化水位。

不难想见，以数字技术为“芯”，是提升中国公益慈善全链路数字化的不二之法。

说到底，数字技术变革，是推动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朝高效、真实与可信方向发展的核心支撑。以前是，以后也是。

将数字公益作为数字技术工具以数助实的“试验田”，已是中国公益慈善进化的“数”与“术”——“数”是数字的数，“术”是技术的术。持续数字化升级，就是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方法论。

说到数字技术，不少人的惯常刻板认知是，只有半导体光刻机才算是“硬科技”，其他的都很“软”。

这显然有失偏颇：对那些募捐中的受捐助者来说，公益交互、移动支付等技术就很“硬”；对敦煌藏经洞而言，数字扫描、AR/VR、云游戏等技术也很“硬”。

“硬”技术还得善应用。在互联网撬动社会结构从横向分工向纵向共享的当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工具在公益慈善上的连接、传播、赋能、聚合和协同作用，以公益创新推动跨界融合与网状协同，很有必要。

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业已开启的情况下，善用AI、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升级互联网公益慈善形态，是“以善促善”的应有之义。

得看到，过去数年里，数字技术助力下的互联网公益慈善承载的使命，经历了“推动人人公益普及-推动公益透明生态-共创多元社会价值”几个阶段。

善无止境。用“科技向善”导引着数字技术为“公益之善”做加法乘法，在任何时候都该是必选项。

整个社会将“产生更多选择、更多机会、更多联系、更多思想、更高的多样性、更强的一致性……这一切综合起来将产生更多的善”，是著名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曾勾勒出的科技向善图景。他还提出了“进托邦”的概念，意指今天比昨天更好、明天比今天更好的境况。

驶向未来的中国互联网公益慈善专列，如今就已发出报站声音——下一站，进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