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网》朱志群从草根视角看中美（余东晖）
2022年朱志群（右一）在布里斯班访问时拜访澳洲草根和平组织负责人讨论中美澳关系。（图／朱志群提供）
朱志群研究国际关系起步较晚，属于半路出家。1984年，朱志群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8年作为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同时兼任接待外教和外籍专家的外事秘书。当时念的是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等，到美国读研时才开始念柏拉图、苏格拉底、霍布斯等。1991年，朱志群应聘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担任新闻文化事务高级助理，做了整整三年。他说，对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的兴趣是从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
1994年，朱志群赴美留学，第一站就落脚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小镇的滑石大学，进修英语研究生课程。从此，朱志群在美国求学、工作和生活都在「小地方」。1995年开始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1997年开始在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2003年到纽约上州汉密尔顿学院工作；2008年到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小镇路易士堡的巴克内尔大学任教，这一干就将满16年。
从中国的大都市来到美国小城镇和乡村，朱志群觉得这些地方环境优美，民风淳朴，让人感到亲切。他直言，喜欢这些小城镇远胜于大都会。渐渐地，他也习惯于更多地从小地方、从草根基层、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虽然也没有放弃宏观视角。
朱志群发现，其实国家利益这些国际关系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似乎比较遥远。但中美之间老百姓的相似点很多，尤其是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很重视家庭，重视孩子教育。业余时间，父母大都陪小孩子去打球踢球，邻里关系密切，互相彬彬有礼，社区也很安全。
「1994年到了美国以后，我开始跟这些小地方的人交流，哪里有那么多矛盾？普通老百姓根本没空关心别国的什么人权问题，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小孩教育、医疗保健、通货膨胀等具体问题，与政客们夸张讲述的那些东西完全不一样。」朱志群说道。
由此，朱志群乐于与美国普通人交朋友，与一些美国草根组织建立联系。包括一些民间和平组织，从下而上地发出理性处理美中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声音。他说：「虽然草根很难影响美国的决策，现在美中关系总体气氛也不好，促进美中关系的工作更难做，但是我们在小地方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目前他还担任由美国知名和平活动人士成立的「理性美中政策委员会的指导小组」成员。
与新一代旅美华人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者开始更多地从统计学量化角度、以模型推导来研究国际关系，或更多地开始研究中国内政和美国公共政策等议题不同，作为90年代早期来美留学的中生代华人政治学者，朱志群称自己比较「老派」，还是喜欢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做田野调查，更多地关注普通人、草根阶层。
三十年对比 感受中美变化
从上海到美国，30年今昔比较，让朱志群明显感到美中关系变化的有三件事：1990年代初，朱志群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服务时，其工作之一是接待来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那时中美关系虽然从1989年的低谷中有所回升，但矛盾很多，美国国会每年就中国人权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争吵不休。即便如此，基本上每个月都有美国国会议员或者助理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反观现在，除了2023年10月有个参议员代表团访华，美国议员四五年都不去中国。很多对华强硬的美国议员不愿意去实地了解中国，不愿意去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这是很大的问题。
1993年4月，打开美中关系坚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森最后一次访华。在21年前发表《上海公报》的锦江饭店，朱志群现场近距离聆听了尼克森的感言。尼克森表示，他很高兴当年做了正确的决定，做了正确的事情；美中关系尽管有矛盾，但希望这个关系能继续深化。朱志群感觉，当时的美国很自信、很开放，包括美国国务院每年都邀请中国各界精英访美。而现在美国变得不那么自信、不那么开放了，包括被川普政府关停的对双方学者交流有益的富布赖特专案至今尚未恢复。
1994年来美国后，朱志群有个美国朋友是退伍老兵，住在纽约上州。那时朱志群常去参加那里的退伍军人俱乐部举办的联谊活动。他说，这些退伍军人根本不像人们想像中的那么「鹰派」，看见他时，这些退伍军人都非常客气，没有人喊打喊杀，都是在讲两国如何和平共处。反观现在，居然有民调称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为台湾而与中国开战，不知道这种民调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感叹，现在整个民意被政客和媒体带坏了，整个大气候变了。
朱志群表示，草根组织在促进和平、反对战争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还是应当继续跟草根组织多交流。这种交流对他个人思考和研究也有很多启发。他希望美中双方多关注共同点，不要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分歧上争得你死我活。
朱志群指出，即使在双方有分歧的贸易问题上，从草根的角度看，其实也有很多共同点。比如美国中西部农民，他们更关心的是大豆、猪肉、鸡翅能不能卖到中国去，而不是像某些政客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想像着美中要打仗了，甚至说出中国大蒜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笑话。他希望美国的议员和官员们能够深入基层接地气，去了解普通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从权力转移 研究中美博弈
2008年，朱志群到巴克内尔大学担任东亚政治讲座教授。一年后欧巴马访华，中美关系迎来相对高峰期，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兴趣日趋浓厚，朱志群组织过多场中美关系论坛。记得2009年他邀请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卿施大伟到校发表主旨演讲，施大伟自己驾车三个多小时来到会场。美国高官的工作作风和积极态度让朱志群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朱志群还应邀参加了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等举办的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研讨会。
2013年，在学校支援下，朱志群和同事们创建了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担任首任所长。4年后，朱志群卸任中国研究所所长职务，出任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华人出任美国大学的系主任并不罕见，但这是这所传统上培养白人精英的大学出现的第一位社会科学领域的华人系主任，朱志群为此引以为豪。
最令朱志群感到自豪的是，他是最早一批用国际关系中「权力转移理论」来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之一。他的博士论文和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书《21世纪的美中关系：权力转移与和平》写的就是这个主题，比后来提出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早了至少十年。他透露，在美国有个用权力转移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圈，其中的多数人对艾利森突然以「修昔底德陷阱」而走红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其实他们早就开始关注「和平的条件」，朱志群自己从博士论文开始，也一直在关注如何能够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促进合作与和平。
这或许跟朱志群来自上海，亲眼见证30年来中美发展变化的强烈对比有关。朱志群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跟几个朋友经常周末去浦东钓鱼，当时鱼塘边的一个房子5万元人民币在卖。他自嘲那时不懂如何投资。1994年离开上海前来美国时，浦东开发刚刚起步；仅仅十年后，浦东乃至上海就完全大变样了。他说：「只要你是一个客观的人，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飞速发展，绝对是会非常感慨、非常敬佩的。
朱志群指出，那么问题来了：90年代时美国非常自信、非常开放，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中国，中国人那时仰视美国，将美国当作追赶的标竿。仅仅二、三十年的工夫，现在双方实力差距越来越小了，但双方对新的权力结构还没有完全适应。尤其是冷战以后以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美国，当惯了老大，现在越来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有着很强的焦虑感和危机感。
在此背景下，朱志群认为，美方有点病急乱开药了，反正能用上的都先用上，先打压再说。从川普时代的单打独斗，到拜登时代的联合盟友，到现在拜登也意识到完全将中国打倒是不可能的，开始面对现实，说「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冲突」，开始讲「长久和平共存」。这与中方讲的「地球之大容得下中美的繁荣发展」开始接近，虽然美方依然不愿意接受现实，但也不得不做一些调整。
朱志群表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在权力转移过程中，调整好各自的心态，和平地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对于美国而言，就像耶鲁大学教授保罗•甘迺迪所说，大国兴衰在历史上是常态。美国应当意识到其霸权地位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不必对中国的发展有如此强烈的恐惧感和反感。对于中国而言，也要避免盲目自信自大，要意识到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困难和挑战还很多，应当保持务实低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以四维判断 美中可以避战
展望中美关系的前景，在2005年出版《21世纪的美中关系：权力转移与和平》时，朱志群从国际、双边关系、双方社会、领导人等四个层面分析21世纪中美关系的前景，当时得出比较乐观的判断。今天仍从这四个层面判断，他认为依然可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从国际层面看，没有哪个国家真的愿意跟随美国与中国搞新冷战，现在的国际形势与冷战时期两大集团对抗根本不同；从双边关系层面看，这是最薄弱环节，双方政府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都很大；从双方社会层面看，疫情阻断了两国人文交往，但好在正在恢复之中，对两国民间的连结应当有信心；从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层面看，不要说拜登与中国领导人有长期的工作关系，都不愿意两国发生冲突，即便是川普再次当选，他终归要跟中国搞好关系。
朱志群表示，近20年后，这四个维度都不像当年那么友好，都面临新的挑战，但综合四个维度的正面因素，依然可以相信中美有动因、有能力把两国关系处理好，避免历史上的战争陷阱，实现和平共处。 这是他基本的判断。
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有人说很可能成为中美生战的引爆点。朱志群的学术研究致力于如何避免中美生战，自然也就对台湾问题多有关注。朱志群透露，他的学术生涯很早就跟台湾结缘。在南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99年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两岸在美国的游说竞争。1999年朱志群参加美国一个学术代表团，第一次去台湾访问。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水准远超大陆。在台中和台南，他看到农民开着宝马车到田边的网球场打网球，对于来自大陆的他来说，这简直难以想像。
从此以后，朱志群一直关注台湾问题，毕竟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十几年前，朱志群开始协助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组织「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的相关活动，在两岸四地和全球开展华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三年前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由两岸和全球华人学者参与，定期举行关于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在线研讨会，成为世界各地华人学者探讨台湾问题的重要论坛。朱志群认为，这个论坛会一直办下去，将继续邀请全球有志于两岸和平发展的华人学者献计献策。
以客观理性 看待中美关系
从中国大陆来美留学后旅美的华人政治学者圈近年来出现愈益明显的分野现象，有人投入了保守派甚至反华阵营，但更多的人依然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祖籍国的成就，同时也正视祖籍国在发展中的不足。朱志群就属于后者。
朱志群表示，作为华人学者，与中国国内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很重要，与现实不能脱节，否则就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发生的事情。疫情三年，海外学者很难回中国交流访问。重新开放后，尤其是中美关系出现缓和势头的过去半年里，朱志群已经三次去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他为中外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深感高兴。
朱志群认为，旅美华人学者能否公正持平地看待中美关系，与学者本人的「亲中」或「亲美」立场没有太大关系。批评美国对华政策不当，并不代表「反美亲中」； 批评中国某些政策僵化，未必就是「亲美反中」。他表示，知识份子要保持社会责任感和良心，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最起码从正常的华人学者的角度，应当是希望两个大国要和平相处，不要打仗。看两国关系要看大局，学会换位思考，从双方的国家利益出发做比较分析，而不是陷于意识形态迷思之中，鼓吹偏激的观点。
话虽如此，在美国对华从上到下全面转向强硬的大环境中，学者哪怕是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说话，哪怕说中国几句公道话，都有可能招来对华「鹰派」的围攻。朱志群本人就曾在美国主流媒体撰文，对「弑龙者大行其道，熊猫拥抱者销声匿迹」的现象深表担忧。
朱志群表示，虽然大环境恶化堪忧，但具体到他本人，至今他还没有碰见因为说了一些公道话而遭到骚扰和围攻的事情。他笑称，这可能与他身处乡下和基层，远离华盛顿政治漩涡有关；也许这跟他在一所小学校而不是大学校，自己是个「小人物」有关。他尤其感谢他所在的巴克内尔大学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学术环境，从来没有对他在媒体上说什么观点施加压力，更没有干预他的学术自由。
他透露，在学校课堂上，的确有过个别美国学生因为他介绍了中方的立场而挑战他是否「亲中」，但他解释，文理学院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老师的职责是提供全面的讯息，将双方的立场观点都讲清楚，并提出思考问题的多个维度。至于结论如何，则是由学生通过自己的比较和思考来做出。解释说明之后，学生基本上能够理解兼听则明的道理。令他骄傲的是，有几位学生毕业后以他的名义给母校捐款，感谢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藉主流媒体 呼吁和平共处
即便是身处小地方，自己是「小人物」，多年来朱志群秉持着小地方的草根要为事关自身利益的大问题踊跃发声的原则，经常投书《国会山庄》、《华盛顿邮报》、《国家利益》、《外交官》、《思想中国》等英文媒体，并接受FOX、CNN、《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美联社、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等美国主流媒体的采访，为中美和平共处、友好合作鼓与呼。朱志群说，只有这样，才能在越来越差的大环境下，让不同的声音被主流社会听到，让政客们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否则一边倒的声音只会让政策越来越走极端。
学术观点不同是常有的事情，朱志群也不指望发声了就能很快改变别人的观点。对于那些纯粹因为观点不同而「扣帽子」的人，他的做法是，请对方拿出事实证据来，否则就毫不客气，坚决回击。让朱志群感到欣慰的是，即便是在反华「鹰派」。「汇聚的国会山，《国会山庄》报言论版还是经常会刊登他的文章，说明美国」鹰派「并不是铁板一块，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主流媒体上发声的信心。
两年前，朱志群卸任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专司教授。目前他已经出版十多本英文专着和编着。1966年出生的朱志群离退休还早，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表示，自己在教书写作之余，还会多联系美国民间草根和平组织，多投书主流媒体发声，多促进华人学者交流，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不遗余力。
朱志群回忆起1995年就开始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活动，2016年经副会长白莉娟介绍成为正式会员。白莉娟从1971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创建之初，就放弃美国外交官的职位，加入这个没权没钱的非政府组织。从一个青春韶华的小姑娘，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这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朱志群不久前带学生去纽约参观联合国时，专门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拜访她。学生们都对白莉娟敬佩有加。他们都不知道，美国还有这样一个促进中美友好的组织；更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把毕生贡献给中美友好事业的传奇人物。
（作者为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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