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二十分，拆弹专家到场。大概因为之前被派到美利楼和沙田等地方戒备，拆弹人员在差不多一个钟头后才赶到。听说那位元专家看过炸弹后，确认引爆装置被阿七解除，炸弹可以安全地移走，不用即场引爆。炸弹威力不算大，不过因为装在油缸附近，一旦爆炸必然令汽油泄漏，轿车会瞬间化作一团火球。
那洋警司似乎是现场最高指挥官，六点四十分左右，我和阿七坐警车回到九龙城码头，然后乘水警轮到港岛。期间几个高级警官—我想是高级警官——不断跟我和阿七谈话，我们将事情的经过钜细无还地一一交代，包括我意外听到的对话、郑天生被捕的过程、我和阿七在杜自强房间找到的地图、在第一茶楼的发现，以及在船上察觉到的真相。
我觉得那些警官一脸愠色，好像随时会爆发，但阿七小声地告诉我，他们其实对这结果满庆幸。虽然事情很麻烦，但损害已减至最小，目前只欠抓住犯人，便可以解决这件事。
“当然，保安出现严重漏洞，处长差点遇害，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被责怪一下。杜自强他们被逮捕后，应该要倒大霉了。”阿七趁着警官们不在时，对我说。
七点半我们到达湾仔警署，结果我逦是进了“衙门”。警署外的布防依旧严密，天黑后，那些拒马和沙包看来更可怕，简直就像战时的街道。
在湾仔警署，我和阿七向“杂差房”的便衣警探再说一次经历，在场还有几个穿整齐西装的洋人，听阿七说他们是政治部的。
“你认一认，这照片中的人是不是杜自强、苏松和邹进兴?”一位警探对我问道，他在我面前放下三幅照片。
“这个没错是杜自强，这个是苏松，至於姓邹的我不清楚，我只听过他的声音，没看到样子。”我说。
“这个邹进兴住在船街，曾在附近开修车行，但早年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有线报指他跟左派工会领袖过从甚密，我们盯上他已很久。”对方说。
湾仔船街邻近春固街，只要两、三分钟步程，难怪苏松说邹师傅住得近。而且他原来是修车师傅，那么，杜自强和苏松当饵，分散一号车司机的注意：由他动手放炸弹便很合理。
“你现在别回家，伙计会在几个钟头内入屋拘捕杜自强他们。”阿七说。
“会用武力吗?”我问。“房东何先生夫妇是好人，他们是无辜的。”
“我知道，我会跟手足说明，他们不会乱来。”还好大哥今晚有事不回来，否则我更担心了。
“我想打电话通知何先生，说我今晚在朋友家过夜。”我说。
“喂，你不是想提示犯人逃跑吧?”一名便衣探员以不友善的语气说。
“如果他是犯人的同伙，他便不会冒险揭发这阴谋了。”阿七替我解释道。那位探员努努嘴，没有继续找我碴。
我在电话跟何先生说留在朋友家，又说明了大哥因公事晚上不回来，何先生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句“嗯嗯”。几个钟头后，一大群武装员警冲进寓所内，他和太太应该会吓得半死吧，不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只能认命了。
我之后被安排在杂差房一角等候，探员们要我听听邹师傅的声音，确认他是犯人。虽然之前那个探员对我不甚友善，但他也主动问我要不要吃饭，给我从食堂买了一碗满好吃的排骨饭。今天没错很辛苦，经历也很可怕，但两餐都吃得饱饱的，真是塞翁失马，以前每次大哥赚到钱，都会带我吃好料，可惜这次我不能反过来请他吃饭。只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在警署吃饭不吉利，吃不下咽。
晚上十点多，阿七来杂差房探望我。他换上一身制服，还配备了头盔，腰间的装备也好像比平时多，看来他们准备行动，便衣采员拿人，军装警员便作支援，防止骚乱。一脸无赖相的阿三跟他一起来，害我吓了一跳，没料到阿三居然对我笑了笑，说：“好家伙，干得不错。”他们离去后，我在杂差房的长椅上打瞌睡，被声音吵醒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半。
“你这混蛋，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想杀害我们处长!”
“爱国无罪!抗暴有理!”
“妈的!”
喊口号的声音有点尖，我认得是苏松。我坐在房间角落一张木长椅上，前方的桌子堆满文件档案，恰好遮挡着我，而我可以在档堆间的空隙偷看。我旁边有一位正在处理档的便衣探员，他看到我的举动却没有制止，我想他也明白，犯人跟我是同屋住，我自然不想被对方看到。
当苏松被押进房间时，我不由得小声地惊呼一声。
他被打得太惨了。
满脸瘀伤、右眼眼角肿了一大片，虽然脸上没有流血，但衣服上血迹斑斑，实在很可怕，我几乎无法认出他便是每天游说我加入工会的苏松，杜自强跟着进来，伤势没苏松严重，但一样有被殴打过的痕迹。他低头不语，拖着左腿一瘸一拐的，我想他被员警打断了腿，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身型略胖的中年汉，他跟苏松一样，脸孔被打得不似人形，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之前我在照片看到的那个邹进兴。他们三人都锁上手铐，每人被两、三个员警押解著，另外有几个军装警员在一旁协助，阿七就在其中。
“给我走快点!”一个员警踹了那胖汉一脚。
“黄皮狗!”那胖汉骂道，他的话换来两记警棍。
不过正因为他开了口，我便确认他的身分了。我对身旁的警员说：“没错，那便是邹师傅，跟前天我听到的声音一样。”
那警员点点头，离开座位，跟一名穿浅蓝色长袖衬衫、看似他上司的男人轻声说了几句。杜自强他们分别被押进三个小房间，我想员警们要继续拷问吧——我可不敢想像，他们三个还要吃多大的苦头。
阿七向我走过来。“何先生夫妇受了点惊，但伙计们都很小心，没有拆掉你房间的墙。”他笑道。“作为证物的地图也找到了，这案件告一段落，今天辛苦你了。”
虽然我想说句客套话，说自己不辛苦，但老实说，今天辛苦得要命。
”ATTention!”门口忽然传来一声。
之前在拦截一号车时遇上的洋警司走进房间，所有警员立正行礼，那个副手仍在他身旁。那警司样子比之前轻松得多，我猜是因为顺利拘捕犯人，可以向处长交代的缘故。
“你们干得不错。”副手翻译警司的话，对我们说。
“你有兴趣加入警队吗?葛警司听过你今天的表现，认为非常出色，警方正渴求像你这种头脑灵活的人才，申请加入警队要有两名”辅保“，如果你没有相熟的老板，葛警司可以破例充当你的担保人。”副手问我，我现在才知道那位警司姓葛——不，应该是译名以“葛”字开头吧。
ⓧ辅保;—六○年代申请入职警队，需要雨位元相熟的雇主以公司名义作为担保，证明申靖人品格和行为良好，以及跟中国大陆没政治联系。
“嗯，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谢谢。”我点点头说。
“那么你留下资料给警署警长，想申请时到这儿跟他说吧。”副手指了指身旁一位年约四十的员警。
葛警司之后又称赞阿七，表扬他独力粉碎了一个重大的阴谋。阿七恭敬地回答，说那只是分内事云云，总之就是对上司说的无聊客套话。
在他们交谈时，一名便衣警员走近。
“抱歉打岔，长官，我有事找四四四七。”他说。
“什么事?”阿七问。
“杜自强说愿意招供，但他说要跟四四四七说。”
“我?”阿七露出讶异的表情。
“你别上当。”穿蓝色衬衫，貌似杂差房头儿的男人插嘴，说：“这些人渣会用尽方法狡辩，甚至用诡计误导我们。他指明要跟你说话，一定有什么不良动机。我们自有方法要他从实招来，你是军装，别插手较好。”
“我……明白了，长宫。”阿七回答。
我本来想插嘴，但想了想，还是把话吞回肚子。
负责报告的警员回到房间。我隐约听到房间里传出呻吟和悲鸣，而我眼前一众员警正愉快地庆祝案子解决，这落差令我有种毫不真实的感觉。
我们的确活在一个相当吊诡的时代啊。
我在警署待了一个晚上。虽然警署的人说可以载我回家，但因为宵禁的关系，如果我在半夜回家，何先生一定会有所怀疑。要瞒便瞒到底，我早上七点才离开湾仔警署，步行回家。阿七替我找了张帆布床，我在一个房间里睡了一晚，还不错。至少警署里的蚊子比我家的少。
我回家后，假装因为得悉杜自强他们被捕而吃惊，何先生绘声绘影地描迎昨晚员警破门抓人的经过，说得异常惊险耸动。我想，如果我将昨天的经历告诉何先生，他一定会加油添醋，向街坊邻里说成比电台广播剧更夸张的故事。
大哥早上回家后，又匆匆离开，他说生意应该能谈得成，表现很雀跃，不过星期日还要约客户谈生意，我想，经纪真辛苦。
我如常替何先生闲店顾店，他也一如平常约朋友饮茶。新闻没有报导昨天的事，看来警方将消息彻底封锁。这也难怪，毕竟事情严重，即使解决了，“处长座驾差点被炸掉”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今天阿七没经过，巡逻警员换了人，我想，他大概获特别优待，准许休假一天吧。
黄昏关店时，我将放在店外的糖果罐、饼干罐逐一搬进店内，何先生则坐在柜台后扇著扇子，哼著不成调的粤曲。
“新闻报导。北角清华街下午发生爆炸案，两名小童被土制炸弹炸死，死者为八岁和四岁的黄姓姊弟，据知死者于案发地黠附近居住，父亲于该处开设五金工厂。警方谴责凶徒泯灭人性，并表示会尽快破案，有议员指清华街并无政府建筑物，难以理解左派为何在住宅区放炸弹，称这是共党分子历来最邪恶的行动……”
收音机传出这样的消息。
“真是恐怖啊……”何先生说：“那些左派愈来愈过分，唉，如果大陆收回香港后，那些家伙当官，咱们老百姓便惨了……”
我没回答何先生，只摇摇头，叹一口气。原来是这样啊。翌日早上，我再次看到阿七。他跟以前一样，表情淡然地踱步，从街角走过来。
“一瓶哥嘲。”他放下三毫。我将瓶子递给他，再默默地坐回原位——何先生去了饮茶，只有我一人顾店。
“你打算当员警吗?”良久，阿七先开口问。
“考虑中。”我这样回答。
“有葛警司保荐，你当员警的话，肯定平步青云。”
“如果加入警队便要对上级唯命是从，那么我不想加入。”阿七以有点诧异的目光瞧着我。
“警队是纪律严明、有制度的部队，上下级职责分明……”
“你知道昨天北角那对小姊弟被炸死的新闻吗?”我打断阿七的说教，平静地说。
“哦?知道，他们好可怜。可是目前仍未找到凶徒……”
“我知道凶手是谁。”
“咦?”阿七意外地瞧着我。“是谁?”
“害死那两个小孩的。”我直视他的双眼，“便是你。”
“我?”阿七瞪大双眼。“你在胡说什么?”
“炸弹不是你放的，但因为你的愚昧迂腐，所以他们才会死。”我说：“杜自强要找你，你被那个杂差房探长说两句便连屁都不敢放。杜自强就是要告诉你北角的事啊。”
“怎、怎么说?”
“我说过，我听到邹进兴吩咐杜自强和苏松从北角出发，跟他在据点会合。杜自强他们出门时两手空空，到第一茶楼时却提着炸弹，即是说，他们是到北角接炸弹。我们不知道他们拿炸弹的详情，但我记得，地图上北角清华街的位置上有些铅笔痕，邹师傅很可能特意点出来给杜自强他们看，从炸弹制造者手上接过炸弹必须很小心，我不是说爆炸的危险，而是制造者曝光的危险，如果放炸弹的人像邹进兴一样被警方盯上，跟踪之下，造炸弹的人被捕，左派阵营中珍贵的技术人员便会减少。”
我顿了顿，看到阿七一脸呆然，便继续说：“所以，我相信他们不会用亲自见面交收这种方法。最简单的，便是预约一个时间地点，炸弹制造者将炸弹提早放在该位置，然后让，敢死队”取用。杜自强便是想告诉你这项情报，因为他们深夜被捕，来不及通知造炸弹的人，对方便如约放下第二个炸弹，可是没人接收，最后被好奇的小孩子当成玩具，酿成惨剧。你记得我说过，姓邹的提过连续几天会有第二波、第三波袭击吧?”
“杜自强……想告诉我这件事?为什么是我?他可以直接跟杂差房的伙计说啊?”阿七神色紧张地嚷道，他的表情跟他身上的制服毫不搭调。
“在杂差房被殴打、被拷问是常识，你认为告诉那些家伙，他们会相信吗?杜自强就是知道你为人正直，在街坊之间有口碑，才指名找你。可是你因为上级的几句话，便放弃了。当时你也犹豫过吧?因为你知道，杜自强跟苏松不一样，他不是狂热者，只是个不幸的人。可是你无视自己信任的事实，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在警署的人际关系，听从那你不认同的命令。”
“我……我……”阿七无法反驳。
“你为了什么’警队的价值‘’连命也可以不要，去拆一号车的炸弹。可是，昨天有两个无辜的小孩，却因为你失去宝贵的性命。你要保护的，到底是员警的招牌?还是市民的安全?你效忠的是港英政权，还是香港市民?”我以平淡的语气问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当员警?”
阿七默然无语。他放下只喝了两口的汽水，缓步离去。
看到他失落的背影，我觉得自己说得有点过分，毕竟我也没有资格说这些正气凛然的话。我想，翌日见面时，请他喝可乐当赔罪吧。
可是翌日阿七没有现身，再之后几天也没有。
因为何先生在警署有些人脉，于是我问何先生知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几天没见到阿七。
“四四四七?谁啊?我不记得他们的号码啦。”何先生说。
“那个啊……”我努力回忆上星期瞄过、阿七警员证上的名字，“好像叫什么关振铎还是关振铎的。”
“啊，阿铎嘛。”何先生说：“听说他之前立了大功，给调到不知道是中环还是九龙尖沙咀了。”
原来是升职了。这样便算吧，我可以省下一瓶可乐的钱。
虽然我大言炎炎，训斥了阿七，但其实我跟他不过是一丘之貉。
我才不是为了什么正义而检举杜自强他们。
我只是担心自己和大哥的处境。
在这个时势，有理往往说不清。跟杜自强和苏松这些左派分子同住一室，已令我有点焦虑，不知道会不会被牵连，当我意外听到他们的炸弹阴谋时更教我坐立不安。如果是普通的示威或集会，只要认罪，法庭多数会轻判，但扯上“凤梨”便不可同日而语，我和大哥有可能被冤枉成杜自强的同党。
要自保，便要先发制人，解决邹师傅一伙。
本来，我只打算替阿七找到证据便功成身退，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有阿七证明我是举报者，苏松如何说、杂差房的探员如何想多抓几个人邀功，我和大哥都能够幸免于难，我亦不用担心被左派知道我是告密者，警方不会泄漏我的身分和案情，他们恨不得社会上多几个我这种人。
只是我耳根软，被阿七说了两句，便傻乎乎地坐上他的车，跟他港九四处跑。看来我是个容易被人利用的笨蛋吧。
两天后，大哥回家时兴高采烈，说有事要跟我商量。
“我之前的生意谈成了，佣金有三千元。”他兴奋地说。
“天啊，这样多!”我没想到大哥这回的生意做得这么大。
“不，金额只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跟一位老板打好关系。他打算扩展业务，开新公司，正在招聘人手。我做成这生意，等于面试成功，虽然只是个普通文员，但说不定他日可以当主任或经理哩!”
“恭喜你啊，大哥!”我本来想说我也“面试成功”，不过那职位是大哥嫌弃的员警，而且我暂时也无意加入。
“不用恭喜我啊，你也有份。”
“我有份?”
“我说我有一个好兄弟，一样能干，保证办事效率高，所以只要你愿意的话，咱们两兄弟可以在同一间公司上班。”
跟大哥一同工作?好啊，比起当那劳什子员警好得多了。
“好啊，是哪一家公司?”
“你听过‘丰海塑胶厂’吗?那老板姓俞的，他准备插手物业和地产市场。即使我们只是入职当见习文员，晋升机会也应该不错!阿棠，虽然你姓王，我姓阮，但这些年来我都当你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回我们便一起加油，以这份工作为起点，干一番事业……”
作者后记
我本来没打算为这部作品写后记或自序的，因为我想，作品被作者“生”出来后，文本有其生命，读者从它身上看到什么、领略到什么，是读者的自由，是独一无二的个人经历。与其由作者说一堆有的没的，不如让读者自行体会。不过，我将作品交给出版社时附上了作品的简介和创作缘由，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字，编辑后来便对我说：“写一篇后记吧!读者会有兴趣的!”
那我从头说起吧。
二○一一年秋天，我幸运地获得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后，便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的题材。当时没有什么想法，而台湾推理作家协会正举办内部短篇小说交流比赛，题目是“安乐椅侦探”，即是侦探角色只凭复述的证言，毋须亲自到现场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我想二位只能说“是”和“非”的安乐椅侦探”应该是个有趣的极端，于是写了(黑与白之间的真实)的初稿。微妙的是我在字数控制上失败了，恰好超过了规定上限，结果改变主意，打算将这篇短篇留下写成连作，再写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参与交流。
之后，我开始思考如何扩展关振铎和骆小明的故事。最初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再写两个短篇，每篇约三万字《黑)的初稿约三万三千字)，便能出版。反向年代记(ReverseChronology )的想法是一早决定好的，只是当时仍然纯粹以推理小说的角度去考虑，以“事件”为主轴。
然而，随着我撰写大纲、建构谜团时，我的内心愈来愈忐忑。
我在一九七○年代出生，成长于八○代，在那段岁月里，不少香港小孩的心目中“员警”是一个跟“美国漫画中的超级英雄”无异的概念。坚强、无私、正义、勇敢、忠诚地为市民服务。即使年纪渐长，明白到世事的复杂性，员警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于负面。可是在二○一年的时候，看到香港社会的种种现象，眼见跟员警相关的种种新闻，那想法便不断动摇。我愈来愈怀疑，撰写以警官作为侦探的推理故事，会像宣传(Propaganda)多于小说(Fiction)。
连作者自己也质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读者信服呢?
于是，这部作品的方向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不想再单单借着故事描写“案件”，我想描述的，是一个角色、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故事。
然后篇幅便超乎我想像的急速膨胀了。
如果你熟悉推理小说(尤其是日系推理小说)，大抵知道“本格推理”与“社会推理”的流派分野，前者以谜团、诡计为主，重点是以线索解开谜底的逻辑趣味，而后者的重心放在反映社会现状，强调人性和写实。我本来想写纯本格的故事，可是方向一转，便倾向于社会描写。两者性质未至于完全相反，但要结合混搭并不简单，很容易让其中一方的味道盖过另一方。为了解决(或称为逃避)这问题，我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编写——这部作品由六个独立的中篇本格推理故事组成，每一篇也跑强调谜团和逻辑趣味的路线，但六篇串连起来便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绘图。我的想法是，微观之下本作是本格推理，宏观下却是写实派的社会作品。
每篇故事的年分，都是香港社会脉络的转捩点，那些元素或许在故事中占重要的部分，也可能仅仅只是衬托。唯一不同的是第一章 ，毕竟故事中的日期比我完稿的日子还要晚，我不是诺斯特拉姆斯，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不过，二○一二至一三年间香港社会对警权的质疑日益严重，二二年末更是高峰，或许算是不幸言中。
我不打算一一详说每个故事背后的想法，角色的意涵、细节里的譬喻，文本里外的概念连结之类，这些留给各位读者感受就好。我只想谈谈其中两点。对不熟悉香港地理的台湾读者来说，这一点我不提便或许不会知道，故事中的地点其实是不断重复的。例如第二章 关振铎与骆小明碰面的球场，和第五章当作“南氏大厦※”蓝本的“楠氏大厦”相近，都在亚皆老街附近;第三章传出可疑人物出现、浪费警力搜查的大型公共屋宛“观龙楼”，就在第五章“坚尼地城游泳池”旁边;第二章唐颖遇袭的西九龙填海区，前身就是第六章主角和阿七等候民邦号靠岸的佐敦道码头;第三章的嘉咸街市集、第四章关振铎和小刘吃午饭的餐厅，以及第五章的“蛇宝”乐香园咖啡室，都在中环威灵顿街一带(第四章的餐厅名字乃杜撰，名字相似的餐厅仍在原址经营所以我按下不表，而乐香园现已结业)。如果有读者读完这部小说，想到故事中提及的地点观光一下，我会非常高兴。
至于另一点我想谈的，是我觉得今天的香港，跟故事中的一九六七年的香港，同样吊诡。
我们就像绕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而我不知道，二○一三年后的香港，能否像一九六七年后的香港，一步一步复苏，走正确的道路。
我不知道，坚强、无私、正义、勇敢、忠诚地鸟市民服务的员警形象，能否再次建立，让香港的小孩子能再次以警队为荣。
陈浩基
二○一四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