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之后，国防部“猎雕”作战室定下了“亚洲战略”的框架方案，中央政府所有部门开始遵照新的“亚洲战略”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前期准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财政部利用中央的宏观调控，在最短的时间里储备一笔用以战争的经费。
这方面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统一规划国内股票市场，控制股票市场上的流动资金，暗中掌握一笔现金；又比如行“建国国债”，对外称用以国家未来建设，只向国内销售；同时财政部与外交部也在积极联系美国，进行第二次国家借贷。
其二是北方第一集团军的建成之后完善所有系统，并且由国防部参谋长作战会议与陆军部一起，对北方第一集团进行战前的实质评估。同时关于北方第一集团军的人事任命也会在月内落实。经过两天的磋商，吴绍霆决定调蔡锷为北方第一军团总司令，直辖新三十七师，吴佩孚为总参谋长，直辖新三十八师。
不仅如此，吴绍霆决定撤销战区战略编制，直接设置永久性的区域统帅部。战区战略编制从之前南北战争到最近的青岛站在，都是属于临时性的最高战略指挥中心，其作用是为了统筹一个地区众多部队的行政指挥情况。而新设置的区域统帅部，则是以集团军为主要战略单位，并以集团军所辖区域为主要行政指挥区域，不仅加强了指挥系统的效率，减少了战区司令部与集团军司令部的层次。
当然，战区与统帅部各有各自的优势劣势，相对统帅部来说，临时编制的战区操作更灵活，更适合在多部队区域执行。而统帅部仅仅只掌握集团军和辖区地方军政的指挥，一旦遇到多部队同时作战，则需要申请更高规格的指挥权。
其三是从外交和地方政务上，继续扩大中日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东北三省地区，派出更多的谍报人员一边搜集日本的最新进展，一边散播对日本不利的舆论消息。在这个方面张盛霆北方事务公司与北京大本营着重出力，前者在商业上利用官商背景大肆排挤日本企业，后者则提供政治保护，同时也与东三省的地方士绅拉拢关系，注资张盛霆北方事务公司，扩大中国企业的资本全力对抗日本。
中央政府在未来四个月时间里的侧重点虽然是放在“亚洲战略”上，但是国内民政的建设也不是毫无建树。在南京中央政府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中央政府内与“亚洲战略”并无直接联系的部门马上按照吴绍霆做出的指示，开始投入各自的工作当中。
财政部成立了国家税务局总局，分派官员赶赴地方省府整顿国税，同时也监督省府的地税系统建设。吴绍霆在中央政府工作会议上关于国税、地税的一番激烈言论，很快就通过各党派官员传递了出去，仅仅三、四天的功夫就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地方政府知道吴绍霆既然能说这番话，也就能按照话中的内容来付诸行动，各省不由自主感到压力倍增。
不过吴绍霆在南方执政期间，已经于南方诸省打下了一定税政基础，尤其是在执政府时期更是加强了这种税政体系。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尤为其甚，浙江、云南、贵州、四川四省也有一定政治基础，至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虽然政治势力不属于吴绍霆的范畴，但因为有嫡系大军驻扎在此，推行起来也不会太困难。
真正感到担忧的还是北方诸省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就指望着扣押税款来维持政府运营，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如此，突然要把地方的税务分一大半给中央，换做谁都不会心甘情愿。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依靠这些税收才能与中央政府对抗，如果失去了这比资金，地方政府的权力会大打折扣，中央政府反而会越来越强，此消彼长之下迟早会损害地方官绅的利益。可是吴绍霆把话都放出来，毕竟中央政府现在手握雄兵，而且还赢的了全国民心，真是惹毛了吴绍霆只怕遭殃的会更快。
北方诸省的态度各有不同，有人惊慌失措，有人无比愤怒，有人郁闷不已。但是经过中央政府内部的北洋公党去北方各省做了工作，劝说北方各省不要轻举妄动，更何况这次仅仅是整顿税政，又没有说要撼动地方政府的权威，只要好好配合一定不会有亏待。北方诸省的众人听到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除了遵从之外别无他法，总不能现在揭竿而起跟中央政府对着干？再者只要有北洋公党在中央把持几分席位，必然会为北方争取利益。
税政的问题得以解决，但真正要挥税政系统的作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民间老百姓对这项政务仍保持着许多猜疑，唯一让百姓们欣慰的那就是新的税政不会增加税负。
教育部部长朱执信在中央政府工作会议郑重许诺之后，第二天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执行任务。他先在广东、福建、江苏三省几个大城市里推行三年义务教育试点，要求这些城市的所有小学堂对适龄儿童进行免费入学，直至完成三个学期课程之后再开始收费。
当然，为了保证这些学堂能够正常运作，他派遣专员到广东、福建两省联系地方教育部，协调地方与中央一同拨款赞助小学堂。至于江苏省的教育工作则由他亲自督办，要求江苏省所有教育部门、机构在三个月之内完成所有统计和前期准备工作，必须在六月中旬正式推出三年义务教育试点。
为了给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尤其是在“亚洲战略”是姓期间，朱执信从财政部要到的经费少之又少，他不得不推出教育基金以及教育部募捐项目。前者分为地方教育基金与中央教育基金，不过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份由省教育部管理，另外一份则由中央教育部直辖。教育基金属于商业基金，采取自愿购买的形式，以为学生储备高中、大学的学费为目的。
而教育部募捐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每年定时向全社会公开募捐，而定时的这一天则被称为“教育节”；另外一部分是接受海内外热忱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人募捐，甚至对捐款到达一定数额的人给予受益学校某栋大楼命名的特权，这样一来则能吸引一些希望名流千古或者沽名钓誉的富户豪商。
无论是教育基金还是教育募捐，所得资金统一交给教育部专门机构保管，用来进行盈利性质投资，当然前提还要保证资金运作的风险。如果这两项教育资金来源控制的很好，那么教育部手中就能掌握一笔充裕的资金，对教育事业的展大有帮助。
朱执信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除了计划三年义务教育试点和教育资金之外，还花了大功夫规范全国的教育部门。经过常年内战，不少地方政府还是军政府的性质，而军政府当中几乎很少有教育部门，就算有也只不过是摆设罢了。
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能否得到贯彻和落实，能否执行的更有效率，必然要有地方教育部的配合，毕竟中央政府不可能把全中国上校的教育事业一揽子都囊括了。在经过三次会议之后，朱执信决定成立教育部督办小组，派遣专员到每个省审查教育部工作，对还没有教育机构的省府协助组建中央直属的教育工作站，一步一步完善全国的教育系统。
为了配合三年义务教育试点，民政部也加快了户籍制度的落实，所有享受三年义务教育的家庭都必须有当地的户籍，否则暂时不予办理免费入学。而在正式推行的户籍制度当中，民政部决定将户籍分为三级，其一是城市户籍，其二是县镇户籍，其三是农村户籍。这项户籍制度的出台，正式为中国奠定了“城市”化的概念，虽然分为三个不同户籍，实际上正是为了将中国旧有的“县”向“城市”过渡，而在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利用不同户籍更好的进行民政上的调控和监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