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而言，公元1937年到公元1938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处于动荡之中，这种动荡既是政治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的。
就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的内战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德国和意大利越来越深的卷了这场西班牙人的战争，而相应的，苏联和法国也不得不做出类似的“关注”，试图通过外国人的手徒劳的平衡一下越来越不平衡的欧洲力量均势，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国际局势的动荡之中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决定，就在1937年，爱尔兰终于完成了独立的所有手续，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英国政府的“退缩战略”，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英国国力的进一步衰退，实际上，自从欧战结束之后，英国的经济基本上就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随后的大萧条又使英国经济陷入了全面衰退之中，继续维持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统治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英国政府只能选择“退缩战略”。
相比英国政府的退缩战略，中欧强国德国的迅速扩张令人瞠目结舌，如果说进军莱茵兰和干涉西班牙内战还只是纳粹德国的牛刀小试的话，那么德国在1938年春天吞并奥地利就可以看作是德国重建中欧霸权乃至欧洲大陆霸权的重要标志，而且像在莱茵兰危机中一样，面对德国的咄咄逼人战略，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再次表现出了强烈的“绥靖主义”情绪，甚至连苏联关于“共同行动”的建议也被英国首相傲慢无比的拒绝了，显然，指望英国是不可能阻止德国的扩张势头的。
英国政府的立场进一步助长了德国的野心，于是，随后德国又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了攻势，并进而由苏台德“自治”问题而引爆了“五月危机”，只是因为苏联的强烈反应以及英法两国虚张声势的口头威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才得以暂时度过危机。
以上就是欧洲的动荡局面的基本面，虽然局部地区战斗正酣，但是毕竟还没有爆发席卷整个欧洲的全面战争，欧洲人似乎还可以享受暂时的和平生活，虽然这种和平的生活依旧是动荡的。
相比欧洲的动荡，亚洲的动荡形势更为剧烈，因为在亚洲，就在1937年冬天和1938年春天，亚洲连续爆发了两场局部战争，分别是“土伊战争”和“第二次南洋战争”。
“土伊战争”爆发于1937年冬天，战争的一方是土库曼苏维埃政权，战争的另一方就是伊朗，在1935年，波斯帝国正式将国名改为“伊朗”，最高统治者是礼萨汗国王，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统治者，一心学习土尔其领袖凯末尔，想将伊朗变成中东强国，他不断的与国内和国外的敌人进行着斗争和妥协，试图寻找到一条走向强国的道路，但是遗憾的是，这个世界讲究的是弱肉强食，当强国下定决心干涉弱国的内政的时候，任何单纯的外交手段以及国际纵横捭阖是不能拯救弱小国家的，于是，“土伊战争”就爆发了，站在土库曼苏维埃政权背后的是苏联，而站在礼萨汗背后的则是英国，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东方大国的影子，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实际上，如果不是中国上下其手的话，原本由英国扶持的土库曼素丹国是不会在1936年初轰然倒下的，而当素丹带着家人与珠宝逃亡阿富汗之后，中国却没有出动那规模惊人的陆军力量以稳定当地局势，而是采取了让人困惑不已的“不干涉立场”，于是，在那一片混乱的土库曼素丹国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了几股军事力量，内战似乎一触即发，而且也使当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真空区，将周遍的一切高压力量都吸了过去，英国人试图卷土重来，苏联则试图将它那赤色的狂潮冲向印度洋，就连阿富汗的统治者也试图染指土库曼的利益。
在经过了半年时间的残酷内战之后，苏联扶持的土库曼苏维埃势力成功的击退了英国政府支持的阿富汗军队，并消灭了国内多数竞争对手，于是，在1937年秋天，土库曼苏维埃政权就这么建立起来了，而且就在之后不久，为了解决在波斯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边境纠纷问题，以及为当年的那个波斯苏维埃政权报仇，土库曼苏维埃政权主动挑起了“土伊战争”，进攻一方除了得到来自苏联的大力支持之外，也得到了许多中国旧式武器，虽然有分析认为，这些中国旧式军火武器是来自于另外几个中亚小国，但是英国政府可不这么看，英国政府坚持认为，这些军事援助直接来自于中国政府，在“土伊战争”问题上，中国显然与苏联站在了一起，而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吸引英国的注意力，使英国无暇关注东南亚地区的局势。
让人惊讶的是，由于在远东共和国的政策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中国与苏联近年的关系一直非常冷淡，可是现在却又因为中亚危机而联起手来，或许，国际政治就是这么的复杂吧，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曾经相互敌视的两个国家也可以很快的进行合作，苏联对英国很失望，认为英国不能帮助它阻止德国的扩张，至于中国，则尽可能的利用这场“土伊战争”为自己攫取好处，这种好处不仅是战略上，而且也是经济上，就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的军队里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军火武器，甚至是装甲作战车辆。
表面上看，中国在这场“土伊战争”中的“不干涉立场”似乎是没有立场，或者说只有经济立场，但是英国政府中的一些战略分析家则坚持认为，在这个“不干涉立场”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阴谋，这个阴谋要么与苏联有关，要么与英国有关。
事实证明，英国战略家的分析似乎是正确的，就在英国政府忙不迭的将关注重点转向中亚方向时，东南亚地区的局势“瞬间”就紧张起来，而这种紧张局面却是由“东婆罗洲危机”引发的。
“婆罗洲”，这是中国人对东印度群岛中的加里曼丹岛的称呼，中国人从数百年前起就开始向婆罗洲地区大举移民，在古代和近代，中国人多数移居婆罗洲西部，是为“西婆罗洲”，而在第一次南洋战争之后，中国移民开始向“东婆罗洲”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战略转移，而且由于中国中枢政府对海外移民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优待，正是在这种鼓励政策之下，到了1937年的时候，聚居在东婆罗洲地区的华人、华侨已达五百万人，这些中国移民毫无疑问也拥有双重国籍，一本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一本荷兰东印度殖民政府颁发的居留证明，在法律上看，中国政府和荷兰政府都对这些东婆罗洲的中国移民拥有管辖权，这个局面本身已非常复杂，但是如果再将南洋地区的另一个主要由华人构成的独立主权国家考虑进来的话，那么这个局面就更加复杂了，而这个华人国家就是兰芳第二共和国。
在东婆罗洲地区定居、工作的华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是由兰芳领土移居过去的，所以，这些人拥有第三本护照，兰芳护照，而且兰芳第二共和国也承认双重国籍，这样一来，对东婆罗洲地区某些华人拥有法律上的管辖权的就有三个国家，分别为中国、荷兰、兰芳，那么这样就会带来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东婆罗洲地区的华人与当地的土著民或者欧洲、美国、日本移民发生冲突时，到底该由哪个国家来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呢？
这个问题，曾经通过中荷两国在瑞士签订的国际条约进行了部分的解答，中国政府承认荷兰东印度殖民当局在婆罗洲司法管辖权上的“优先权”，但是条件是：必须在涉及中国公民的案件中使用中国法律，而且必须设立陪审团，陪审员的一半成员必须是当地华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国际条约是中国与荷兰两国政府签订的，并由美国、英国等列强共同背书，但是兰芳第二共和国却没有加入这一国际条约，这是一根尾巴，如果中国政府还在“监督”着兰芳的外交事务，那么，这根尾巴就会隐藏在中国盾牌之后，但是如果中国对兰芳的外交政策的“监督”消失了，那么，这根尾巴就会暴lou在荷兰人的面前。
1936年，中国政府与兰芳政府正式签署协议，将外交与国防的“监督权”交还给了兰芳中枢政府，于是，兰芳第二共和国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既然是独立国家，那么就必须行使独立国家的主权，于是，从第二共和国就按照兰芳总统的指示开始与荷兰王国政府进行交涉，要求加入中荷南洋条约，并要求拥有对东婆罗洲地区兰芳公民的司法管辖权。
在中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这五国的强力斡旋下，荷兰王国政府终于同意了兰芳的修约要求，于是，兰芳也成为“东婆罗洲利益主体”的一方，当兰芳公民在东婆罗洲地区卷入司法纠纷时，陪审团的陪审员也必须有一半是华人，而且必须拥有兰芳国籍。
自从第一次南洋战争结束之后，东婆罗洲地区实际上已成为一块公共殖民地，英国、美国、法国、荷兰、中国、日本均可以在这一地区进行移民、投资等经济活动，这块公共殖民地在待遇上实际上与当年列强在中国开办的公共租界差不多，只不过面积要大上许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美国、法国、荷兰、中国、日本，这些国家都可以向东婆罗洲移民，但是问题在于，当地是热带地区，气候炎热，疾疫流行，生活优越的欧洲人宁可在本国领取政府救济，也不愿意去东婆罗洲吃苦，这样一来，只有中国和日本向东婆罗洲的移民人数最多，而其中又以中国移民占据绝对优势。
毫无疑问，由于移民数量的绝对优势，华人在东婆罗洲拥有绝对的发言权，而且由于中国中枢政府一直以来大力宣传的“团结精神”、“炎黄精神”等民族主义理论，当地的华人移民在面对异族时往往表现得非常抱团，加之兰芳地区华人的尚武传统和武器泛滥，东婆罗洲地区终于成为了一个民族、种族冲突的火药桶，华人卷入的暴力冲突事件越来越多，而由于陪审团的“不合作”立场，这些案件往往以华人取得胜利而告终，这是一种司法上的“制度性缺陷”，对此局面，荷兰东印度殖民当局束手无策，只能使当地土著人的愤怒情绪日积月累，并最终爆发。
1937年秋天，因为对当地华人大地主和农场主大肆兼并土地的不满情绪爆发，东婆罗洲地区发生佃农和自耕农暴动，暴动开始时只是零星的武装冲突，但是随后迅速演变为一场全面战争，中国人、荷兰人、日本人、土著人都被卷入了战争之中，而其中，又以中国移民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在武装到牙齿的华人民团面前，土著人的反抗被迅速扑灭，而且随后，东婆罗洲的局势迅速转向对荷兰利益不利的一面，消灭了敌对游击队的华人民团推举了自己的政治领袖，并向荷兰殖民当局发出“建议”，要求取得“自治权力”。
毫无疑问，在荷兰政府看来，这是一场“阴谋”，策划这一切的，就是中国和兰芳两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黄祸”，荷兰政府决心全力反击，毕竟，对于荷兰而言，失去了婆罗洲就等于失去了荷兰在东方的一切，现在的荷兰还剩下什么呢？除了殖民地，荷兰几乎一无所有，而在经济危机时期，殖民地对于荷兰至关重要。
荷兰政府决心维护殖民利益，而且这一决心也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同情”，于是，1938年春天，一支从本土调来的荷兰殖民军终于在东婆罗洲登陆，并且无视中国政府和兰芳政府的“警告”，开始迅速向东婆罗洲华人民团发动全面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