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的努力
四百年辛酸往事，几甲子沧桑轮回。为了收回澳门，中国政府进行了一次次地尝试。然而澳门回归谈何容易，等待了几百年，漂泊的“莲花岛”终于走近祖国母亲。
“收回澳门”运动
1922年，澳葡当局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二九”惨案。
5月28日，几名澳门葡兵于光天化日之下当众调戏中国妇女，遭到愤怒的市民围攻，双方发生殴斗。事后，警察局逮捕了市民周苏等三人。闻讯赶来的约两千名市民将警察局团团围住。紧接着，警察局开始调配人员前来援助。然而，赶来的葡警一路被藏在路边的华人市民用瓦片袭击。在此情形下，葡警向路人开枪，击伤数人，一名车夫因伤势过重死亡。29日清晨，上万名华人群众把警察局围得水泄不通，强烈要求放出无辜的市民。上午10时，增派的葡兵乘船登岸，并举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七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事后，澳葡当局派葡兵封锁各路口，同时把华人遇难者的尸体五六个捆成一束，一并扔入海中，以掩盖其暴行。
“五·二九”惨案发生后，悲愤的华人群众在前山广场为死难同胞举行追悼会，并出版了《哀思录》一书，以示悼念。随后，大部分华人离开澳门，回到前山和澳门西边对岸的湾仔，以表示对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的抗议。从5月30日起，留在澳门的华人实行总罢工，商人实行罢市，学生罢课，“澳门全市萧条，水道电灯俱绝”。澳葡政府在惨案发生后立即下令戒严，并宣布参与这次请愿的所有工会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同时还命令各商店于6月1日恢复营业，否则不负保护责任。华商不顾葡方的威胁，纷纷收业束装赴港，或绕道由香港前往省城广州。澳门整个社会立刻陷入瘫痪。
与此同时，“五·二九”惨案激起了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人的极大愤慨。众多的团体都发出了速行收回澳门的呼吁。他们纷纷声讨澳葡法西斯暴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中华总工会等多个团体声援澳门同胞：收回澳门、恤慰死伤华人、严惩肇事凶手、公开道歉。
多年以来，比邻澳门的广东早已对葡萄牙的侵略行为恨之入骨，废除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收回澳门一直是广东人民及全中国人民的夙愿。“五·二九”惨案爆发，使中葡双方的仇恨加剧，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澳门”运动就此展开。
5月31日，国民外交后援会邀集各界人士在广州召开紧急大会，共商对付葡萄牙的办法。他们对于“澳门葡兵淫辱我姊妹，枪杀我人民，视我国同胞如奴隶，等吾民性命于蚁蝼”，制造此“空前未见之惨剧，环球未闻之奇耻”，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经过商议，他们提出了收回澳门等八项决议：一、请愿政府速行收回澳门，即派北洋兵舰前往澳门保护华民；二、由人民方面采取自动态度，与葡人断绝关系；三、不在澳门做工，不在葡人店中、家中服务；四、抵制葡货，如有助葡为虐者，一并抵制之；五、知照前山下恭镇民团义勇队积极防备；六、通电全国，布告葡人此次之残虐行为，请协助进行，务达收回领土之目的；七、所有各乡镇运往澳门的蔬菜、食物、米粮，一律停止；八、银坑水商停止向澳门供水。
会后，后援会致电广州国民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要求“迅饬广东政府收回澳门领土，调派兵舰保护侨民，以维国命，而救危亡”。同时发表公告，呼吁全国同胞，“务希一致援助，以达收回领土目的”。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坚决支持澳门人民的正义斗争，6月1日，增派一营军队加强前山防卫，香山、湾仔居民全部编成义勇军防守海岸，还派两艘鱼雷艇和两艘巡逻艇加强巡视，海军部派“永翔号”炮艇助阵，以武力抗议。同日，外交总长伍廷芳召集外交人员商议决定对葡严重交涉，决不退让。同日，外交部广州交涉员向葡领提出三项要求：澳门撤退非洲兵；赔偿被杀华人损失；澳门嗣后禁止烟、赌。
广东人民收回澳门的呼吁，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6月3日，上海各工团执行委员会致电广东省长，就澳门葡兵惨杀华工案提出惩办肇祸凶手、赔偿损失和赞成广东国民大会收回澳门自治等八 项要求。同时，上海各团体还召开了国民外交大会，发表宣言谴责澳葡凌辱中国妇女的恶行，称这是“严重违背双方所签条约”，要求废除中葡条约，不准葡人管理澳门，并永远不与葡人通商。上海汉口路商界联合会也为澳门葡兵惨杀华人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商采取一致态度，“不达收回澳门、赔命恤属之目的，誓不甘休”。
此外，南京学生联合会、汉口商界联合会、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汕头旅宁学友会及海外华侨个人和团体，也纷纷发出收回澳门的呼吁，或致电广州政府，“一致主张收回澳门”，请对葡“强硬交涉，收回主权，以绝后患”；或通电全国各界各公团，呼吁“协同南方当局（即广州民国政府）一致力争，非达到收回澳门之目的不可”。
在这次反对葡萄牙暴行、要求收回澳门的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显示出团结对敌的强大力量。6月6日，广东总工会、工人合助社及所属铜铁工会、洋服同研工会、西餐协进工会、土墨工会、船务工会、藤器工会、油业工会、革履工业联合会等上百个工人团体共两万多名工人，以及澳门的旅业工会和机器工会等工会的数千工人，组成浩浩荡荡地游行队伍。他们冒雨前行，执旗高呼，一路经过澳门总统府、外交部和省政府等处进行请愿，要求政府“收回澳门领土”。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葡萄牙侵略，要求收回澳门的运动中，充满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所能发挥的最大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教授，在“五·二九”惨案发生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于6月4日写成长达万言的《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吾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并迅速发表在当时最具影响的两份报刊上——《东方杂志》和《民国日报》。
《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吾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以政论的形式，列举了葡萄牙人自清光绪十三年与中国缔结条约以来，背约侵略中国国土，杀戮贫民百姓，剥夺主权等种种暴横无道的行为，并详尽阐述了中国废除中葡条约有关条款、收回澳门、不许葡人永居管理澳门的合理性。文章呼吁，全国人民应该联合斗争，“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并要求政府“檄使葡人退去澳门，如不听，则虽出于武力解决亦所不辞”。“与其贻祸于将来而纠葛不已，不如用武力于一朝而斩除一切”。这篇充满爱国精神的文章，对当时收回澳门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收回澳门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政府却处在两难的境地，迟迟未能作出决定。当时中国南北尚未统一，广州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北京是被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这两个政府对民众收回澳门运动的态度截然不同。广州政府对收回澳门运动表示强烈支持，除对葡兵枪杀华工的暴行提出严正抗议外，还特派军舰保护从澳门回来的同胞。然而，北京政府对此却麻木不仁，置之不理。
当时收回澳门运动一度达到**，目光长远的孙中山却很清楚，即刻收回澳门并非易事，且为时尚早。6月6日，孙中山在接见广东省各工人团体和澳门各工会请愿代表时表示，“政府方当多事之秋，而忽发生重大外交，政府力量小，未免视国民之团结力为进退。若汝等各怀公愤，万不受辱，可规劝各侨澳同胞设法离其澳门，迁往就近香洲、金星等商埠实行开垦，外人纵无理，不能阻华人之去。如此不必武力，不必暴动，彼葡人自然力屈。此等办法，在国民方面较为实际。其余积极交涉，政府自万无卸责之理。”言语之中，孙中山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同样透露出他对收回澳门的希望。
收回澳门希望渺茫，恰恰在此时广州又发生了叛乱。1922年6月16日，广东省长兼陆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叛乱，围攻总统府。在这一事件中，孙中山所幸脱险，原本准备与葡方交涉的安排也随之搁置。
此时的澳门，衣食不保的工人们已无力再坚持罢工，而葡澳当局也趁机游说工人们尽快复工。眼看声势浩大的收回澳门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北京政府方面没有伸出援手，广东政府也爱莫能助。然而，收回澳门运动虽未成功，却深入人心，放大和延续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以至于成为此后历届政府提上日程的一项重要议题。直至1928年，“收回澳门”被正式纳入国策。
“暂不炮轰澳门”
“收回澳门”运动结束后，北伐战争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曾继续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澳门。孙中山曾提出：“满清政府对于外国人却是非常无能，非常的柔顺……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国势日蹙，国本动摇，土地沦于异族者，几达三分之一，如英国之割香港……葡萄牙占澳门。”而后，却未能如其所愿。
抗日战争的爆发，再一次给创伤中的中国以痛击。长期的抗日战争，使中国无力着手于澳门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德、意宣战。1942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拟定了《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之收回办法》，规定了对敌国、同盟国、中立国在华之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之收回办法，并准备进行收回租界的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终于翻了身。与此同时，中国收回了大部分外国在华的租界和租借地，仅剩香港和澳门问题还未解决。收回属于自己的土地，是国家和人民都急切盼望的事情，曾有人感慨书道：“真如游子之思念其故土一样，从百年前我们祖上起，一直到我们这一代，这三四代间，我们是一直在思念着香港与澳门。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还有这样的思念，所以希望它现在的住客先见而明智地还给它原来的主人。这不只是友谊，或是德行，而是历史的正直。”在广州的国民党驻军也强烈地要求收回港、澳。他们出入港、澳时，高喊口号：“我们不是进入外国，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走动。”
此时，中国政府在收回澳门的问题上做了积极的回应。1945 年8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了《关于收回澳门的方案》，其中写道：“电令驻葡张公使向葡政府表示我国收回澳门之决心，请由葡政府提出办法与条件，以凭考虑。”
从10月起，澳门各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沿街游行，高喊反对葡萄牙统治澳门的口号。这一举动得到了广东省中山县各界团体的支持。他们组织代表团前往澳门与那里的同胞共同研究反葡运动。对此，澳葡当局采取了一切阻挠措施，禁止内地市民进入澳门，严厉取缔在澳门开展的反葡运动，禁止所有群众集会。
然而，澳葡政府的镇压并没有吓倒中国居民，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军队开始有所行动。当时，驻扎在中山县的第64军159 师师长刘绍武，派兵进驻与澳门连界的前山边境，对澳门实行封锁，禁止一切商品出口，包括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被封锁后的澳门顿时陷入半瘫痪状态，葡澳当局只好改变态度，撤销禁止内地市民入澳的规定，并主动予以道歉。
随后，刘绍武带领警卫武装进入澳门。他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发表必须收回澳门的演讲：“澳门由于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受治外人，同胞痛苦有如水深火热，现在战争已经胜利，中国已为五强之一，所有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中国领土必须完整，澳门必须迅速收回，才可符同胞之愿望。”刘绍武的演讲道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期盼。收回澳门已是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
然而，中国内战的爆发又一次打破了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国民党政府已无心进行关于收回澳门的任何交涉。所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各省参议会要求收回澳门的电文中批云：“关于收回澳门，参政会曾有此项建议，经交外交部核办。据称：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回收澳门，像是无法到达终点的路途，没有人知道其尽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扫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当时有人建议，不如借此机会以武力收回澳门。在此背景下，中国军队进入澳门自然是轻而易举，但是却没有踏进澳门一步，只因毛泽东决定“暂不炮轰澳门”。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毛泽东早已经过反复考虑。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恢复国家生产，保证国民生活是当务之急。维持澳门的现状，对中国发展经济是有所帮助的，正如周恩来曾表示“要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引外资，争取外汇”。另外，新中国还在不断地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威胁。如果在此时“四面出击”，无异于给自己找麻烦。维持澳门的现状，既不会伤害到澳门的现有地位，也不会使澳门同胞有所担心。同时，对巩固新中国政权和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也十分有利。
当然，在保持现状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也并不是对澳门撒手不管。澳葡当局举办所谓纪念澳门开埠400 周年活动的计划时，《人民日报》随即发表题为《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的评论文章，严正指出：“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有权利要求从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这块领土。……澳门至今还没有归还中国，并不等于让中国人民容忍澳门遭受侵占的情况长期继续下去……我们要警告澳门的葡萄牙当局，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6年前的中国，更不是400年前的中国。如果葡萄牙当局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的和平政策，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挑战，那就错了。中国人民从来不允许挑战者得逞，挑战者必须自食其果。”
中国不断壮大，一些人不免表现出焦躁情绪，认为是时候收回澳门了。对此，毛泽东依然以更高的角度，从全局出发，提出保持现状的观点。他说，澳门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我们还有用。而后针对澳门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
方针，即对澳门的未来作长远打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澳门现状的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根据“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中国政府对澳门确定了相关政策，并具体实施：第一，对澳门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政策，不允许内地进行的各种运动涉及澳门，影响澳门和社会的安定。如周恩来所释，我们不能把澳门看成内地一样，对澳门的政策同对内地的政策不一样，如果套用内地的方法，一定搞不好。因为澳门现在还在葡萄牙统治下，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澳门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第二，以优惠价格大量向澳门供应日用品、食物、各种工业原料等。周恩来亲自下令，“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来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为了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中国在经济困难时期也坚持履行了诺言。
1961年12月，印度政府以武力收回了被葡萄牙占领的果阿，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国家的矛头借此指向中国，指责中国政府没有收回香港和澳门，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毫不积极。对于外国的极端评论，中国政府态度明确，表示“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重订”。并针对港澳问题进行首次公开声明：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
“暂不炮轰澳门”为的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如此远见卓识，表达了新中国对收回澳门的希冀与期盼，同样显示出新中国将继续为收回澳门做不懈努力。
中葡建交
最早，中葡之间断绝外交关系，是因为一个人的武断。这个人就是1949年时任葡萄牙总理的萨拉——一个极右派，他极端的做法使得中葡之间本就不牢固的外交关系彻底决裂。此后的二十多年来，中葡两国之间只剩下澳门作为其中的纽带，维持着不温不火的外交关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事业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开始有所缓和。这一时期，葡萄牙却动荡不安。1973年，在葡萄牙举行的大选中，没能结束独裁者卡埃塔诺的法西斯统治。“人民民主运动”对政权和平演变失去了信心。中层军官开始酝酿革命，称为“尉官运动”。1974年4月25日，“尉官运动”发展成政变，以斯皮诺拉为首的“共和国救国委员会”，推翻了以卡埃塔诺为首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斯皮诺拉就任临时总统。
在政变过程中，军队只受到保安部队的少量抵抗，就占领了主要的政府部门、广播电台、邮局和电话局。“葡萄牙的解放事实上未流一滴血”。士兵把石竹花插在步枪筒中，与欢呼的人群一起庆祝，政变由此得名“石竹花革命”。
葡萄牙新政府成立后，对待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新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初，公开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表示愿意驻派大使。之后，又发表声明，主动放弃殖民主义，放弃国外所有的殖民地。这其中，也包括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澳门。当时，由于中国政府认为收回澳门的时机并不成熟，且在贯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并未与葡萄牙就澳门问题展开谈判。当然，葡萄牙在外交态度上的转变，无疑促进了中葡关系的发展。
1975年11月25日，葡萄牙右翼军人势力成功政变，由右翼首领恩尼斯出任葡国的新总统。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上，恩尼斯更为积极和主动。1976年，恩尼斯出席联合国大会，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见面时，他谈到中葡建交与澳门的相关问题，并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朝着稳定良好的方向发展。
经过两年多的友好谈判，1979年2月8日，中葡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驻法大使韩克华与葡萄牙驻法大使安东尼奥·利英布拉·马尔丁斯，共同签订了《中葡建交公报》。一直悬而未解的澳门问题，在公报中得到了初步解决。中国坚持“澳门是中国领土，定将归还中国。至于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可在将来认为适当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的立场，葡方表示“葡萄牙宪法没有把澳门并入葡萄牙的领土，宪法只把澳门看作是在葡萄牙管理之下。葡萄牙对于澳门地域管理的结束，将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之间进行谈判”，在原则上支持中国立场。
中葡建交后，为体现“澳门是葡国管治下的中国领土”，葡萄牙必须遵守几个重要规定：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为政府公众假期；将“海外省政府”改为“澳门政府”；军事上宣布澳门为“不设防城市”，撤离葡国派遣的海、陆空部队，将“葡国司令部”改称为“保安司令部”，社会治安工作基本上由以本地人组成的治安警察、特警部队和水警负责；在外交上，非正式地撤销各国驻澳领事馆或办事处，将之合并于各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在进行设计领土或海域主权的重大工程前，须征询中国方面的意见；澳门总督出访除事先请示葡萄牙总统批准外，须同时得到中国的批准。
这些举措大大加快了中葡之间友好互访的脚步。香港问题的优先解决更是为中国收回澳门增强了信心。1984年，中英双方政府正式签订了香港联合声明，中国决定于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香港的主权。香港问题同澳门问题一样，都曾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现在香港问题得以顺利敲定，对澳门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此后，中葡两国之间的互访逐渐增多。1980年3月，澳督伊芝迪应邀访问北京。同年9 月，广东省长习仲勋访问澳门。1981年10月，新任澳督高斯达访问广州和珠海特区。10 月底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访问澳门。12月广州市长梁灵光等亦来澳访问。1984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赴葡萄牙进行友好访问。期间，李先念应邀游览里斯本名胜佐治堡时，当地记者提及澳门问题，李先念的回答很简单，他笑着说：“澳门是中国的！”仅仅五个字，一语中的——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1985年5月，葡萄牙共和国总统恩尼斯访问中国。双方会晤时，邓小平在提到：“中葡之间只有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在1979年已经解决”。恩尼斯的回答是，葡萄牙人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双方达成共识——保持澳门地区的稳定和繁荣，维护中国、葡萄牙和澳门人民的利益。
此后，中葡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经过友好磋商，决定于1987年6月最后一周在北京就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进行会谈”。新闻公报的发表，意味着澳门主权回归中国已经确定。接下来，何时提出收回澳门，如何与葡方进行谈判，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成为了中心问题。
中葡建交，为解决澳门回归问题铺平了道路，同时，为中葡之间日后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重要的谈判
1987年6月的最后一周，是中葡双方约定谈判的时间。两国对此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葡方看来，从澳门的土地上撤走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结局，他们更希望通过谈判，尽量争取拖延撤走的时间，以挽回些颜面。对此，葡总理席尔瓦曾表示，澳门与香港不同，不存在条约问题，澳门若与香港同时收回，就意味着葡国也是用枪炮侵占了中国领土。香港的收回时间定于1997年，葡总理言外之意是澳门的收回时间一定要晚于香港。
当然，除了对中国收回澳门的时间很紧张外，葡方对土生土长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很关注。“澳门土生葡人的国籍问题，在中葡会谈中需要慎重处理。澳门土生葡人只有几千人，其前两三代可能是从葡国去的，葡不会放弃他们。”澳门土生葡人自幼受葡国教育，他们大多在澳门政府中的各部门任职，均把澳门作为自己的故土，非常关心澳门前途。然而，土生葡人完全不懂汉语，不识汉字，澳门回归中国后，他们的地位和待遇问题是一大难点。对此，葡方决定把其加入谈判当中，作为主要议题进行商议。
同样，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准备谈判事宜。相较葡方的疑虑，中方需要考虑的方面更多、更细致。经过审慎地讨论研究，中国政府提出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十一条基本方针政策。其中，对待澳门所特有的情况，还拟定了相关政策。例如，澳门土生葡人的问题。经过统计了解，澳门当时有土生葡人约九千人，他们世居澳门，并且多数具有中国血统。而他们持葡萄牙护照，自认是葡萄牙人。澳葡政府机构上层官员多随每届总督来去，所以中层官员多由土生葡人担任，他们才是真正掌握政府机构运转的主要部分。在律师、建筑工程师等行业中，土生葡人也占多数。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于来自本土的葡人，又比当地的中国人高，属于相对稳定的中上层人士。从官员到职员，土生葡人的生活和主要经济来源在澳门，几乎不可能离开澳门。
基于这些情况，中国政府的计划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欢迎土生葡人继续留在澳门工作和生活。而在国籍问题上，中国决定尊重土生葡人的个人意愿。也就是说，凡自认为中国人者，享受中国公民待遇，并保留葡萄牙证件，但在中国境内不能享受葡萄牙领事保护。凡自认为葡萄牙人者，仍可作为澳门居民，享受澳门居民的一切权利，并可以个人身份受聘在特别行政区政府中担任某些职务。
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是谈判的重中之重，主要决定权在中国一方。对此，中国政府认为不能太过草率，时间不宜过早，也不宜太迟，与收回香港的时间略为错开即可。基于香港回归的时间，中国政府照顾葡方的要求，把澳门回归的时间定在1997年以后，但不迟于1999年，具体日期再与葡方谈判商定。
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意味着中葡两国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与葡方谈判的方针上，中方决定采取“香港模式”，首先明确澳门领土主权问题业已解决，在此前提下集中就收回澳门的方针政策和过渡时期的安排与葡方进行磋商，争取澳门尽早进入过渡期。
随着谈判日期的临近，中葡双方公布了谈判代表团成员名单。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外交部副部长)。成员：柯正平(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邵天任(外交部法律顾问)、柯在铄(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诸桦(女)(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澳门司司长)、赵稷华(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葡方代表团团长：鲁伊·梅迪纳(联合国常驻代表)。成员：努诺·洛雷纳(驻香港总领事)、若泽·恩里克斯·德热儒斯(1979—1981年任澳门经济协调政务司、时任葡卫生预防局局长)、若昂·德乌斯·拉莫斯(曾在葡驻华使馆任职)、卡洛斯·加斯帕尔(外交部计划和研究室顾问、总统民事办公室政研助理处顾问)、若昂·阿森桑(法律专家)、瓦莱里奥（葡国驻华大使）。
1986年6月30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进入第一阶段。作为东道主，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以唐朝诗人孟浩然的诗句作为开场白“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表达了希望中葡双方能够友好顺利地完成此次谈判。
在谈判的第一个阶段中，进行了第一轮和第二轮会谈。会谈开始时，中方提出了三项总议程的建议，即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有关问题；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后的安排；过渡时期的安排。对于中方提出的总议程，葡方表示完全同意。
之后，葡方团长重申了1979年中葡双方就澳门主权问题达成的谅解，并宣读了谅解备忘录全文，说明1979年中葡建交时已经就主权问题达成谅解。澳门回归的根本问题——主权问题已经取得双方共识。中葡两国的第一轮谈判顺利完成。
9月9日至10日，中葡双方进行了第二轮会谈。谈判中，中方代表提出了三点原则：一、必须在本世纪末（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二、在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三、在恢复行使澳门的主权以后，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保留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根据上述原则立场，中国政府在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将在这一地区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澳门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等。对此，葡方代表团表示同意。第二轮谈判结束后，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以“渐入佳境”来形容第二轮会谈所取得的进展。
当周南吟诵“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霞”，寄希会谈取得更大突破时，却遇到了瓶颈 。于10月21日至22日进行的第三轮会谈中，中葡双方在澳门回归的时间上产生了分歧。澳门相较香港问题更好解决，1976年葡萄牙就主动申明澳门并非自己的领土，而是属于中国的。葡方的态度很鲜明，也就是说中国一旦提出收回澳门的要求，葡方对此不会表示异议。基于此，尽管在时间上已有可拖延性的备案，中方代表团还是尽可能地争取澳门回归的时间。
然而，葡方在会谈之前就做好了不同意中国于1997年收回澳门的打算。时任澳门总督的高斯达含糊其辞，澳门回归的具体时间“应由两国商定，不能单方面地由一方指定”。而当时于葡萄牙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巴度里则公开表示，难以接受中国将于2000年之前收回澳门的意见，同时提出自认为最恰当的收回时间——2017年。除此之外，葡萄牙国内以及澳门的一些葡文报纸也相继发表文章，支持于2000年以后再交还对澳
门的管治权。不得不说，当时的一些葡萄牙人的殖民主义意识仍然存在。
对于这个谈判过程中的“插曲”，中方很快做出了反应。1986年11月7日，周南出访葡萄牙，并做了明确表态：在20世纪末之前完成港澳回归祖国大业，是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时更明确指出：“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中国人民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人民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愿望。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
鉴于中国政府要求在本世纪末收回澳门的强烈态度，1987年1月，葡国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专门讨论此事，原则上同意于1999年将澳门交回中国，具体日期定在12月31日。中方对葡方的决定表示欢迎，但同时表示，日期提前到12月20日。1987 年3月21日，葡总统苏亚雷斯再次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至此，中葡两国在澳门回归的具体时间上达成一致。
最关键的问题得以解决，此后的会谈进行几乎“畅通无阻”。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双方在北京进行了第四轮会谈，先后进行了六次公开会议和五次私下磋商。此轮会谈的重点是围绕葡国文化传统展开的，出于对葡萄牙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的尊重，中方对葡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均予以照顾和支持。作为最后一个阶段的谈判，中葡双方还针对很多细节问题进行协商。双方谈判代表团分为几个工作小组，具体针对某些问题分别处理，为即将签订的协议的合理性和完整性提供了保证。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从1986年6月30日起到1987年3月23日止，历时近九个月，共进行了四轮会谈，最终以双方满意的结果达成共识，为澳门顺利回归中国奠定了基础。
1987年3月26日，这一天为中葡之间的谈判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当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草签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周南副部长和葡萄牙政府代表团长梅迪纳大使，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那一刻，《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以下简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两国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文本上签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国务委员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和参加中葡谈判的两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工作人员，以及葡外长德米兰达等出席了签字仪式。数十位澳门各界知名人士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邓小平在会见来华参加《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仪式的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说，在不长的时间内，中葡解决了澳门问题，这为国际上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
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国人大常委会和葡萄牙国会分别于当年6月和10月批准了中葡联合声明。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在北京互换了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批准书。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自即日起开始生效。
伟大的构想
澳门问题举世瞩目。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场合阐明了自己的方针，明确指出：“对于解决澳门问题，我国的基本方针是，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保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国两制’同样适用于澳门问题。当然，还要结合澳门的特殊情况，对我国解决澳门问题也将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政策。”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最初构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提出来的。这一构想最初是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设，后来先后用于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和治理。
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时曾表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一番谈话，透露出邓小平已经把从实际出发放在了首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的先知先觉，预示着“一国两制”的构想必将在未来得到实现。
同年11月，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首次提及统一后台湾的某些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想法。他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很明显，“两种制度”的想法，在此时已经萌芽了。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会议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的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同一天，邓小平在同美国参议员会面时也明确指出：“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根据台湾的意志来决定。要改变可能要花一百年或一千年，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指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不会用强制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社会。”中国的一系列的谈话和态度表明，“一国两制”的构想已见雏形。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出访美国。出访前夕，他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时，谈到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构想。他说，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邓小平的一字一句，汇集成了“一国两制”的核心。“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坚持一个国家，即坚持一个中国、一个主权、一部宪法，才能真正地实现统一。
“一国两制”核心已经明确，延展开的是更加鲜明的框架。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不变“，即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他指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
在“一国两制”的行程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名词，比如“叶九条”、“邓六条”。“叶九条”，叶字取于叶剑英。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
“邓六条”，顾名思义，是邓小平提出的。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又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简称“邓六条”）。早在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就首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他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说：“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从“叶九条”到“邓六条”，“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更加完善和系统化，“一国两制”的方针更加明确。其基本点为：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
1984年，邓小平又先后提出了有关“一国两制”的重要思想，其中主要包括：“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用“一国两制”办法解决中国统一问题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1984年10月，《瞭望》周刊发表《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对“一国两制”构想首次作了系统报道。这一报道可以被视为“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
在澳门回归的历程中，邓小平始终投以关注的目光。1984年10月3日，即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的第七天，时任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国庆观礼团。会见即将结束时，邓小平的耳畔传来一声“想请教邓先生有关澳门的问题”。面对澳门出入口商会会长吴荣恪提出的澳门问题，邓小平思索了几秒钟，坚定地答道：“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种方式解决。至于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现在还在考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此笃定的答案，意味着澳门同样会按照“一国两制”方式解决。
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
1985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谈话间，邓小平气定神闲地吐着烟圈，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他在谈到中葡关系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有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已经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邓小平一语中的，把两国的关系拉得更近，使澳门问题清晰可见。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与埃亚内斯边走边谈，轻松惬意。这样的场面与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的“下马威”截然不同。邓小平还打破惯例，把埃亚内斯送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三十多米。显然，邓小平心中早已有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澳门问题势在必得。
想法变成现实，着实令人振奋。从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中共中央组成了以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为团长的强大阵容谈判团，前前后后与葡方举行了四轮谈判。作为“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关注着谈判进程，并发出重要指示：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
最终，中葡就澳门问题签订了《联合声明》，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实现于久别祖国的澳门。
祖国，我要回来
杜岚，濠江中学的校长。85岁的她，天天都在盼望着澳门回归这一盛事。
回归是澳门人的盛事，也是全球华人的喜事。爱祖国、爱民族是濠江中学的校训，也是学校的优良传统；因而，庆澳门回归活动，是濠江中学近期除教学外的最重要工作。校长杜岚笑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半世纪的梦即将圆了，民族百年耻辱今朝得雪，天天乐不够，怎能不精神振奋呢？”
杜岚是位生长在黄土高坡的农家女，自小冲破世俗，扯去裹脚布，进入学堂读书，走上街头演讲、演戏，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中，曾被誉为“陕北最勇敢的女孩”。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她以满腔的爱国激情，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进步团体，大江南北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她为抗日救亡而奔波的足迹。
三十年代末，杜岚和爱人黄健(广东中山人)来到澳门从事教育工作，自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强国实践。她创办了妇女识字班、贫民学校，困难时期曾靠捐首饰维持生活也矢志不移……诗句“雨雷风霜几十秋，松乔苍劲傲清流。爱心一片育桃李，此意悠悠意未休”。正是对她最好的描述。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杜岚老人此时心情激动，她在内心不住地呼喊：祖国，我要回来！
距离澳门回归100天之际，澳门群众用各种形式抒发着自己盼望回归的心情。刘羡冰，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筹委、推委和各界庆回归委员会副主席，在澳门百日回归的当口，忙碌不已。年逾半百的她说，盼了半辈子的日子终于来临了，高兴，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有人曾这样评价刘羡冰：当她拉开话匣子时，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语言仅仅是载体，带给人们已略感疲倦的大脑皮层以阵阵兴奋的，是她那种敏锐的思想及那些思想的发源地——她那透明的可以澄澈见底的心，一颗爱祖国、爱家乡、爱澳门的赤子之心。
身兼数职的刘羡冰，对待每一个职务都是尽职尽责。作为一名老教育家，她在盼望回归的同时，不忘撰写有关澳门教育发展的著作。在迎接澳门回归期间，《澳门教育史》、《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相继出版。曾有人说澳门是文化的沙漠，的确，作为被殖民统治了几百年的地方，在教育体制上是不完善的。对于这一点，刘羡冰想得很远。她提出，要以《基本法》为准则，把十年基础教育摆到应有的中心地位，把基础教育的重点转移到质量提高上，以保证未来人口素质。要以“全民教育”的理念，明确教育对象的全面性；要有计划、有重点推动教育改革，为“人的充分发展”的目标准备条件等等。
盼望回归，刘羡冰激动地说：“祖国日益强盛，‘一国两制’和平解决了澳门问题，即将开始‘澳人治澳’的伟大历程，作为这一伟大事件的参与者，我在感受到幸福、自豪的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一个考验。但回归期间澳门人表现出来的爱国爱澳热情令人信心倍增，有国家的支持、香港的榜样，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澳门即将回归祖国，无论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还是迁移至此的华人，他们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真切地盼望着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祖国，我要回来！”简单的一句话，却能够表达出他们的心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