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白蛇 (2)

建筑工们渐渐拎了水桶到窗下来洗澡。他们的白短裤濡湿就变成一层皮肉。他们边冲澡边唱:“姑娘你好像豆腐渣,美丽眼睛人人都害怕它。”

十月里来了个很不同的人。二十出头,不高,也不矮,脸皮光生生的不黑不白,两根剑眉画向太阳穴。他穿一身旧黄呢子军装,多年前挂领章和肩章的地方是方方的几块簇新,色泽比其他地方深些。这证明他那身将校呢军装是真的;这男青年的优越感也是真的。是个“干崽”(“干崽”:)。那身呢军装宽大沉重,青年微微驼背似乎在扛着它。正是由于军装的大和他身子的小,才显出他一股独特的倜傥。青年步态很大,走路时将两手背在身后,头略低,好像很老的那种老将军:前头有人开路,后面跟了个小跑步的警卫兵。

他凭吊古战场那样站在烂场院上。所有下流俏皮的歌都断在那些嘴里,所有纸牌都粘在那些手上。建筑工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穿黄毛料子的年轻人。有种不合时宜、不伦不类的氛围在这青年的形象和气质中。他眼神中的一点嘲笑和侮辱,使所有人都觉得他有来头。他有双女性的清朗眼睛,羞涩在黑眼珠上,残酷在白眼珠上。他在看孙丽坤时用黑眼珠,看建筑工们用白眼珠。

这样一个青年在烂场院上走,踢着半截砖或一块当席子用的大字报——它是几十层不同的内容层层摞摞的重叠,糊得比皮革还厚还结实。青年就那样站在孙丽坤窗子下,姿势很伟大。建筑工觉得青年的姿势让他们想起一首不****的歌——《走遍祖国大地》。

孙丽坤看见这青年就把一支刚卷好的烟搁下了。那是她一早上的心血,剥出了几十个指甲盖大的烟锅巴,用一页写作废了的“认罪书”卷的。她当然舍不得把它彻底丢弃,只把它暂时往衬衫口袋里一揣,等这青年走了她再抽。为什么当着这么个二十郎当的男娃她不愿抽那样自制的恶形恶状的纸烟,她现在顾不得去想,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想。要到许多年后再去想。曾经她有过的那些男人都是好看的,是靠他们的好看挣钱凭他们的好看吃饭的。他们都是她的舞蹈搭档,都有岩石雕刻般的腿和肩膀,都有空洞的却炯炯发光的眼睛。而这一位根本还没成形,还有一大截子去成长才能成形。

青年把两手背在身后,腿叉得很开,直直朝她望过去。他眼睛里的羞涩和他嘴角的轻侮在相互顶撞,相互背叛。他望了孙丽坤几分钟,背着手大步离去。

烂场院上粗鄙下流的活力恢复了。建筑工们又开始为孙丽坤拣烟锅巴。拣到那青年丢在地上的很长一截烟锅巴,有人惊呼:“大中华!”它被青年的铁蹄给踏进浮泥里去了,手指头要刨一阵它才出土。

第二天那青年又出现了。建筑工们开始叫他“毛料子”。他还是一副匆匆路过的样子。这天孙丽坤没穿那件邋遢透顶的劳动布春秋衫,换了一件海蓝毛衣,尽管袖口脱了针脚,嘟噜出一堆烂毛线,毕竟给了她身体粗略的一点曲线。

青年骑了一辆车,飞鸽跑车,通体锃亮油黑,半点红绿装饰都没有。建筑工们让这辆跑车羡慕呆了,惋惜这么骏一匹马没备漂亮鞍子;换了他们,准让它披红挂绿,给它缠上二斤塑料彩线!青年一只脚支在地上,另一只脚跨在车上。人们注意到他那宽大的裤腿怎样给掖进牛皮矮靴,那清秀中便露出匪气来。青年抬手将帽沿一推,露出下面漆黑的头发。他们想如此美发长在男人头上是种奢侈。它不该是男人的头发。他戴着雪白的线手套,用雪白的手指一顶帽沿,气派十足,一个乳臭未干的首长。那个食指推帽沿的姿态从此就长进了孙丽坤的眼睛,只要她把眼一闭,那姿势就一遍遍重复它自己,重复得孙丽坤筋疲力尽。

青年这天和孙丽坤目光相碰了。如同曲折狭窄的山路上两对车灯相碰一样,都预感到有翻下公路坠入深渊的危险,但他俩互不相让,都不熄灯,坠入深渊就坠入深渊。建筑工们在他俩对视的几秒钟里看见美人蛇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她两个眼又在充电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建筑工一边对着沙坑撒尿,一边唱:“管他麻不麻,只要有‘欧米茄’。”

青年开口了,对撒尿的建筑工说:“畜牲。”他声音软和,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人都使劲在想北京话的“畜牲”是什么意思;人都懂它的意思却是不懂这听上去很卫生的北京腔。

“说哪个畜牲哟?”建筑工说。

“没说您,您不如畜牲。”青年平静冷淡。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员一样,每个字都吐得清洁整齐。早晚都刷牙的口齿才吐得出如此干净的字眼,才有这样纯粹的抑扬顿挫。

三十来岁的建筑工猫腰掬一大把沙石,对青年作出投手榴弹状。青年一动不动,单薄的眼皮窄起来。

“你试试。”青年说。

建筑工重新抓了更大一把沙石。尿濡湿的沙石更有热度和分量。他重新拉开投射姿势,却微妙地向后撤退。

“你要敢动明天这儿就没你了。你试试。”青年说。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一)

孙丽坤快要忘掉那个被建筑工叫做毛料子的青年了。她有点慌,有点怕。她怕一忘掉他她眼下再没什么好事情让她去想。忘掉他她心里就没一块好地方了。过去,她心里净是好地方,一块块的都没了。不是她丢了它们就是它们丢了她。她的心里没那么大的地方,爱她的男人太多,她搁置不下他们全部,只有不断地丢掉。她不知道男人们被她丢掉后会对她干些什么,会说她些什么。知道她也不会跟他们计较。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舞动的胸脯,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样的肩膀。爱她的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了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她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活着”。她的手指尖足趾尖眉毛丝头发梢都灌满感觉,而脑子却是空的,远远跟在感觉后面。

她的心里尽是好地方。都没了。最辉煌的那些先没有了:领袖们怎样迈着八字步走到她面前,以他们暖和而干燥的手握住她的手,或倚老卖老地拉拉她的辫子,摸摸她的颈项,她全忘了。她怎样从国际列车上走下来,胸前别着奖章,少先队员冲上来一个兵团,给她献皱纹纸做的花,她忘得没了影子。她心里还剩些不太好的地方:她的自行车怎样被撞倒,她怎样摔得半个脸都是泥水,爬起来仗着雨衣和泥水的掩护和人比着骂“日死你先人!”比着用最形象最别致的词重复那桩先人为繁衍后人必须做的事。有个声音轻轻冒出来:“她是孙丽坤!”回头望去,她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如同眼看一尊佛像在面前坍塌那样,眼睛里充满坍塌的虔诚。小女孩是孙丽坤最后忘却的。

就在孙丽坤终于忘掉了青年的那个初冬的早晨,看守她的女娃进来了,手上的大棒给她端成了三八枪。

“孙丽坤,有人找你。放老实点——上面来的!”

她正让一根自制的烟卷熏得满脸涕泪,这时顾不上听女看守的训诫,一巴掌推开窗子,对建筑工喊:“狗日的!……”

建筑工们看见她的红鼻子斜眼睛马上咕啊咕地笑起来。他们在给她卷烟时,往烟锅巴里掺了熏蚊子药。

“孙丽坤,严肃点!北京派人来调查你!”看守女娃用大棒叩叩被白蚁蛀空的地板。

“调——查嘛!”她说,音调拖得像个心满意足的呵欠。

“中央来的!”

“来——嘛!”她把脸搁在洗脸毛巾里应道。毛巾让污秽弄得坚硬,张牙舞爪悬在一根铁丝上。她“呼噜噜”地擤一把鼻涕,又用那铮铮如铁的毛巾好好在脸上锉了一锉。抬起头,她不动了。

那个青年背着手站在她面前。他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败了色的舞台布景。他带一点嫌弃,又带一点怜惜地背着手看她从那污糟糟的毛巾中升起脸。她顿时感到自己这三十四岁的脸从未像此刻这样。她突然意识到他就站在“白蛇传”的断桥下,青灰色的桥石已负着厚厚的黯淡历史。

她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话,抑或道歉,抑或托辞,转身走进另一块布景搁置的小角落。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下台动作。这种意外在孙丽坤的舞台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次。那次她一上台就发觉少穿一层衬裙,追光打下来,她便是近乎。她当时就那么一个即兴转身下了舞台。而此刻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兴“下台”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如此的青年,出现在她如此荒凉的舞台上。如此一个意外,一个她无法认清却暗中存在的天大差错使她不得不猝然离开“舞台”,把那青年留在整个时间空间的“冷场”中。她此刻的猝然下台连她自己都意外之极。她进了一个他目光不能所及的角落,不是为了更衣修发,而是要彻底换一番精神容貌。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容貌是丑陋不堪的,如同一具裸露的丑陋不堪的。她站在角落的阴影中,茫目顾盼,寻找不出一个合宜的神态和面容。站了许久了,冷场不能再拖延下去。屋里的寂静已像催场的锣钹一样吵闹。她听得见青年在冷场中的困惑与恼火,听得见他在这冷场中打量整个舞台布局:窗台上已熄灭的烟卷,是用报纸卷的;那根斜贯空间的铁床上耷拉着枯藤般的乳罩内裤袜子,结痂的剩饭和那只大花便盆。她听得见他那貌似不动声色的打量。

她走出角落重新登场时非常地不同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视的更换就在那片阴暗中完成。她仍穿着海蓝色毛衣,袖口一堆缠不清的脱线;它仍是惨不忍睹地绷出她早已自由散漫的一对****。她仍穿着那条裤子,膝部向前凸着,给了她一副永久性的屈膝姿态。她却与猝然下台前不是一个人了。她那个已宽厚起来的下巴额再次游动起来,画出优美的弧度。她的脸仍是那种潮湿阴暗里沤出的白色,神情中却出现了她固有的美丽。她原有的美丽像一种疼痛那样再次出现在她修长的脖颈上,她躲闪这疼痛而小心举着头颅。她肌肤之下,形骸深部,都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已复苏。

青年为自己找好了座,为自己点上了烟,看她摇身一变地走出来。他下意识站起身。

看守女娃提一只竹壳子暖瓶进来,满脸通红地对青年说:水是鲜开水,茶是副团长拿来的;我们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液、乐山绿茶。首长见笑,茶缸洗了多少遭也洗不脱这层老茶泥。女娃陪着罪过给青年沏了茶。他说,别叫我首长,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姓徐。

女娃很乖地一偏头,徐首长。

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他说。声音不壮,和他人一样,翩翩然的。

女娃看了走出角落的孙丽坤一眼,实在弄不清哪儿出了差错让她又好看起来。

就剩下他和她俩人时,他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拔下白手套,露出流畅之极的手指线条。她从来没见过男性长这样修长无节的手指。楼下建筑工唱:“……居委会为我们来放哨,党支部为我们扯皮条……”他和她都没转脸。一块土疙瘩射进窗口,落在桌上,没什么恶意地散碎了一桌。他只回头看看那一桌面的泥渣,她便也去看。她通常爱盘腿坐在桌上乘凉,与建筑工搭讪打诨,互掷东西。

她起身关上窗,掸净桌面。其间他问她答,讲了些等于不讲的场面话。她回到椅子上坐下,他问起她得国际奖是哪年。1958年,她回答。她看他在听她做简单陈述时手指尖动作。那指尖上轻微的烦躁让她不知怎样才能把这段背熟的“罪状”讲得生动些。他手指尖的焦灼让她感到他的满腹心事;他对一切的淡淡嫌恶和吹毛求疵。她说到她和那个老毛子男舞蹈家的艳遇时,他正将雪白的手套往桌上搁。他忽然变了卦,将它们拿直,微蹙眉头地定在那里,似乎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

她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她再一次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天大的差错。从来没有男性有这样的眼睛,这样来看她。

“别叫我首长,直呼其名吧。”他用圆润的京腔打断她的陈述,抑或忏悔,也打断她的审视。“叫我徐群山。”他递给她一根烟。她一时没听懂这么一口文明话。长如此一副手指,讲如此一口文明话。

她不知道再说什么。轮上他来审视她了。

官方版本(之二)

省文教宣传部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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