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成，你喜欢哲学吗？”
“曾经喜欢，但现在，我讨厌哲学。”
“可是就我接触的你们这一代人，包括边亚鍕先生在内，无不带着半个哲学家的高深奠测。”
“你看我有吗？”
“你是例外的一个。”
“不”，陈成笑了，“我也曾经是一个哲学家，但现在，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没有办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你是说，你是自己主动走向堕落的。”
“是世俗。而我只不过走了一条便捷的路。”
“可你引以为自豪的人格呢？”
“我以为我并没有失去自己的信仰，我只不过拿了自己应该得到的。如果这也是一种犯罪，首先是这个时代的责任，一代人信仰的缺失，是哪一个人的罪过吗？”陈成的声音有些激动，“离开国内几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个问题——我和时代究竟哪一个已经病人膏肓了？”
“时问无情呀，你看，我都‘苍苍白发鬓边生’了。”陈成苦笑着望着我，“所以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回去的。”
这是在洛杉矶槟榔湾大酒店。1994年5月17日。笔者最后一次和陈成的一段对话。他的身份也从市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变成了美国s创业投资集团董事局执行董事。
陈成甚至不讳言自己是第一批借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和手中的权力牟取了极大利益的暴发户。
“但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倒’。”陈成又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