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任期对于胡发奎的世界大战计划也是足够了，他在第一个任期中已经进行了多番准备，该埋下的伏笔也都可以揭露出来了。大唐国内这五年内的经济发展也总体保持了白南时代的高速发展，国家建设的热度还没有冷却，人口仍在快速膨胀，大唐几乎是每一年的增长，都会多出大半个欧洲的经济总量。
而在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欧洲人是不可能在战争中击败大唐的。欧洲国家自己也暗暗知道，但是他们认为大唐不会对他们开战，他们的团结也会相对提高大唐出兵干预的成本和风险，所以他们判断自己是安全的。可是误判就是误判，胡发奎和相当一部分唐人早就把主意打到了欧洲身上。
很多人会质疑战争的产出性，不过在这里，欧洲联盟倒下了，大唐彻底将欧洲变成自己的附属经济体的话，那么大唐将会获得一个巨大市场，仅次于华夏、北美地区。而如果能够突破华沙体系，采取更加激进甚至海外领式的贸易模式，那么大唐获取的利益将会更大。
政治上，大唐将彻底主导全球的局势，成为毋庸置疑的全球领导者和独霸。胡发奎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以大唐为核心的统一全球治理体系，这个体系中虽然也有国家的存在，但是与另一位面中所谓的主权国家定位却不同了，实际统治世界的大唐将可以更自如地协调世界的资源，适配发展，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归根结底，世界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大唐手中，全球的暴力机器掌握在大唐手中，就足以保障这个新秩序的达成。
这一切都始于大唐彻底击败欧盟。
胡发奎在获得第二任期之后，加速了世界大战的计划。1814年冬季，在缺少收成和所得的情况下，乌克兰农民在波兰和俄罗斯同时发起来的抗议行动，他们呼喊着保护自己的合法所得，痛骂剥削他们劳动成果的波兰政府和沙俄政府，有些人甚至还直接喊出了乌克兰独立建国的口号。
乌克兰族的农民们脱离他们的集体农场，在民间团体的组织下前往大城市，进行游行和抗议，声势颇大。这个行动也惊动了波兰和俄罗斯政府，虽然这两个国家平素都是互相敌视，即便都加入了欧盟，但之间也少有进行什么交流和亲善，甚至还存在互相提防。但是在对付乌克兰人的问题上，两边却有着出奇的默契。
波兰虽然是国革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当初能建立起来，完全就是靠大唐和德国的提携。原本的一些进步人士和中下层贵族变成了国革成员，在十多年后他们又变成了官僚，做的事情跟之前那些波兰贵族一般无二。波兰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而且由于本位面中国革一直推行的是公私并进的经济体制，所以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现象在波兰屡见不鲜，甚至民怨非常大。
当然，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总体上是呈发展趋势的，百姓都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一定量的好处，哪怕这个份额相比那些大鳄们少到可怜，但是总体而言波兰社会还是稳定的，人们唾弃腐败的波兰国革官员们，却更多喊得是改革和法律，并没有过激的革命现象。
在此情况下，波兰国内甚至还开始流行自由主义的风潮，也就是引入新的政党，以启蒙时代的政治成果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欧洲国家中，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是这个模式，发展得还算是不错。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国革的力量衰弱了，因为波兰人很自然地看一看自己的邻居德国，那也是一个国革体制的国家，但德国发展的很好，甚至工业能力上还超过了英国，民众支持度也比较高。德国国革也对波兰国革比较支持，所以自由主义虽然在波兰有一定土壤，但是还没有壮大起来。
归根到底，世界上选政治模式这种事情，大多数人看得不是本身政治模式的好坏优劣，而是看别的采用这种政治模式的国家的成功失败。在另一位面中，苏联阵营中的国家们穷困，而资本主义国家发达，所以人们就认为西方普世那一套是好的。而实际上，搞同样体制而混得不好的国家也不少。只是被人故意地忽略掉了。相反如果一个体制的执行者相当成功，比如这一位面中的大唐和德国，那么别的国家自然也就认为这个模式是先进的可行的。如果自己没有玩好，那肯定是需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
波兰国革跟德国国革有些类似，都在一段时间后快速地民族主义化了。跟大唐的民族主义推行各民族融合进入中华民族的思路不同，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的想法是种族主义，自然天然地认为自己比别的民族更高贵优越。所以，当乌克兰人开始闹起来，波兰方面是不能容忍的。不过波兰官方也不敢太鲁莽，欧洲各国也大体知道了在这个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已经大副幅度提高了，坏事传千里，会给波兰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波兰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不过并没有太暴力地直接驱散这些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农民。他们大都排成人墙，监视着游行抗议的人群。军警也没有携带太致命性的武器，主要还是防暴盾牌和警棍。显然这样的标准镇暴装备，都是欧洲人有样学样从大唐山寨过来的东西，既避免人员伤亡，也能够起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