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攻略东南速度飞快，大明朝廷派来的文官也快。
由于地盘猛增三个省，大量官员获得升迁，一批批调去浙江、福建和江西。被养在翰林院的许多官员，也外放出去做知县或县令，甚至有人直接做了州判。
之前已经在做知府的白崇彦，虽然官职还是知府，这次却是调去知杭州府，并且还兼领浙江省参议职务。
在一众老朋友当中，白崇彦算升得比较慢的，主要是朱铭还想让他锻炼。
令孤许这回却是做了江西按察使，等江西从战时平稳过度，他就能立即升为江西布政使。而献土有功的两位布政使，则会从现任职务调离，从而完成大明新朝对江西的掌控。
明州（宁波）。
一群高丽使者在此出发，因为季风与洋流关系，他们没有乘坐海船北上，而是通过江浙水网至长江。
高丽在北宋的外交级别，最初是比西夏更低的。
宋徽宗在位期间，不但联金伐辽，而且还联高丽制辽，于是高丽的外交地位反超西夏。
由于害怕被辽国水军劫掠，高丽请求改变航运路线。以前是在山东登陆，后来改在明州那边，明州城内专门设置高丽司，负责与高丽进行朝贡贸易。
眼下这群高丽使者，已被软禁在明州一年之久。
李资亮、李永、权通等使节，至今没搞明白自己为啥被软禁。
李资亮是经常出使大宋的老熟人，多次获得宋徽宗接见。权通更是从大宋太学毕业，宋徽宗亲自赐予进士出身。
宋徽宗明明就在杭州，离明州距离近得很，却非要软禁他们干啥？
其实很简单，宋徽宗不知如何面对高丽使节，那就先晾在明州暂时不予理会——高丽使节是奉命联络大宋一起抗金的。
在长江换船，一路经运河北上。
李永忧心忡忡道：“还不知国内如何了，吾等应该先回国请示陛下，再前往汴梁觐见中国的新皇帝。”
李资亮说：“国内应该无碍，听闻金兵败于朱太子之手，想来没有余地再发兵攻打抱州（即保州，朝鲜之义州，在丹东的江对岸）。”
李永又问权通：“朱太子是怎样人？”
权通摇头道：“不甚了解。朱太子在东京做太学正时，负责管理的是外舍与内舍，而在下当时已经是上舍生。不过朱太子在东京极有名气，他是政和五年的探花郎，发明了探花煤和探花灶，还改良了活字印刷术。此后的事情我就不知了，我被赐予进士出身之后便回国。”
李资亮吩咐道：“既有这层关系，就该好好利用。如果有机会私下觐见朱太子，你可以向他执弟子礼，想来应该更能拉近距离。”
金国与高丽的关系，这些年一直在变动。
刚开始，金国把高丽视为父母之国，两国一起联合大宋抗辽。
紧接着，金国又想跟高丽约为兄弟，金国为兄，高丽为弟。高丽予以拒绝，并视为奇耻大辱。
等天祚帝被杀得逃去草原，金国开始强迫高丽称臣，并索要鸭绿江南岸的保州。高丽因此大怒，开始在边境布置重兵防备，并且公然接纳金国判将和逃民。
去年，高丽正式向金国称臣，并且承认金国是父亲。但坚决不肯交出保州，还暗中联络大宋夹攻金国——就是眼前这些使者。
仅十年时间，金国就从高丽的儿子，摇身变成高丽的爸爸。
冬天正是兴修水利的好季节，高丽使者一行穿过淮南，只见沿途到处都在搞水利工程。
李资亮大为震撼：“中国的新朝不可小觑，一定要与他们交好。金国乃蛮夷也，认金国为父乃奇耻大辱。只要时机来临，就当撕毁国书，转而与中国约为父子，再趁金国虚弱占领江北（鸭绿江北）之地！”
权通在东京读书好几年，从始至终都是个中国吹，他立即附和道：“中国繁荣强大，理应为我高丽之父。”
此时的高丽怎么说呢？
国王叫做王构，因为要避讳某人，后来干脆改名叫王楷。这就能体现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即便高丽已经臣服于金国。
一直来到京畿地区，依旧遍地在搞水利，让这些高丽使者更加震惊。
其实吧，从京畿到两淮，沿途水利早就该搞了。
由于宋徽宗掏空了地方财政，而且搞水利不如搞花石纲，全国各处水利设施都年久失修。江淮地区几乎年年洪灾，跟水利失修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新朝建立仅一年，地方水利工程便大量启动。
一是官员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只要正事儿干得好就能升迁。
二是朝廷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并且取消了土贡和花石纲，这让老百姓有了喘息之机。地方官趁机征发徭役，只要不逼迫过度，老百姓就不会反抗，毕竟大家都不想遇到洪水。
三是受灾流民太多，地方需要以工代赈，于是威逼利诱富户掏钱，把大量流民都弄去修水利。水利一旦修好，对富户也有好处，甚至可以联合官吏侵占土地。
相起比徽宗朝的日渐凋敝，大明新朝建国的第一年，各地就有了欣欣向荣之象。 跟朝鲜使者差不多时候进京的，还有李彦和蔡攸。
蔡攸试图返回福建老家，隐姓埋名度此余生。
但他还没走出浙江，就被自己的亲随给举报了。因为新来的浙江布政使张朴，命令全省张贴海捕文书，并给东南小朝廷的奸臣都开出赏格。
至于李彦，则是被山民抓获。
好几个太监结伴潜逃，宋徽宗没有带钱的习惯，他们身上可都藏着金银。
但就是这些金银坏事儿！
铜钱太重太贱他们没带，饿极了只能用金银买吃的。偏偏他们又往山区逃跑，竟在山村使用金银，不被村民怀疑才怪了。
“快点走，不要磨磨蹭蹭！”
一鞭子抽过去，差点抽得蔡攸摔倒，那副枷子实在太重了。
蔡攸再度看见东京城墙，一时百感交集，不禁双目垂泪。
包括李彦在内的几个太监，也陆陆续续下船，他们自知命不久矣，开始在岸边痛哭流涕。
高丽使者正好在码头上，权通说道：“那位似是蔡攸。”
李资亮不禁感慨：“我也在御赐宴席上见过，当时蔡学士风度翩翩，不成想竟落得如此下场。”
“快走吧，莫要跟此人有联系。”李永说道。
……
朝会。
阁臣翟汝文率先出列：“今奸贼被抓获，有人建议用凌迟之刑，否则不足以泄民众之公愤。臣以为，凌迟有伤天和，不但不可为常刑，便是偶尔为之亦不可。”
刑部尚书柳瑊却说：“不以峻法，如何震慑宵小？蔡攸可不用凌迟，但李彦虽不是六贼，却比六贼之一的杨戬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以凌迟惩处之！”
两人开了个头，其余官员纷纷发表见解。
支持凌迟和废除凌迟者，差不多是五五开。还有一些在和稀泥，认为李彦应该凌迟，但这种刑罚今后必须慎之又慎。
张根一直没发言，朱国祥问道：“首相以为如何？”
张根说道：“凌迟与否，乃是小事，依法办理即可。当务之急，是制定《大明刑统》，使得判案官员有法可依。”
副相高景山今冬患病，身体越来越不好，这次朝会专门给他安排了椅子。
高景山从椅子上站起：“陛下……”
“爱卿坐着即可。”朱国祥道。
“多谢陛下恩典，”高景山又慢吞吞坐回去，“臣以为，张相所言甚是，是该编撰《大明刑统》了。但凌迟之刑，还是应该废除。旧宋也说慎施此刑，最初只用于谋反和采生折割，但熙宁之后就迅速泛滥起来，甚至有因妄言而受凌迟者！”
凌迟出自《荀子》，刚开始并非刑法，用来形容缓缓升高的山坡。
中国自古有很多肉刑，但比较常见的重刑是磔（肢解）。南北朝时达到一个高峰，并且出现了凌迟的雏形。
而到了唐末五代，凌迟之法渐渐成型，并且被割据势力滥用。
北宋初期是慎用此刑的，可一旦开了口子，必成泛滥之势。
都说宋代不杀文官，那是没犯十恶不赦之罪。
熙宁八年，余姚主簿、秀州团练使、秀州医官、河中观察推官……这些文官因涉嫌谋反，不但被判处死刑，而且还是凌迟之刑。
可是，从秦汉一直到北宋，凌迟始终没有写进法律，判起来其实是无法可依的。
南宋才把凌迟写进增补条例，元代才开始写进正式法律。
朱国祥看向儿子：“太子可要说什么？”
朱铭捧着笏板出列：“两位宰相老成持重，臣也觉得应该先定本朝律法。至于凌迟之刑，还是废除为好。真有人想要谋反，凌迟怎能吓阻？在臣看来，砍一刀跟割一百刀，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搞得血肉模糊着实不好看。不如增加一条，犯极重之罪时，家属没有处理尸体之权。此人被正刑之后，尸体必须交给医学院，以供医学生进行解剖。”
这个观点，角度实在刁钻，群臣听了都很迷惑。
而且大部分官员，也对医生解剖尸体无法理解，认为那是对尸体的极大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