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自然能够看出弗林斯的想法，他非常“厚道”的告诉弗林斯：“这种新型步枪和其各种应用技术现在已经在德国取得了专利，不仅仅是德国，英法等国他也注册了专利。世界上不仅仅有一家武器制造公司，我之所以对贵厂这么看重源自于我对贵厂创始人的尊敬，希望贵厂能够谨慎考虑，我很期待你们的最后答复。当然我的期待也是非常有限度的，考虑到中德两国遥远的距离，我可以等上一年的时间，这份图纸你们两人可以带回德国，也许它可以帮助你们来说服你们的老板…”
弗林斯听后也只得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他不明白眼前这个中国少年为什么对自己所设计的枪械会有这么大的信心，毕竟自己的开价已经不低了。尽管他的对手谭延闿开价看上去比他还要低上一些——每生产一支新型步枪将会有三马克的专利使用费，另外附加帮助他在中国建立一家生产无烟火葯的工厂和一家能够生产新型步枪的工厂，在生产机械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不过弗林斯通过施密特的介绍后明白，这种新型步枪将会彻底取代他们正在生产的1888式步枪成为德国军方的重要陆军装备，自己开出的二十万马克的买断价格看似不低，但是德国陆军有多少，每人一支这样的步枪，每支三马克下来想要超过自己的二十万马克丝毫没有悬念，不过这样对毛瑟武器制造厂也有一定的好处——毕竟这个时代的毛瑟工厂实力还并不是很强大，一次性掏出二十万马克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这已经是老板授权给自己的最高价格了。
弗林斯非常赞赏谭延闿的商业嗅觉，就是换作自己要是清楚这种步枪的价值，他也不会接受二十万马克的，更何况这个少年还是中国闽浙总督三公子，家中未必会缺少这二十万马克，这样也就可以非常理解为什么还要有附加条件了，那两个工厂肯定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的。不过生意归生意，这些事情施密特并不在乎，毕竟在这个时代，“技术垄断”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而且就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言，技术保密固然很重要，但还没有提高到后世的高度，列强国家为中国和日本所制造的大型军舰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技术上列强国家还没有像后世西方国家进行技术封锁。
在福州待了半个月的弗林斯和施密特只能够遗憾的离开了，不过他们带走了谭延闿的图纸和承诺，尽管没有达成任何协定，但是谭延闿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对于毛瑟武器制造厂来说，这种步枪无疑是志在必得的——除了每支三马克的专利使用费稍微有些高之外，其余两个附加条件在毛瑟看来并不是什么问题，而恰恰这才是谭延闿最需要的。
想要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事情，在现在看来就必须搞洋务，在这个时代除了鸦片只有洋务产业的利润最为丰厚，而军工产业其特殊性不可能是由个人来操办，必须依附于某个大臣来做，而此时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最佳的选择，两个人都有这个实力来做这种事。谭延闿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是非常有利的——他本身便是闽浙总督的三公子，不用依附于李鸿章和张之洞，紧靠谭钟麟就可以来做成这件事。
谭延闿坚信毛瑟武器制造厂肯定会答应他的开价，即使在专利费用上再次做出让步，只要能够得到无烟火葯和能够制造九八式步枪的机械设备就算达到自己的目标。虽然他有闽浙总督的牌子，但是他依然不准备自己来做这件事，他选择和国内的强力政治势力进行结盟来开办军工产业，这就必须从李鸿章和张之洞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张之洞和李鸿章是对冤家，虽然他知道现在张之洞在湖北大办洋务实业，其中钢铁厂在数年之后由于亏损严重最终转让给了盛宣怀，而盛宣怀和李鸿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件交易中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怎么想的，缺少历史知识的他并不清楚，但是他知道现在这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得罪哪个对自己都没有好处。不过好在枪械重要的是技术上的，李鸿章手中有完备的军工生产设备，张之洞那里也在加紧建设后世鼎鼎大名的湖北枪炮厂，也就是汉阳造的老家，过不了多久两家都可以生产盒子炮和九八式，当然他们还需要为此采购新式的机械加工设备才可以。
为难就为难在无烟火葯选择谁来合作，最终谭延闿选择了张之洞——李鸿章的好运快要到头了，甲午战争摧毁了北洋力量，这是李鸿章得以立足清朝政治的根本，他本人也因为签订马关条约在国内变得声名狼藉，和他走得太近难免要遭受池鱼之殃。谭延闿不敢跟李鸿章划清界限对着干，但是也不能够走得太过亲近，得罪了张之洞对他的未来也没有什么好处——人家可是湖广总督，自己的老家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呐！
出于两边都不得罪的心理，谭延闿把盒子炮和九八式步枪的设计图分别交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不过这两种枪械所发射的子弹都是无烟火葯，他们可以造枪，但是子弹却要从国外进口，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等毛瑟武器制造厂的答复，这点他也在给两人的信中都作了说明。他虽然选择和张之洞进行无烟火葯的合作，但是李鸿章要想自己干他也没有拦着，李鸿章自己去琢磨怎么弄到无烟火葯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吧。
1892年，谭延闿就这么轰轰烈烈的走过，当然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光绪十八年还要等两个月才算过去。他知道这个时代的中国备受欺凌，所以他也没有想着出去看看，除了戒毒所、总督府侍卫训练营之外，他很少走出总督府。不过在福州城、闽浙两省、他的家乡湖南、甚至是全国来说，知道谭延闿名字的人并不少，由于戒毒丸的因素使得他能够以十五岁的年龄闻名全国，甚至慈禧太后都在宫中称赞谭钟麟生了好儿子，是大清未来的栋梁之才，这是他所从未想过的。
对谭延闿最满意的人莫过于他的父亲谭钟麟，儿子在学术上日益精进，颇得老师的称赞，书法文章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虽然谭延闿办了许多事，但是他却很少出总督府，也不和外面的闲人交往，这正合了谭钟麟的心意，可以说儿子中规中矩一切都在按照他所期望的那样发展，甚至发展的程度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也使得他认为家族中终于有个能够顶大梁的后人出现了。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十二篇，以告闽浙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
这一天是光绪十八年腊月初三，谭延闿终于完成了他的大作《劝学篇》十二篇，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盗版加原创——盗版了历史上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是盗版，但是这也是谭延闿的原创——他只知道历史上张之洞的《劝学篇》一共二十四篇，中心思想便是“中体西用”，除了这两样是盗版之外，《劝学篇》的内容可是实打实的原创，这也拜冯文郁附身前的谭延闿学术功底扎实，再加上附身之后谭延闿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大增，有了冯文郁的见识和对后世历史的知识，写出这十二篇《劝学篇》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情无志，空言元用，孤陋不通，做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衶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日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好！好！好！”谭钟麟手中拿着书稿边读边称赞道。
虽然谭延闿有很多事情，但是谭钟麟对于他的学问一直都没有放松，每隔几天都要亲自来考问儿子的学问，儿子该交的文稿一样不少，所联系的字帖数量更不能少。如果让谭钟麟还有些不太满意的便是儿子的诗词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做出来的诗词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不过想到自己儿子的年龄，他也就释怀了。不过今天在他来照例来考问谭延闿学问的时候，没有想到儿子居然给他交上来一份厚厚的书稿——《劝学篇》，这实在是让他太震惊了，急急打开翻看后，他对《劝学篇》非常称赞，对于儿子更是大加赞赏，弄得旁边的几个兄弟脸上都有些惭愧了，至于那些“长辈”更是一脸阴云。
谭延闿以“庶出”的身份凭借着其聪明才智渐渐获得了谭钟麟的赞赏，直到现在谭钟麟的表现越来越显示出想把这一族之长传给谭延闿，这些都是“长辈”们看在眼中的。不过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办法，毕竟老三的作为他们也是看在眼中的，再看看自己的儿子，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
“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劝学篇》得到这个时代的人和有识者的认可，谭延闿在文中非常保守的评价了中西学术体系，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中西之学的主辅、体用关系，强调中学高于西学，大于西学，“包罗”西学，而且还特意点明“西学中源”的奥义：“西学”之种种优长，无非是“中学”固有而“失传”者，今日不过“还之”老家而已。在谭延闿自己看来这一番辩证，活脱脱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那种既排斥、又汲纳，既怀歆羡之情，又抱虚骄之态的矛盾状况，而这正是还没有放弃“华夏中心主义”的“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心态。
首先是“接纳”，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虽然这具身体是谭延闿的，但是思想却是冯文郁的，冯文郁的性格主导了这具躯体。相对于“急风暴雨”的做法，谭延闿更喜欢“和风细雨”、“无声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策略，尽管这本书稿中的一些话语说出来连谭延闿自己都觉得有些恶心，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被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接受，尤其是能够被晚清的统治高层所接受，这对他而言就足够了。
北洋舰队虽然没有一艘舰船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但是凭借着其规模站稳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位置。谭延闿知道在甲午战争前这段时间，不要说日本，就是西方众多列强看在北洋水师的面子上，对中国还是有点戒备的，在这个时期暴力来解决中国问题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不仅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如此，更何况谭延闿压根就没有“革命思想”，想要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在他看来唯一的便是做些实业——在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汇——“洋务”
谭延闿写出《劝学篇》其实就是为“洋务”张目的，其中也隐隐体现出了一丝“变法”的味道。对于晚清的政治，通过谭钟麟的灌输，现在的谭延闿对此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虽然不能像后世的教科书中“洋务派”和“清流派”分得那么清楚，但是也可以这么做区分。《劝学篇》不仅是为洋务派说话，更多的是在理论上为发展“洋务”从经史典籍中找到儒家理论的根据，最大限度的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一观点，能够让有志开展洋务的开明官员在舆论上少点政治风险。
“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到：‘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能便是‘中体西用’最早的说法了。组安，你这《劝学篇》对‘中体西用’阐述的最为清楚，不过这本书你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刊印！”谭钟麟捋着胡子笑着慢慢说道。
“父亲，这是为何？！”谭延闿恭敬的问道。
谭钟麟摆摆手，将厅堂内的其他人都给支了出去，谭延闿的“长辈”和兄弟们尽管有些不愿意，但是面对老头子在这个大家族中的权威，不得不退了下去。谭钟麟对于事情分得极为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公开谈，哪些事情只能够独自对谈，即便是面对家人也不例外，这是他治家为官一直所尊崇的。谭延闿的几个兄弟在谭钟麟眼中并没有什么“嫡出”、“庶出”的区别，每一个儿子都得到同样的教育，他都给予同样的机会来锻炼，不过能不能做好就看他们个人的本事了。谭延闿在他们兄弟之间脱颖而出，在政事上处理能力也远超他的兄弟，这凭得是本事，没有什么偏袒之说。
谭钟麟宦海浮沉数十年，尽管他的仕途在一般人眼中是极为顺利，羡慕也好、嫉妒也罢，这全是靠他自己本事打拼下来的。为官数十年他比谁都知道官场的残酷，自己的儿子如果有本事他可以培养提拔，但是若是本事不够，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只有在家中做个富家翁就可以了，连捐官都不可以，否则官场险恶，难保不会站错队伍连累整个家族一起受难。
也许谭钟麟的这种思想非常走极端，但是从出身贫苦旧知识分子之家一步步走上封疆大吏之路，这其中的艰辛告诉他——只有最优秀的人才可以走上为官之路！谭钟麟走到今天也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来就是守成，至于开拓未来则是自己的儿孙辈的事情了，他自己也是知进退的达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对此并不勉强，也没有什么留恋。